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将北京作为祖国的首都,而不选择九朝古都洛阳这
那么我也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将北京作为祖国的首都，而不选择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古都临淄这块风水宝地作为祖国的首都？
洛阳是九朝古都没错，但是那九朝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对于现代的中国来说，洛阳与临淄一样早就失去了政治影响力，而反观北京从蒙元至清末，做中国都城600年，而且其政治影响力尚未过时，那么选择北京简直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更何况随着政治影响力的褪去伴随的经济与人口的衰退，加之黄河水患，洛阳早已不是当初那个“风水宝地”了——即使不定都北京，洛阳也远远不在定都的名单上，当时东三省城市的竞争力可比洛阳强之百倍。
选择首都有什么样的条件,如果共和国当年不选北京,西安和南京有可
北京历来被风水学家称为“山环水抱必有气”的理想都城。
其西部的西山，为太行山脉；北部的军都山为燕山山脉，均属昆仑山系。两山脉在北京的南口（南口是兵家要地）会合形成向东南巽方展开的半圆形大山湾，山湾环抱的是北京平原。
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微倾。河流又有桑干河、洋河等在此汇合成永定河。
在地理格局上，“东临辽碣，西依太行，北连朔漠，背扼军都，南控中原。”利于发展和控制的战略。
一、元朝时期的北京城 元朝建国，元大都堪选在此，是必然的。元大都由规划家、天文学家、水利家刘秉忠、郭守敬师徒二人会集风水名家堪舆规划。
风水学对城市的选址讲究山和水。北京山势既定，唯一的缺憾就是水流不够。
二人于是引地上、地下两条水脉入京城。地上水，引自号称“天下第一泉”的玉泉山泉水。
人工引泉渠流经太平桥--甘水桥--周桥，直入通惠河，因水来自西方的八卦“金”位，故名“金水河”。元大都地下水脉，也是来自玉泉山。
此井水甘甜，旱季水位也恒定，后来成为皇宫祭祀“龙泉井神”的圣地。 二、明清时期的北京城 明朝燕王朱棣选定北京为都城，他既要用此地理之气，又要废除元代的剩余王气。
当时的风水师便采用将宫殿中轴东移，使元大都宫殿原中轴落西，处于风水上的“白虎”位置，加以克煞前朝残余王气；凿掉原中轴线上的御道盘龙石，废掉周桥，建设人工景山。这样，主山（景山）--宫穴（紫禁城）--朝案山（永定门外的大台山“燕墩”）的风水格局又重新形成了。
北京风水格局的内局，更为细致。她严格按照星宿布局，成为“星辰之都”。
中国古代将天空中央分为太微、紫微、天帝三垣。紫微垣为中央之中，是天帝所居处。
明朝皇帝将皇宫定名为“紫微宫”（紫禁城之名由此而来）。当时的建筑师把紫禁城中最大的奉天殿（后名太和殿）布置在中央，供皇帝所用。
奉天殿、华盖殿（中和殿）、谨身殿（保和殿）象征天阙三垣。三大殿下设三层台阶，象征太微垣下的“三台”星。
以上是“前廷”，属阳。以偶阴奇阳的数理，阳区有“前三殿”、“三朝五门”之制，阴区有“六宫六寝”格局。
“后寝”部分属阴，全按紫微垣布局。中央是乾清、坤宁、交泰三宫，左右是东西六宫，总计是十五宫，合于紫微恒十五星之数。
而乾清门至丹阶之间，两侧盘龙六个列柱，象征天上河神星至紫微宫之间的阁道六星。午门在前，上置五城楼又称“五凤楼”，为“阳中之阴”。
内庭的乾清宫为皇帝寝宫，与皇后坤宁宫相对，在寝区中的乾阳，为“阴中之阳”。太和殿与乾清宫，虽同属阳，但地理有别。
太和殿以三层汉白玉高台托起，前广场内明堂壮阔。而乾清宫的前庭院，台基别致，前半为白石勾栏须弥座，后半为青砖台基，形成独特的“阴阳合德”的和合。
北京城凸字形平面，外城为阳，设七个城门，为少阳之数。内城为阴，设九个城门，为老阳之数，内老外少，形成内主外从。
按八卦易理，老阳、老阴可形成变卦，而少阳，少阴不变，内用九数为“阴中之阳”。内城南墙属乾阳，城门设三个，取象于天。
北门则设二，属坤阴，取象于地。皇城中央序列中布置五个门，取象于人。
天、地、人三才齐备。全城宛如宇宙缩影。
城市形、数匹配，形同涵盖天地的八卦巨阵。 故宫中轴线上的建筑：永定门--箭楼--正阳门--端门--午门--内金水桥--太和门--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乾清门――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坤宁门――天一门――银安殿――承光门――顺贞门――神武门――景山门――万春亭――寿皇门――寿皇殿――地安门桥――鼓楼、钟楼。
建筑轴线十五里，是世界之最，也体现洛书的方位常数十五之数。 在色彩应用上，也完全反映“五行”思想。
宫墙，殿柱用红色，红属火，属光明正大。屋顶用黄色，黄属土、属中央，皇帝必居中。
皇宫东部屋顶用绿色，属东方木绿，属春，用于皇子居住。皇城北部的天一门，墙色用黑，北方属水，为黑。
所有单体建筑，也因性质不同而选用了不同的颜色，藏书的文渊阁，用黑瓦、黑墙，黑为水，可克火，利于藏书。二层的文渊阁室内，上层为通间一大间，下层分隔为六间，体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易经》思想。
天安门至端门不栽树，意为南方属火。 建筑风水布局，还表现在名称上合于《易经》之理。
南端的丽正门，合于离卦的卦辞“日月丽乎天”。顺承门、安贞门在北部后宫，合于坤卦“至哉坤元，万物滋生，乃顺承天”、“安贞之地，应地无疆”。
皇帝的乾清宫，皇后的坤宁宫，合于乾、坤之义。不宜加木，木生火，在此不利于森林结构的防灾。
此外，在数理上，也合于易理。易卦阳为九，又以第五爻为“飞龙在天”称得位。
皇帝称为“九五之尊”（而尚未即位的称为“潜龙”）。在中轴线上的皇帝用房，都是阔九间，深五间，含九五之数。
九龙壁、九龙椅、八十一个门钉（纵九，横九）、大屋顶五条脊、檐角兽饰九个。九龙壁面由270块组成（含九），故宫角楼结构九梁十八柱。
为此，明代洪武三十五年又明文规定军民不许九五间数。“九五”为皇帝专用，成为一种规定。
故宫内总共房间数为9999.5间，亦隐喻“九五”之意。甚至在建筑细部装饰上。
建国初为什么选北京作首都
1.金代以来北方的传统的政治中心，和平解放建都成本小，知名度大。
2.刚刚打下天下需要一种坐拥皇城的感觉，这也是反对另建北京新城的原因，土皇帝也是田舍翁。
3.靠近北方的老大哥，处于战略的需要，和毛看重东北是一样的道理。
4.其他城市不适合。在南京建都的大多是短命王朝，不吉利，况且国民政府建都于此，反蒋也罢了，和中山先生争国父似乎不妥。上海等东南沿海城市靠近台湾，不太安全。西安处于内陆，建国之初不便于控制全国，自唐代后经济重心已经向东向南迁移了。
北京的风水如何
我没研究过风水，随便说说：
古代帝王讲究“面南背北”登基坐殿，要求的是背（北边）靠着山，面（南面）向着大河和平原。北京的北面是燕山山脉，南面是永定河，又面向着华北平原，正是帝王建都之地。
辽、金、元三朝建都北京一方面是风水原因，另一方面因为这些王朝都是北方游牧少数民族建立的，统治者为了有效统治中原汉民，但又距离北方草原近，所以选择了北京这个中原地区的边界建都。
明朝永乐帝迁都北京有三个原因：第一，风水原因，北京是块福地，山水相依；第二，北京是永乐帝做燕王时的大本营，有群众基础；第三，天子守国门，明朝初期元朝残余势力经常在北京附近出没，皇帝建都于此有助于有效防卫。
清朝定都北京是为了向汉民宣扬思想，证明清朝是明朝合理合法的继承者，况且距离东北很近。
事实上北京也确实是块“福地”：从来没有经历过大的自然灾害，地震、旱灾、涝灾、蝗灾都没有大规模袭击过北京。来自西北的强冷空气也能被阻止在太行山、燕山以北；南方的台风也从未越过山东。
中国为什么把首都安在北京
早在两千多年前，燕国就在北京地区建立了都城；但在历史上，北京并非华夏文明的腹心地带，其作为大一统中国政权首都的历史是在元、明、清三朝。
显然，今日中国选择首都时，不能从自始至终奉行塞北本位、视中原为鱼肉掠夺对象的蒙元政权的视角考虑，审视明成祖定都北京的出发点方才恰当。明朝兴起之后，蒙元残余势力败退塞北，但卷土重来之心未泯，有明一代，明廷始终视蒙古为头号大敌，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告诫子孙：“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
明朝天下精兵良将，尽在九边。但在没有现代通讯、交通工具的古代，起初定都南京的明廷与其他任何一个定都腹心地区的王朝都面临相同的两难：如果放手赋予戍边重兵集团主将足够的自主权，他们向安禄山看齐的风险很可能上升到令人无法承受的地步；如果仿效宋朝奉行“守内虚外”政策、束缚戍边重兵集团主将手脚，军队的作战能力将遭到严重削弱，“靖康之变”和崖山的悲惨结局永远铭刻在明人心头。
对此，明成祖选择了迁都北京，“天子守边”，充分显示了大明王朝前期朝气蓬勃、勇于直面挑战、迎难而上的精神风貌；529年后，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选择定都北京时固然有接近当时的友好国家之意，但在百万苏军虎视北疆之时，我们再次看到中国显示出了同样的英雄气概。
新中国定都为北京的五大原因
年来，随着北京现代建筑的迅猛发展，维护古都风貌的问题显得日趋突出和紧迫。
我们不仅看到不少现代建筑违背了古都的文化内涵，违背了尊天敬地、天人合一的传统格局，甚至给古都风貌造成极大的损害，北京西客站、国家大剧院都是鲜明的例证。难道北京城的现代化建设要以牺牲自己的历史文脉为代价吗？ 国历代都城之选址，大都以“相形取 胜”等风水原则为重要依据。
形胜指山川河流、地理形势及物产优胜等自然环境。北京古城乃元、明、清各朝定都之地。
在中国，历朝选址定都，均有风水和易学论证，所谓“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过此者也”。 然而，自明、清以来，北京古都的风水形胜及其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就其自然条件而论，北京城内，据明代崇祯八年（1635年）刊印的《帝京景物略》记载：“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俨然一派古木林深、遮天蔽日之景象。当年北京周围松林稠密，道路上只可容一人骑马前行。
茂密的山林，也带来丰盛的水源。钓鱼台、玉渊潭、金鱼池等地，常年泉水涓涓，许多地方“泉从地涌，一决而通”。
如今北京之形胜，可谓地势犹在，而面貌皆非了。 近50年来，北京的生态环境更是每况愈下。
先是在“大炼钢铁”和“向山河湖海要粮”等口号下，毁林烧炭、毁林开荒，就连北京植物园的名贵植物也曾一度被毁而改种粮食。接着是北京现代化建设的迅猛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林木荒疏、植被破坏、生态恶化、水面锐减。
随着大部分护城河段变为暗河，以及西直门北面的太平湖被改做地铁用地等重大举措，北京城的水体面积已经急剧缩小了。 北京城的绿地面积也因各种原因而一度急剧下降。
加上北京郊区和西北省区对植被林木的严重破坏，“风沙逼近北京城”的警告已成为严酷的现实。近年来，北京夏天的气温超过了过去号称“三大火炉”的重庆、武汉和南京，恐怕与上述不适当的人为活动不无关系。
近几年，随着电力和通讯事业特别是移动电话事业的快速发展，物理污染中最为严重的电磁污染也日趋严重。面对类似的诸多问题，老人们常说“风水走了”，这未必就是迷信。
城市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首要环 节就是选址和规划。中国的城市一般是先做建筑，然后再做城圈，元大都则是历史上少有的统一规划、统一建筑、统一搬迁的都城。
“辨方正位”是中国传统建筑在选择基址与规划布局上的一个重要原则。风水理论又称作“方位理论”。
北京的选址非常讲究。北京的位置，无论是从朝阳方位看还是从正阳方位看，都是“背山、面水、向阳”。
“相土尝水”也是建筑选址的一个基本原则。民间所流传的“水土不服”，主要是就水土质量而言的。
清代注重养生之道的乾隆皇帝认为，水质好的标准是“其味贵甘，其质贵轻”。他曾命令内务府特制一银斗，以较量天下各大名泉的水质。
结果发现只有北京的玉泉之水和承德木兰围场附近的伊逊之水水质最轻且味甘。为此，乾隆还特地撰写了《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
明、清北京城风水格局之讲究、文化内涵之丰富，堪称中国历代京城之最。明、清北京城在整体规划和建筑设计上，运用了易学中极为丰富的文化方位和象数义理，这些内容本身就是风水的理论基础。
老北京城有不少入水口，像内城的入水口是北侧西面的积水潭水关和西直门南侧的金水河水关；紫禁城护城河俗称“筒子河”，其入水口在筒子河西北角外沿西侧偏南，系一个双孔暗道；紫禁城之内金水河（在正五行方位中西方属金，来自西方的河水称作“金水河”）的入水口为今神武门西面筒子河内沿的单孔暗道。它们均在西北乾方即“天门”方位。
北京内城水系的出水口，均设在东南巽方即“地户”方位（入通惠河）。按照风水学的理念，水主财，水来之处谓之天门，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之处谓之地户，若不见去处谓之地户闭。
天门开，象征财源不断；地户闭，象征财用不竭。与此相应，在建筑设计上，北京内城城墙的西北角和筒子河西北角的外沿，都缺一角。
西北之天门方位缺一角，谓之“天口缺”，象征天门开。入水口和出水口均为暗道，分别象征天门开和地户闭。
当年明代迁都北京时，将元大都的北城墙往南缩回不多不少整五里，而且，为了避开水面广阔的太平湖，不惜将西北方向的城墙缺一角，其道理与筒子河西北角外沿缺一角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与入水口空间方位的安排密切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以水象征着财富未必就是迷信，不过是吉祥话而已，而且这也不难给以科学上的解释。
所谓“水主财”，是指水多之处地面上的资源丰富，民多富裕；反之，则地面上的资源匮乏，民多贫困。以西北之天门、东南之地户分别为入水口和出水口，是因为中国的地势在整体上为西北高、东南低，如此安排，水流较顺。
年来，随着北京现代建筑的迅猛发展，“维护古都风貌”的问题显得日趋紧迫。但现代不少建筑却是违背了古都的文化内涵，位于北京西客站那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高大门洞上的大亭子，就是一个典型实例。
熟悉北京城的人大都明白这个亭子是对景山五亭之中位于最高峰上的“万春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