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民对藏传佛教八大神山之首梅里雪山心存敬畏，认为神山只能看，不能攀。
1990年底，中日联合登山队计划登顶，神山连日突降暴雪。
1991年1月3日，梅里雪山大雪崩，致使主力队员全军覆没，造成中国登山史上最大的山难。
梅里雪山终年云雾缭绕，在云南德钦县，能瞻仰梅里雪山全貌是运气，更是缘，有时苦等数十天也难得一见。
在17勇士纪念碑揭碑仪式当天，漫天鹅毛大雪，天空阴霾，无法看到卡瓦格博峰，这让家属团更加悲痛欲绝。
长眠神山的中国登山运动员王建华的妻子翁彩琼对着云中的雪山大声呼喊：“王建华，我看你来了！”其他家属也跟着呼喊自己亲人的名字。
奇迹突然发生了，云雾散开，卡瓦格博神山露了出来，在太阳下金光灿灿，所有亲属激动得大哭。
十多分钟后，云雾重新合拢，让在场的人无不惊异。
“我们是普通人，也是唯物论者，但那天突然迸发的美丽让我震惊，更让我感动。”翁彩琼说。
1997年国家颁布法令，鉴于梅里雪山在藏民心中的地位，禁止攀登。
“时未可为，则圣哲亦终无成，时可为，则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
——曾国藩
各位书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一起共读第七章《曾国藩的风水、相面、算卦和天命》，在开始共读之前，请大家思考三个问题：
1.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是什么？
2.曾国藩怎么从唯意志论到“天命论”的？
3.曾国藩对神秘文化感兴趣的终极原因是什么？
近代以前的中国人几乎没有完全不“迷信”的。
曾国藩成长于一个充满迷信的环境，从小听惯了鬼神附体、风水发家的故事。
“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是他头脑中的宇宙图景。
理学认为，万物都是由太极之气演化而成，既然人死后“灵气”并不会马上消灭，那么必然会存在于空中某处。
朱熹认为，在一个能藏聚天地祥和灵秀之气的地方建设住宅或者坟墓，对生人的精神状态和死者的灵魂安宁都会有良好的影响。
曾国藩的世界观基本建立在程朱之上，也因此接受了朱熹的风水理论，他相信鬼神，也讲究风水。
在京官生涯中，风水吉凶方面的考虑是他其中几次搬家的重要原因。
这一阶段曾国藩对风水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谈不上笃信。
直到选择祖母坟地，素来不信风水的祖父选定的地方，没得到几个兄弟认可，却居然是上吉之地，曾家家运得以顺风顺水。
于是曾国藩开始深信风水，并认为风水乃是天授，非人力所能强求。
然而，咸丰八年曾国藩再度出山之后不久发生的一件大事又使他对风水之说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当时湘军刚刚攻下九江，军机颇顺，曾国藩原以为可以顺流东下，迅速消灭太平天国。
不料扶乩得到了一个非常不吉利的“败”字，关系到天下大局，也关系到曾家自己的家运。
之后湘军在三河战役中遭遇惨败，悍将李续宾部被全歼，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横死于乱军之中，曾国藩才恍然大悟此“败”字何指。
这件事使曾国藩相信，冥冥之中，“风水”之上，有更神秘、更有力的“天命”存在。
风云之变幻，祸福之旦夕，命运之无常，自身之渺小，中国人是世界上命运感最强的民族之一。
青年时代的曾国藩其实是“人定胜天”主义者，非常推崇意志的力量。
他相信，人的命运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凭借自己的意志力量，可以脱胎换骨成为完人，可以在大清王朝的生死关头，只手挽回社稷、再造乾坤。
这种唯意志论的信念，支撑他穿越了本不可能穿越的重重艰险，以一介书生，赤地立新，创立起湘军。
湘军连获胜仗，曾国藩更是予智予雄对自己的主观能动能量相当自负，以为“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但是从经历咸丰七年被皇帝罢黜回家的大挫折和咸丰八年曾国华之丧以后，“天命”二字开始出现在曾国藩的词典中。
他翻阅历史，古人形形色色的命运给了他无数的感慨。
很多时候，人的努力和收获是不成比例的，包括他自己，一生也有太多想不到。
二十八岁之前，他考秀才考了七次才成功，考进士也落榜两次。
二十八岁之后，他中进士点翰林，十年七迁，跃升十级，三十多岁就成了二品大员。
当年的同学里，比他聪明俊秀的不在少数，仕途成绩如此出色，难道仅仅是自己的主观奋斗，而没有上天的安排吗？
在太平军攻入湖南前，他从来没有想到这辈子还会领兵打仗，并且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一次农民起义战争中另一方的第一主角。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这八个字在战争中让人体会得最深。
曾国藩恍然发觉，人生不过是一股水流，流到哪里完全是由地形决定。
曾国藩悟到，人力其实是很弱小的，把心胸放大到宇宙世界层面，人间小小荣辱风波不值一提，于是不再像以前那样一味执著功名。
对于自己一生功业，曾国藩以“运气”总结之，他越来越认同，环境和时机远比人的努力重要，再顽强的意志，也冲不破某种客观限制，这一悲怆的宣告，实际上是曾国藩晚年悲观心理的一种体现。
他用尽一生精力换来的“同治中兴”不过是一片虚假繁荣，他遵循圣人之道一丝不苟地苦学苦修，却并没有达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
他眼看着神州不断陆沉，却无能为力，晚清朝廷上下一如既往的昏聩混乱，时世沧桑人心难复。
然而，即使如此深信天命，曾国藩一生却很少当众谈论这个话题。
因为他笃信，虽然天命决定一切，但是圣人们还是要自欺欺人地提倡人定胜天，“志之所向，金石为开”，就是他晚年用来勉励年轻人的。
“知其不可而为之”，饱受病痛缠身之苦的曾国藩仍然为挽回清王朝江河日下的颓势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劳心苦力，片刻不休，可谓“拼命报国，侧身修行”。
朋友冯树堂曾为曾国藩找到了一处风水极佳之处，葬于此地，据说可保家族兴旺，万年不衰。
出乎人们预料的是，曾国藩断然拒绝了这个选择。
因为如果葬在这里，也许可保曾氏一族文风大盛，却可能影响湘乡县别的家族人才继起。
“天道忌巧，谦退不争，不伎不求”，这就是晚年曾国藩的世界观，以天命说为本，信风水敬鬼神，但是不再执着，很多事都无可无不可。
曾国藩之精通相术，与他的识人之明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自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只是来看一些简单的事实。
相面术在中国源远流长。
起于春秋，历代著名的相人专家层出不穷，及至明清，相面摊遍及城乡，相面术成为影响中国人生活的一种重要方术。
在晚清政治高层人物中，以相术择人更是成为一种风气。
晚年曾国藩每接见生人，有一个特殊的习惯：先不说话，而是盯着客人，从上到下看上几分钟。
曾国藩发现人才之多，影响之大，史上确实无人可与匹敌。
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郭嵩焘、沈葆桢、丁日昌、杨岳斌、彭玉麟等晚清风云人物，都得到过曾国藩的荐拔。
出身曾氏幕府位至巡抚、总督者多达三十余人，这种盛况在中国历史上十分罕见。
作为一个理学家，曾国藩一生对《易经》十分重视，用力至勤，至少五次通读《易经》。
他从这部古老的经典中不但读出了辩证法，读出了大量为人处世的道理，也学会了算卦。
曾国藩请人算过卦。
他自己也会算卦。
每当军事进退两难之际，他常用算卦来推测吉凶。
曾国藩与中国神秘文化的关系也说明，曾国藩穷尽了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精神资源。
曾国藩身上肩负的任务太重了。
他要指挥战斗，治理地方，修身齐家，内圣外王。
他要维持社会的秩序，指引国家方向，重建世道人心。
对于这些，仅仅传统经史子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空疏教条是不够的。
曾国藩以最广阔的胸怀和最勤苦的态度去对待古人留下的智慧，他一生浑厚、开阔，于书无所不读，无所不包。
曾国藩收集分析着他能接收到的一切信息，从中厘取有用的成分，实事求是，思维保持着流动、敏锐、积极的状态。
神秘文化一方面告诉他命由前定，另一方面又启示他宇宙的规律可以索解，人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由自己把握。
同时，“命运”之说，对他开拓胸襟、看淡功利，在极度困难痛苦之际的超拔穿越，更是起了巨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自己一生的复杂历练，曾国藩坐在书斋中读一辈子《易经》，也不会有什么所得。
曾国藩借《易经》经典名句“盈虚消息之理”，得出了“一分为二”的观点，谦虚谨慎，自强不息。
“人生有可为之事，也有不可为之事。
可为之事，当尽力为之，此谓尽性；不可为之事，当尽心从之，此谓知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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