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从高祖李渊到哀帝李柷，共21位皇帝，除最后的昭宗李晔葬河南偃师，哀帝李柷葬山东荷泽外，其余19位皇帝死后都葬在关中，因武则天和高宗合葬，共有18座陵墓，俗称“唐十八陵”。
这些陵墓都分布在渭水以北的黄土高原及北山地区，西起乾县、礼泉，东经泾阳、三原、富平，东止蒲城凡6县约150公里。
若以长安（今西安）为扇轴，从乾县的乾陵到蒲城的泰陵展开102度的扇面：则汉代九陵，皆在此扇面的下半幅；唐十八陵，皆高居扇面的上半幅；由此可见汉唐国势雄巍壮丽的博大气概。
古代选择陵地称“卜陵”，风水龙脉是主要条件，所谓风水龙脉并没有一定的标准，只不过是选择山势地形较好的地方为陵地。
唐十八陵各个陵地的选择大致如此。
其山势地形大都前瞻广阔的关中沃野，与秦岭遥遥相望，后枕巍峨的山峰丘峦，群峰起伏，蜿蜒如蟠龙一般，山川壮丽，气象万千，均为标准的风水宝地。
唐十八陵的规模大小、陵墓形制均不相同，石刻种类和数量也有差别，陵园设置也各有异，但它们都反映了近300年的历史中各个不同阶段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以及唐代陵寝制度的特点。
唐朝帝陵的形制，可分为两种：
一种是积土为冢。
系仿照秦汉陵墓所建，封土高大，形如覆斗。
即选择高阜之地，从地面向下深凿墓室，墓室古代称“方中”，地面以上的封土称“方上”。
此种形制的陵墓称作“山陵”，亦称作“山”。
只不过是因其形状像似高山而已。
唐初，贞观九年（公元635年）高祖李渊去世，营建献陵。
太宗下诏：“山陵依汉长陵（汉高祖刘邦陵）故事，务在崇厚。”经大臣们上疏奉劝，采取房玄龄的意见，即“房玄龄以为汉长陵高九丈，（东汉光武）原陵高六丈，今九丈则太崇，三刃则太卑，请依原陵之制”。
（《通鉴纲目》）后来仿照献陵积土为冢的帝陵，还有敬宗李湛庄陵，武宗李炎端陵，以及僖宗李儇靖陵。
共4座。
然而，献陵仿照汉制是因为唐初国势财力尚不强盛所致；而庄陵、端陵和靖陵倒是由于晚唐国势衰微财力不支，朝廷政权惶惶不安所致，尤其靖陵，乃是草率为之。
另一种是依山为陵。
始自太宗昭陵，完善于高宗乾陵，此后形成制度，共14座。
依山为陵的制度，亦源自前朝，汉文帝治霸陵，“因山为陵”，“因其山，不起坟”地面上不起封土。
东晋时诸帝亦多因山为陵，南朝诸帝亦多仿照。
至唐贞观十年（公元637年）文德皇后长孙氏病故，太宗下诏，因九嵕山层峰而造昭陵石宫，并诏令子孙永遵此法。
依山为陵的营造方法，是从半山腰开凿墓道和墓室到山体，其中以石砌筑，坚固异常。
此种墓制，要比积土为冢的陵墓更为坚固和安全。
即所谓：“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因而可使“奸盗息心”。
依山为陵的特点，宋人游师雄在《昭陵图记》中认为在于事半功倍，他说：“余观自古帝王山陵奢侈厚葬莫如秦皇汉武，工役至60万，天下赋税三分之一奉秦陵。
秦陵才高50丈，茂陵14丈而已，因不若唐制因山也。
昭陵之因九嵕、乾陵之因梁山、泰陵之因金粟、唯中峰特起，上摩烟霄，岗阜环抱，有龙蟠凤翥之状。
民力省，而形势雄，何秦汉之足道哉！”
唐18陵均有兆城规划，陵园建筑及石刻布置，只是因其不同原因而大小、多少有所不同。
从文献记载看，各陵兆域范围，以昭陵初贞陵为最大，周60公里；乾陵次之，周40公里；泰陵又次之，周38公里；定、桥、建、元、崇、丰、景、光、庄、章、端、荀、靖等十三陵又次之，周围尚20公里；献陵最小，周仅10公里。
（据贺梓城统计）。
各陵墓的四周均围以墙垣，墙垣围起来的城圈形状均为不规整的方形，积土为冢者形状比较规整。
东西南北四面城垣的中部各开1门，南为朱雀门，北为玄武门，东为青龙门，西为白虎门。
朱雀门内有献殿，陵的西南有下宫，献陵和昭陵的玄武门内各有寝殿建筑，这都是供奉祭陵之用的场所。
朱雀门外有神道，神道两侧设石仪，从乾陵开始形成制度，自南而北华表1对，异兽1对，鸵鸟1对，石鸟5对及石人10对，玄武门外均有石马3对，四城门前各置石狮1对，各个高大雄壮，栩栩如生，甚是威武。
四城门外各有门阙1对，城之四隅各有角阙一座，朱雀门外神道以南有乳台1对，再南有鹊台1对，这16座阙楼建筑加上四个城门建筑及其它殿宇，使整个陵园气势磅礴，华丽异常。
整个陵园建筑布局研究者认为是仿照长安城而建的；陵冢（或玄宫）是主体建筑，高踞陵园北部，四周围以墙垣，四面墙垣的中部有城门，朱雀门内有献殿，这一部分似为长安城的宫城。
自朱雀门外的门阙至乳台约七八百米的距离内为神道，神道两侧置石仪，象征天子出巡的仪仗，犹如长安城的三省、九寺等衙置布置，这一部分似为长安城的皇城。
自乳台至鹊台间约二三千米的距离内，有下宫及皇亲国戚，功臣的陪葬墓，星罗棋布，如同坊里，这一部分仍为长安城的外廓城。
唐陪葬墓的制度，源自汉朝，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诏令“自今以后，功臣密戚及德业佐时者，如有薨亡，宜赐茔地一所，及赐以秘器，使窀穸之时，丧事无阙，所司依此营备，称朕意焉。”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又“许陪葬者子孙从葬”。
所以自初唐至盛唐，诸陵都有陪葬墓。
据近年来的调查情况，献陵有陪葬墓52座，昭陵有陪葬墓180余座，乾陵有陪葬墓17座，定陵15座，桥陵12座，自泰陵以后有的一二座，多数一座也没有。
唐陵的陪葬制度由盛到衰，是唐之国势由盛到衰的反映。
初唐时的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是开国之君，国势蒸蒸日上，生气勃勃，君主与大臣们的关系“义同舟楫”，同葬一处，既能笼络功臣，又能笼络功臣的后代，对巩固政权有利无害。
自高宗和武则天开始，皇族中骨肉相残，君臣离心，武后兴冤狱，运杀机，滥施淫威，皇亲国戚大臣人人自危，如此人际关系还能有谁值得陪葬？谁人敢去陪葬？盛唐以后，党争加剧，宦官专政，奸臣当道，蕃镇割据日趋严重，朝廷政局不稳，人际关系淡薄，陪葬制度也自然衰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