从根本上说，中西方建筑艺术的差异首先来自于材料的不同：传统的西方建筑长期以石头为主体；而传统的东方建筑则一直是以木头为构架的。
这种建筑材料的不同，为其各自的建筑艺术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
不同的建筑材料、不同的社会功用，使得中国与西方的古典建筑有了不同的“艺术语言”。
不同的语言，表达着不同的思想，流露出不同的情感；不同的建筑，承载着不同的文化，体现着不同的信念。
西方的石制建筑一般是纵向发展，直指上苍的。
这样一来，能否将高密度的石制屋顶擎入云霄，便成为建筑艺术的关键所在，而执行这一任务的柱子也便成了关键中的关键。
所以，西方建筑的“基本词汇”是柱子，即那些垂直向上、顶天立地的石头。
如果说柱子是西方建筑艺术的“基本词汇”，那么屋顶则是其“主要句式”。
屋顶的不同，导致了其风格类型上的差异，如希腊式、罗马式、拜占廷式、格特式、巴洛克式等等。
与西方的石制建筑不同，中国古代的木制建筑以斗拱为“基本词汇”。
所谓斗拱，是将屋檐托起的交叠的曲木，它可以将纵向的力量向横向拓展，从而构造出多种多样的飞檐。
同西方建筑的屋顶一样，作为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句式”，飞檐也有许多类型，或低垂，或平直，或上挑。
其不同的形式制造出不同的艺术效果，或轻灵，或朴实，或威严。
不仅亭、台、楼、阁都要用飞檐来标明自己的身份，表达自己的情感，而且飞檐的高低、长短往往会成为建筑设计的难点和要点。
正所谓“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飞檐的设计必须恰到好处才能显得轻灵而不轻佻，朴实而不机械，威严而不呆板。
还有就是中国人对建筑的态度是以新为贵，而外国人则对古老建筑充满尊崇与敬意。
还有就是西方建筑充满着宗教神秘主义的情绪，而中国的建筑则是儒家文化的反映。
中西建筑形式上的差别，是文化差别的表现，它反映了物质和自然环境的差别，社会结构形态的差别，人的思维方法的差别以及审美境界的差别。
1. 建筑材料的不同，体现了中西方物质文化、哲学理念的差异。
从建筑材料来看，在现代建筑未产生之前，世界上所有已经发展成熟的建筑体系中，包括属于东方建筑的印度建筑在内，基本上，都是以砖石为主要建筑材料来营造的，属于砖石结构系统。
诸如埃及的金字塔，古希腊的神庙，古罗马的斗兽场、输水道，中世纪欧洲的教堂……无一不是用石材筑成，无一不是这部“石头史书”中留下的历史见证。
唯有我国古典建筑(包括邻近的日本、朝鲜等地区)是以木材来做房屋的主要构架，属于木结构系统，因而被誉为“木头的史书”。
中西方的建筑对于材料的选择，除由于自然因素不同外，更重要的是由不同文化，不同理念导致的结果，是不同心性在建筑中的普遍反映。
西方以狩猎方式为主的原始经济，造就出重物的原始心态。
从西方人对石材的肯定，可以看出西方人求智求真的理性精神，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强调人是世界的主人，人的力量和智慧能够战胜一切。
中国以原始农业为主的经济方式，造就了原始文明中重选择，重采集，重储存的活动方式。
由此衍生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哲学，所宣扬的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天人合一”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揭示，自然与人乃息息相通的整体，人是自然界的一个环节，中国人将木材选作基本建材，正是重视了它与生命之亲和关系，重视了它的性状与人生关系的结果。
2. 建筑空间的布局不同，反映了中西方制度文化、性格特征的区别。
从建筑的空间布局来看，中国建筑是封闭的群体的空间格局，在地面平面铺开。
中国无论何种建筑，从住宅到宫殿，几乎都是一个格局，类似于“四合院”模式。
中国建筑的美又是一种“集体”的美。
例如；北京明清宫殿，明十三陵，曲阜孔庙即是以重重院落相套而构成规模巨大的建筑群，各种建筑前后左右有主有宾合乎规律地排列着，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结构形态的内向性特征，宗法思想和礼教制度。
与中国相反，西方建筑是开放的单体的空间格局向高空发展。
以相近年代建造、扩建的北京故宫和巴黎卢浮宫比较，前者是由数以千计的单个房屋组成的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建筑群体，围绕轴线形成一系列院落，平面铺展异常庞大；后者则采用“体量”的向上扩展和垂直叠加，由巨大而富于变化的形体，形成巍然耸立、雄伟壮观的整体。
而且，从古希腊古罗马的城邦开始，就广泛地使用柱廊、门窗，增加信息交流及透明度，以外部空间来包围建筑，以突出建筑的实体形象。
这与西方人很早就经常通过海上往来互相交往及社会内部实行奴隶民主制有关。
古希腊的外向型性格和科学民主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古罗马，还影响了整个西方世界。
同时，如果说中国建筑占据着地面，那么西方建筑就占领着空间，譬如罗马可里西姆大斗兽场高为48米，“万神殿”高43.5米，中世纪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其中央大厅穹窿顶离地达60米。
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圣彼得大教堂，高137米。
这庄严雄的建筑物固然反映西方人崇拜神灵的狂热，更多是利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成就给人一种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
3. 建筑的发展不同，表现了中西方对革新态度的差别。
从建筑发展过程看，中国建筑是保守的。
据文献资料可知，中国的建筑形式和所用的材料3000年不变。
与中国不同，西方建筑经常求变，其结构和材料演变得比较急剧。
从希腊雅典卫城上出现的第一批神庙起到今天已经2500余年了，期间整个欧洲古代的建筑形态不断演进、跃变着。
从古希腊古典柱式到古罗马的拱券、穹窿顶技术，从哥特建筑的尖券，十字拱和飞扶壁技术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代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无论从形象、比例、装饰和空间布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这反映了西方人，敢于独辟蹊径，勇于创新的精神。
4. 建筑价值的不同，显现中西方审美观念的异殊。
从建筑的价值来看，中国的建筑着眼于信息，西方的建筑着眼于实物体。
中国古代建筑的结构，不靠计算，不靠定量分析，不用形式逻辑的方法构思，而是靠师傅带徒弟方式，言传手教，靠实践，靠经验。
我们对于古代建筑，尤其是唐以前的建筑的认识，多从文献资料上得到信息。
历代帝王陵寝和民居皆按风水之说和五行相生相克原理经营。
为求得与天地和自然万物和谐，以趋吉避凶，招财纳福，在借山水之势力，聚落建筑座靠大山，面对平川。
这种“仰观天文，俯察地理”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
古代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首创的几何美学和数学逻辑，亚里士多德奠基的“整一”和“秩序”的理性主义“和谐美论”，对整个西方文明的结构带来了决定性的影响，一切科学和艺术，它们的道路都被这种理念确定了命运。
翻开西方的建筑史，不难发现，西方建筑美的构形意识其实就是几何形体；雅典帕提隆神庙的外形“控制线”为两个正方形；从罗马万神庙的穹顶到地面，恰好可以嵌进一个直径43.3米的圆球；米兰大教堂的“控制线”是一个正三角形，巴黎凯旋门的立面是一个正方形，其中央拱门和“控制线”则是两个整圆。
甚至于象园林绿化、花草树木之类的自然物，经过人工剪修，刻意雕饰，也都呈献出整齐有序的几何图案，它以其超脱自然，驾驭自然的“人工美”，同中国园林那种“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自然情调，形成鲜明的对照。
早在2000年前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就在他的著名《建筑十书》中提出了“适用、坚固、美观”这一经典性的建筑三要素观点，被后人奉为圭臬，世代相传。
17世纪初建筑师亨利·伍登提出优秀建筑物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坚固、实用和欢愉。”西方人把“坚固”和“实用”作为评价优秀建筑物的第一和第二原则。
因而当中国古老的建筑物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毁坏或“烟消云散”的时候，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古埃及的建筑依然完好地保存着，用实物体形象演绎着自己的文化。
通过对中西方建筑的比较可见出中西方在观念文化上，制度文化，物质文化上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