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吉的生年无确切记载，估计生于梁武帝（502～549在位）中期，公元520年～530年左右。
据《北史》本传：“江陵覆亡，归于魏，为仪同。”梁都江陵陷落于北朝西魏恭帝二年（555）；《隋书》本传所谓“江陵陷，遂归于周，为仪同”的记载，在“归于魏”或“归于周”的时间上略有偏差，应以《北史》为准（《通志》亦同于《北史》）。
“仪同”，仪同三司的略称，谓同三公之仪制，始于东汉。
魏晋时代，武官凡将军开府者，称“开府仪同三司”；文官光禄大夫以上，亦并得仪同三司。
“仪同”是一种“散官”，即官职等级的称号，与职事官（实官）所任职务的称号相对而言；径称“仪同”，包含某种荣誉性质，由“崇官盛德，罢剧就闲者居之。”西魏仿《周礼》设官，废尚书省以下诸司；仪同三司位居从一品，是很高的荣誉衔。
“萧氏定著二房，一曰皇舅房，二曰齐梁房”，萧吉是梁武帝齐梁房的嫡系，在梁朝时已有相当高的政治地位。
恭帝三年十二月，西魏禅位于北周（557～581），萧吉继续在朝廷任职，位望通显，并有专折议事之权。
《北史》本传称：“周宣帝时，吉以朝政日乱，上书切谏，帝不纳。”北周宣帝宇文赟（578～579在位）是一个极端荒唐的昏君。
《周书》卷七《宣帝纪》对他口诛笔伐：“昏虐君临，奸回肆毒；善无小而必弃，恶无大而弗为。
穷南山之简，未足书其过；尽东观之笔，不能记其罪！”如此德行的皇帝，当然不会接受“胜国旧臣”萧吉的劝谏。
附带指出，与萧吉同时的庾信入仕北周后常有乡关之思，因作《哀江南赋》以寄其意，自伤欲归不得。
而萧吉对故土好像没有这样深厚的感情。
周宣帝在位两年，一病呜呼，年仅22岁；其子宇文阐即位，是为周静帝（579～581在位）。
静帝是一个7岁的娃娃，军政大权完全掌握在外戚杨坚手中。
仅仅两年，杨坚就取宇文氏而代之，建立了隋朝，萧吉从此又成了隋朝的文臣。
《北史》本传：“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上仪同”，即“上仪同三司”。
隋朝的“仪同”级别低于北朝，为正五品，“上仪同”为从四品。
隋朝开国，“进”萧吉为上仪同，至少在名义上是擢升了，或许这也是考虑到他在周宣帝时曾有清流搏击的表现。
“本官太常”，为萧吉担任的实官。
职掌类似《周礼》春官小宗伯，包括正三品的太常卿，正四品的太常少卿，下有主簿、博士、太祝、奉礼郎、协律郎、两京郊祀署等职，具体负责陵庙、群祀、礼乐、仪制、天文、术数、衣冠等礼仪事务；该职一向“以忠谨孝慎者居之”。
萧吉在太常任内考定“古今阴阳书”，属于本职正办。
按“古今阴阳书”，不是指一部专著，而应是指此前流传下来的各种阴阳类文献，如《杂阴阳》、《泰一阴阳》、《黄帝阴阳》、《黄帝诸子论阴阳》、《诸王子论阴阳》、《太元阴阳》、《三典阴阳谈论》、《阴阳遁甲》、《阴阳婚嫁书》、《嫁娶阴阳图》等。
但其“考定”的成果，则与我们看到的这部《五行大义》的内容有直接关联。
关于这一点，下面还将作详细说明。
萧吉入隋后一段时间内政治上不太顺利。
《北史》本传说：“吉性孤峭，不与公卿相浮沉，又与杨素不协，由是摈落，郁郁不得志。”“性孤峭”不是主要原因，“与杨素不协”才是问题的关键。
杨素是隋朝元勋，不会看得起三易其主的萧吉；在一贯负手向天的杨素面前，萧吉也不能不觉得气短，因此，只能闭门读书，以求一逞。
不过，萧吉“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的特长，终于为他提供了机会。
他发现隋文帝“好徵祥之说，欲乾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
开皇十四年（594），萧吉上文帝书，投其所好，大谈符命徵祥，显然是萧吉“考定古今阴阳书”所获心得的一部分。
全文如下：
开皇十四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为冬至。
来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为元日。
冬至之日，即在朔旦。
《乐汁图徵》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祚。”今圣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庆一也。
辛酉之日，即至尊本命。
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为本命，与月合德，而居元朔之首，此庆二也。
庚申之日，即是行年。
乙德在庚，卯德在申，来年乙卯，是行年与岁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庆三也。
《阴阳书》云：“年命与岁月合德者，必有福庆。”《洪范传》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经书并谓三长，应之者延年福吉。
况乃甲寅蔀首，十一月阳之始，朔旦冬至，是圣王上元。
正月是正阳之月，岁之首，月之先；朔旦是岁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会。
而本命为九元之先，行年为三长之首，并与岁月合德。
所以《灵宝经》云：“角音龙精，其祚日强。”来岁年命，纳音俱角，历之与经，如合符契。
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
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
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庆四也。
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庆五也。
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
上书中有许多文句或文意复见于今本《五行大义》，如“辛德在丙”、“酉德在寅”、“乙德在庚，卯德在申”之说，见于《五行大义》卷二“第七论德”关于“十德”的论述；“行年，与岁合德”之说，见于卷五“第二十三论诸人”之二“论人游年年立”关于“年立即是行年”的论述；“甲寅、乙卯天地合”之说，见于卷二“第八论合”关于“五合”的论述。
《乐汁图徵》，即今本卷三所引之《乐纬·汁图徵》篇，《隋书·经籍志》有《乐纬》三卷，宋均注，已佚。
本传所引与《五行大义》所引，同为该书之佚文。
《阴阳书》或为专书，或为同类文献之泛称，难以确定，今本卷二有《季氏阴阳说》。
《洪范传》即刘向所著《尚书洪范五行传论》，今本卷五引为《洪范五行传》。
《灵宝经》不知为何书，也不见于今本《五行大义》。
《通志略》艺文略第五道家类著录有《灵宝经目序》一卷（陆修静撰）、《灵宝度人经》一卷（作者不详）、《灵宝五星秘授经》一卷（作者不详）、《灵宝玄微妙经》一卷（作者不详）等，都可略称为《灵宝经》。
道教教派中也有一个创建于东晋末年的“灵宝派”。
安帝隆安年间（402年左右），葛洪族孙葛巢甫附会引申，作《灵宝经》三十余卷，并胪列了一个上自元始天尊，下至葛云及其后嗣的传经系统。
至南朝刘宋时，陆修静进一步增修，创制了灵宝派斋醮科仪书一百余卷。
从萧吉的学问修养和知识系统来看，他引证的如是这类著作也并不奇怪。
由于这份上书与《五行大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因此日本学者中村璋八推测，萧吉向文帝的上书很可能就是《五行大义》，而上书之年的594年，也就是《五行大义》的创作之年。
萧吉“考定古今阴阳书”导致了594年的上书，而且上书与《五行大义》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若以上书等同于《五行大义》，或以594年为成书之年，其理由还有待商榷。
上书颂扬帝、后与日月岁命合德，不仅是对帝、后个人的捧场喝彩，更重要的是论证统一王朝所拥有的最高的合法性基础。
“帝受周禅，恐民心未服，故多称符瑞以耀之，其伪造而献者，不可胜计。”萧吉的周密推理、广征博引，比一般俗人的妄称滥冒高明得多，自然深得帝心，因此 “上览之悦，赐物五百段”；虽远不够丰厚（当时文帝出手豪阔，赏赐动辄千段、数千段），但已表示了皇帝初步的信任，对萧吉政治地位的改善，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从上书内容所及也可以看出，萧吉面壁十年，“考定古今阴阳书”，在阴阳术数领域内成绩斐然，已能融会贯通，有了很深的造诣。
《五行大义》资料的积累和初稿的编撰，很可能就开始于这一时期（584～594），何时完成则难以估计。
不过，《五行大义》既不避“坚”讳，也不避“广”讳，至少可以说明594年所上之书不是《五行大义》，最多只是《五行大义》的一些节录。
《五行大义》作为一部完整的著作，其阅读对象肯定不是隋朝的皇帝。
已入老境的萧吉凭靠在当时已经算不得显学的阴阳术数、五行终始之说，毕竟当不成“帝师”，隋文帝晚年深信的是佛道鬼神；对于萧吉来说，他总结考定历代阴阳五行学说，与当下的功利需求似乎没有直接的关系。
根据记载，萧吉直接参与了隋朝宫廷围绕着皇位继承而展开的激烈较量。
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
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于宣慈殿设神坐。
有回风从艮地鬼门来，扫太子坐。
吉以桃汤苇火驱逐之，风出宫门而止，谢土于未地。
设坛为四门，置五帝坐。
时寒，有虾蟆从西南来，入人门，升赤帝坐，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
上大异之，赏赐优洽。
房陵王，杨勇死后追封的爵号，此时虽居太子位，但已出现了继承危机。
文帝“恩宠始衰，渐生疑阻”，独孤皇后、杨素也已达成了联手推动废立的默契。
《隋书》卷四五《杨勇传》称太子对种种于己不利的危险迹象颇有察觉，但只是“忧惧，计无所出”。
他召新丰人王辅贤占候（造诸厌胜），在后园建造屋宇卑陋的庶人村等等，在政治上得不偿失，反落下心存怨望的口实。
他对文帝报告说“东宫多鬼魅，鼠妖数见”，也表现出心乱如麻的精神状态。
萧吉主持的“东宫赶鬼”，是一出闹剧，使太子的形象大受损害。
本传称萧吉：“又上言，太子当不安位。
时上阴欲废立，得其言，是之。
由此每被顾问。”
萧吉又奉文帝之命参与了隋宫廷几次丧葬典礼的安排。
文帝对他的意见虽很器重，但并非言听计从。
本传：
及献皇后崩（按，仁寿二年，602年），上令吉卜择葬所。
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
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
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
正如我家墓田，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
能说出“吉凶由人，不在于地”的话的皇帝，毕竟不是昏君。
短短数语，虽然缓缓道来，其实暗藏深意，语气相当严厉。
表态之后，“竟从吉言”，既说明文帝通情达理，不拂老臣的面子，又表明对“卜择葬所”之类“游戏”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手腕非常高明。
萧吉知道文帝虽然对自己假以辞色，但十分勉强，因此一直到次月，还试图用一些神奇的旁证来加深文帝对皇后墓地风水的印象。
他呈一奏表，称：
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
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
同见者十余人。
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
上大悦。
萧吉编出这番“神话”，用心可谓良苦。
皇后墓地建好以后，文帝准备亲自送殡。
萧吉上奏劝谏：
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冈（按，《通志》作“罡”）临卯酉。
谨案《阴阳书》，不得临丧。
上不纳。
这一次文帝不再掩饰己意，而是很干脆地拒绝了萧吉的建议。
风水既然好得无以复加，文帝亲自为甘苦与共的结发原配送葬又有何不可？于情于礼，萧吉的看法都不免离谱。
但实际上，萧吉却另有难以直抒胸臆的苦衷。
《北史》本传称萧吉退出宫廷后，对他的族人萧平仲说了一段很值得捉摸的话：
皇太子（按，杨广）遣宇文左率（按，宇文述，时任左卫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
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
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记之曰：“后四载，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气应，上又临丧，兆益见矣。
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当有真人出矣。
吾前绐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世二运也。
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此番剖陈说明了几点，一，萧吉与杨广之间早有默契。
太子废立完成于开皇二十年（600）十一月，据萧吉自称，他在这之前就已经很深地卷入了这场宫廷剧变的酝酿，且属于晋王一党。
二，仁寿二年（602）萧吉奉文帝之命为独孤皇后卜择墓所，所谓“历筮山原⋯⋯具图而奏之”云云，实际是在借花献佛。
萧吉受已立为太子的杨广的密托，选择一块务必使他“早立”的葬母之地，代价是杨广即帝位之后，当以富贵相报”。
萧吉所选墓地的风水，保证杨广四年以后可登大宝。
三，萧吉此前力劝文帝不必亲自为皇后送葬的真实理由，原来并不是什么“本命辛酉”，而是因为皇后墓地风水的气运已经应验，文帝如临丧，显示的将是葬隋之兆！杨广立储两年，真面目逐渐显露，已令众多竭诚拥立者心寒，萧吉所说“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反映的可能也是这一上当以后的恍然大悟。
四，萧吉关于皇后墓地风水之利，可保隋朝国运“卜年二千，卜世二百”的评语，是文帝同意按图建墓的理由。
萧吉亲自揭穿了这一评语的秘密，原来那是“绐云”，也就是蒙骗皇帝的假话。
“二千”，可拆为“二丿十”，合观即为“三十”二字；“世二百”，《隋书》谓“三十二运”，《北史》、《通志》谓“取世二运”，《通鉴》引为“取世二传”，因“世”可拆为“卅”，“二百”也可拆为“三十二”。
萧吉以拆字法自我营造了一个高明的“预言者”的形象，虽然不能不说是相当的勉强。
杨广即位后（605），萧吉官升一级，“拜太府少卿（按，正四品），加位开府”。
在这之后一年左右，萧吉在任上去世，时间估计在公元606年前后。
这样，萧吉享年约在75岁上下。
在他死后，皇帝对他又有所表彰。
在今本《五行大义》的自序中，记录了他的最后官衔为“上仪同三司城阳郡开国公”，按官品为从一品，这显然是属于“哀荣”的追封，而非实授。
由此也可见出萧吉在炀帝心目中的真实地位。
萧吉的一生，身经四朝十五帝，有着罕见的丰富阅历。
青年时昂首为齐梁宗室子弟；中年易帜入仕北朝，锋芒不减；老年时却偃首低眉成了隋帝的忠臣与弄臣，与闻密谋，充当鼓手。
虽然头脑可能一直很清醒，亦为自己留下了申辩的余地，但终究有亏清誉。
在很多方面，写了《五行大义》的萧吉都颇似西汉末年写了《五行传》的刘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