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杨二仙师是谁吗
曾杨二仙为曾文辿与杨筠松的合称。
曾文遄，亦写作曾文辿，江西宁都崇贤里（今江西省吉安境内）人，生于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杨筠松高徒。《万姓统谱》卷五七载：“曾文辿，雩都人，天文、谶纬、黄庭、内景之书，靡所不究，而地理尤精。
梁贞明间，游至袁州府万载县，爱其县北西山之丘，谓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及卒，葬其地。
后其徒在豫章忽见之，骇然而归，启其坟墓视之，乃空棺也，人以为尸解云。”据此可知，曾文遄为后梁时人。
《通志》载有《曾杨二仙青囊经》，曾、杨为曾文辿与杨筠松的合称。曾文辿撰有《阴阳问答》、《寻龙记》等风水专著。
又，有人说他撰写了《青囊序》、《天玉经序》、《阴阳问答》、《寻龙记》、《八分歌》等著作，《四库总目提要》谈到《青囊序》时说：“其序则题筠松弟子曾文辿所作，相传文辿赣水人，其父求己，先奔江南，节制李司空辟行南康军事，文辿因得筠松之术，后传于陈抟。”如果这个说法属实，为什么《通志》会把曾文辿的名字放在老师杨筠松之前呢？又说他传述给陈抟，尚无旁征资料。
唐代形法大师杨筠松 唐代的风水大师有袁天罡、李淳风、杨筠松等，其中，最有影响的要数杨筠松。据《古今图书集成·堪舆名流列传》：据《地理正宗》：杨筠松，字叔茂，窦州人（今广东信宜）。
寓江西，好救贫先生。先生作《疑龙经》、《撼龙经》、《立锥赋》、《黑囊经》、《三十六龙》等书。
按《江西通志》：筠松，窦州人。僖宗朝国师，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
黄巢破京城，乃断发入昆仑山步龙。一过虔州，以地理术行于世，称救贫仙人是也。
卒于虔。葬雩中药口。
明嘉靖十五年（1536），董天锡编撰的《赣州府志》称：窦州杨筠松，僖宗朝，官至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城，乃断发入昆仑山。
过虔州，以地理术授曾文遄、刘江东。卒于虔，葬雩都药口坝。
一说杨筠松葬于云中乐口（今陕西大同一带）。《唐书》无杨筠松无传。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筠松不见于史传，唯陈陈振孙《书录题解》载其名氏。《宋史艺文志》则称为杨救贫，亦不详其始末。
唯术家相传，以为筠松名益，窦州人，掌灵台地理事，至金紫光禄大夫。广明中，遇黄巢犯阙，窃禁中玉函秘术以逃，后往来于虔州。
无稽之谈，曾不足信也。江西省三僚村曾氏族谱有杨救贫的详细传略：杨公仙师，祖籍山东窦州府，父名淑贤，剩三子，长曰筠翌，次曰筠殡，三曰筠松。
杨公仙师名筠松，字益，号救贫，生于大唐中和甲寅三月初八戌时。幼习诗书，一览无遗，十七岁登科及第，官拜金紫光禄大夫之职，掌管琼林御库。
至四十五岁，因黄巢之乱，志欲归隐山林，偶遇九天玄女，授以天文地理之术。《葬书新注序》记载：在唐之时，杨翁筠松与仆都监，俱以能阴阳属司天监。
黄巢之乱，翁窃秘书中禁术与仆自长安来，奔至赣州宁都怀德乡，遂定居焉。后以其术传里人廖三，廖传其子瑀，瑀传其婿武功郎谢世南，世南复传其子武功大大海惠州巡检使永锡。
遂秘而不授云。可知，唐僖宗时被封为国师的杨筠松，其风水术从长安传出，后到江西传授给弟子，弟子使其风水术逐渐传播开来。
杨筠松的高徒有曾文遄、刘江东二人，嫡传徒裔有：赖文俊（亦称赖布衣）、刘谦、廖均卿（相明天寿山）、李国纪（上海古城的营造者）、陶张（福建永定著名圆形土楼即承启楼选址设计者）等，皆得杨公真传。传说杨筠松著述颇丰，《宋史?艺文志》载有“杨救贫《正龙子经》一卷”， 当为杨筠松撰。
《撼龙经》、《疑龙经》、《疑问十问》、《葬法倒杖》、《二十四砂葬法》、《青囊奥语》、《天玉经》、《天玉经外传》、《都天宝照经》、《立锥赋》、《黑囊经》、《三十六龙》等。其著作大部分被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
明代丁芮朴的《风水袪惑》一书，对杨筠松撰述作了较为详尽的考证：风水之术，大抵不出形势、方位两家。言形势者，今谓之峦体。
言方位者，今谓之理气。唐宋时人，各有宗派授受，自立门户，不相通用。
今考杨筠松书，不免有疑窦。《撼龙经》专言形势，分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左辅、右弼九星；《疑龙经》亦然。
其所谓九星者，特取譬之假象耳。《汉书?翼奉传》有贪狼、廉贞之文，而非星名。
王逸注《楚辞》有九魁，谓北斗九星之语，而不详其名。惟道书所有，与此俱同，盖龙经所本也。
而《青囊奥语》有巨门、破军、武曲、贪狼；《天玉经》有贪、巨、武、辅；《都天宝照经》有辅星、贪狼。皆属方位，谓之挨星，又谓之元空。
《青囊序》、《都天宝照经》所称罗经，皆主方位。而《撼龙经》云‘不比寻常格地罗’，曰‘不比’，曰‘寻常’，盖轻贱之词。
高其倬曰‘杨公已明言非方位之说’，是也。《青囊序》言五行，凡四见。
《青囊奥语》言五行，凡二见。《天玉经》言五行，凡十一见。
而《撼龙经》云‘龙家不要论五行’，此皆显然舛异者也。《青囊序》云‘晋世景纯传此术’，《青囊奥语》云‘又见郭璞再出现’。
不知郭璞《葬书》晚出，非杨所及见。又云‘颠颠倒，二十四山有珠宝；顺逆行，二十四山有火坑’，此元陈致虚之语，。
雍正为什么不愿在泰陵设石像生和神道
泰陵七孔桥北、神道两侧安设了石像生五对。分别是“狮子、大象、骏马、文臣、武将”。雕刻拙朴，突出各自神韵。
石像生作为陵寝建筑这一大规模的纪念性建筑群的一部分，其配置并无定制。修建泰陵时，因为风水的原因而未设置。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乾隆皇帝为了表示孝心，不顾大臣的反对，强行建置了五对石像生，其间引起了他与臣工抵牾的波折。
雍正七年（1730）十二月，雍正帝曾在谕旨中明确表示，不建石像生。而乾隆登基以后，出于礼制和孝道的考虑，为泰陵建置石像生谕总理大事务大臣：“朕因泰陵前安设石像生一事，于乾隆元年降旨，令王大臣议奏，据奏称，询问原相度风水之巡抚高其倬，户部员外郎洪文澜佥称：‘泰陵甬道，系随山川之形势盘旋修理，如设立石像生，不能以其丈尺，整齐安供，而甬路转旋之处，必有向背参差之所。则风水地形，不宜安设。’是泰陵之未设石像生者，实由风水攸关，非典制之未备等语。朕思陵前石像生，系典礼一节，若因甬道前地势盘旋，难于安设，或将大红门、龙凤门、拓展向外、俾地势宽敞，位置攸宜。尔等同和亲王带领通晓风水之洪仑澜再加敬谨相度，妥协定议具奏”。
臣工们尊旨赴现场审核了原有设计后，旋即奏议：“大红门，正在蟠龙虎踞之间，护北面随龙生之旺气，纳南面特朝环抱之水，前朝后拱，天心十道，实天造地设门户，不便展拓向外，况石像生之设，古制未详 ，无大关典礼之处，似可毋庸添设”。
天津大学建筑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其亨先生，是国内外知名的“风水”专家。我们看一下他是怎样看这个问题的：“作为泰陵建筑总休布局的序列起点，大红门南对元宝山，元宝山东西两翼，又有东、西华盖山的耸峙，成为陵前气势雄伟的天然屏障和对景，而大红门两翼，则东有九龙山，西有九风山迤逦延展，大红门正扼于两山天然豁口中间，前后地势在聚中又呈宏廓，南易水更分岔在这山口，南北汇流，因天然水势，大红门前筑五孔白石拱桥，后修石水桥，再于门前蔬密得宜构筑了东、西、南三座五间六柱十一楼石碑坊，更增强了这陵区人口的空间界面。天工人巧完美结合，显示出非同凡响的气概。这种精心布局，如果苟且迎合皇帝旨意，展拓向外，则必成败笔。” --泰陵石像生的设置，虽未构成败笔，却也形成蛇足。~~
清世宗雍正帝为何不葬入钦定的皇陵
清世宗雍正帝 清世宗雍正帝的陵叫泰陵，建在泰宁山主峰之下，位居西陵中心，占据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像其祖父顺治皇帝、父亲康熙皇帝陵一样，也修建了大红门、更衣殿、七孔桥等，而且在大红门之外居然建了三座石牌坊，比他祖父顺治皇帝的孝陵竟多建了两座。
可见其生前的政治野心在修建陵墓上也表现的不甘示弱。 清东陵是顺治皇帝钦定的皇家陵园。
康熙二年（1663年）昌瑞山主峰南麓建起的顺治皇帝的孝陵，是陵园的第一座陵墓。十几年后，孝陵东侧又建起了第二座皇陵--康熙皇帝的景陵。
按照这个顺序，本来陵墓可以一个皇帝接着一个皇帝建下去，可是刚到第三个皇帝清世宗雍正皇帝就改弦易辙，把他自己的陵建在京西易县的泰宁山下，距离清东陵有数百里之遥，这是为什么呢？ 根据当时官方的材料记载，原来雍正皇帝的陵址是选在清东陵界内的九凤朝阳山，后来有一位好事的大臣向皇帝报告说：朝阳山万年吉地“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于是雍正皇帝废了九凤朝阳山吉地，命圣祖第十三子怡亲王允祥、云贵总督高其倬带领精通风水、善晓阴阳的术士重新相度万年吉地。
他们踏遍了领近京城省份的山山水水，终于在直隶（河北省）易县找到了一块叫泰宁山的地方。 允祥和高其倬在向皇帝报告时，说泰宁山这块地方是“乾坤聚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
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兼备。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是为上吉之址。”
雍正皇帝看中了泰宁山这个地方，但又怕远离孝陵和景陵，有违典制，落一个不孝无义的罪名，所以令大臣们会议具奏。 大臣们已经猜透了皇帝的心理和用意，他们旁征博引，列举历史上各朝代远离祖陵另建陵园的先例，力图为雍正皇帝远离祖陵，另辟新陵区寻找借口和理由。
他们最后说：“易州及遵化州地界与京师密迩，同居畿（ jī，意思是古代称靠近国都的地方） 有人对此持有不同看法。他们认为，官方记载必然要隐恶扬善，表面上要说得冠冕堂皇，实际上并非如此。
雍正帝篡改了他父亲康熙帝的传位遗诏，残酷地镇压了与他争夺皇位的众家兄弟，才爬上了皇帝宝座。据野史讲述，康熙死时的遗诏上写的原文是：“传位十四阿哥胤祯。”
在康熙继承人方面，最得康熙赏识又众望所归的是皇十四子胤祯。康熙五十七年，胤祯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总领西北各路大军，代父亲征新疆和西藏。
康熙亲口夸奖胤祯有带兵才能，是良将，要部下绝对服胤祯，因此对皇十四子胤祯厚爱有加。但在康熙奄奄一息的时候，雍正买通康熙心腹大臣隆科多，将遗诏上的“十四子”改为“于四子”，将“胤祯”改为“胤禛”了，这样才顺理成章、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皇帝。
所以，他心虚理亏，不敢死后葬在他父亲的身旁，只得远离景陵另辟陵区。 还有第三种说法，雍正皇帝作为一代英主，雄心勃勃，从不甘于人下。
东陵陵区幅员辽阔，吉穴佳址很多，九凤朝阳山即便真的风水不好，在陵区之内还可以再找吉址，根本没有必要远离祖陵另辟陵区。在当时规定，后代儿孙的陵寝在规制上根本不得超越祖陵。
孝陵作为开国皇帝的陵寝，又是清军入驻中原统一全国后建立的第一座陵寝，雄踞陵区至高无上的位置，规模宏大，体系完备。雍正皇帝也想把自己的陵寝修建得像孝陵一样威风，要达到这个目的，在东陵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远离景陵另辟陵区才能实现。
正是出于这个目的，雍正皇帝才置东陵界内诸多吉穴于不用，在京西易县新辟陵区。这三种猜测都有自己的道理，也都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为一段扑朔迷离的清宫秘史，为后世人所不得而知了。
清朝为什么要分东西两个陵区
清朝入关以后，共传了十代皇帝，其中，东陵有五座帝陵，葬了五个皇帝，其余的五个皇帝，除末帝溥仪未建陵外，剩下的四个都葬在北京以西一百二十多公里处的西陵了。
中国历代实行的是“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昭穆之制”，清代十个皇帝，按理应该葬在一起，为何又分成东西两个陵区呢？原来是雍正破坏了这一制度。雍正是康熙的第四个儿子，传说他靠篡改遗诏夺得了皇位。
由于心中有鬼，从迷信出发，便不愿和康熙葬在一起。 怡亲王允祥和大臣高其倬，深知雍正之意，在易州镜内泰宁山天平峪发现了“万年吉地”，竭力向雍正推荐。
他们在奏章中称颂那块地方是：“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
雍正览奏后，认为：“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并下令在泰宁山下动工修建泰陵，首辟西陵陵区。
雍正开辟西陵的用意，除了为他自己建陵之外，还想叫嗣皇帝也追随他葬入西陵。但儿子乾隆却违背父意，以好“风水”作为选择陵地的原则，选址于东陵，并规定以后父子不葬一地，相间在东西两陵区选址建陵。
西陵有帝陵四座，后陵三座，王公、公主、妃子园寝七座，共十四座，葬七十六人。建筑面积达五万多平方米，共有陵殿千多间，石建和石雕百余座，大部都保存完好。
西陵周边共有百余公里，四周群峦叠嶂，树木茂密。西有著名的紫荆关，南有易水，隔水与狼牙山相望，东有二千三百多年前古燕国下都的遗址，风景甚为幽雅。
关于怡亲王
爱新觉罗·胤祥（1686—1730），清康熙帝第十三子（实为22子），满洲正蓝旗人，敬敏皇贵妃章佳氏所生，努尔哈赤裔孙。弟兄间，惟与雍亲王胤禛关系最密。胤禛继位，即封为和硕怡亲王，总理朝政，又出任议政大臣，处理重大政务。
胤禛念国储关系民生，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命王领户部，管理三库事。胤祥以“国家休养生息，民康物阜”为务，针对前朝财政积弊，清理天下赋税，稽核出纳，量入为出，致府库充盈，国用日裕。天下浮粮，害民甚剧，在胤禛支持下，竭力剔除，仅江南之苏、松，浙江之嘉、湖，江西之南昌，通计每年减除60多万两，直省正供蠲免多达数百万两。
三年（1725），总理京畿水利营田事务，将直隶分作四区，区设专官，负责疏浚河渠，筑堤置闸，区分疆亩，经划沟腾，千里之内，沮洳污菜，都化作良田。江南水道，多致浅塞，因其倡导兴修，数十州县，河流畅通，几千顷良田，悉获灌溉之利。因官吏征求、苛索，两淮盐政一直不振，自总理户部，便力加整饰，取消一切浮费，由此商力日苏，盐务渐见起色。
七年（1728），准噶尔部策妄阿刺布坦、噶尔丹策零父子叛清，朝廷决定对西北两路用兵，奉命参与帷幄，筹划建立军机处，出任首席军机大臣，全权筹措兵马粮草以及各类军需之转输。以所领度之储备充足，调度得宜，而屡博奖谕。
一心济人利物，为国为民。经其奏准，宽免了雍正三年以前天下“积逋”，恢复了一切“诖误”。存心忠厚，听断公明。曾奉命讯鞫大案，审讯中，不用重刑，坚持以诚感人，以理服人，重证据，不轻信口供，虽涉及人众，而不株连无辜，使数十件大狱，件件处理平允。
精于骑射，每发必中。诗词翰墨，皆工敏清新，可惜遗存甚少。
临危不惧，猝变不惊，曾随康熙围猎，猛虎突出林间，直面扑来，面不改色，从容操刀，一击而毙，见者无不称其“神勇”。他如汉侍卫之管理，守卫圆明园八旗禁兵之督领，养心殿用物制作，雍邸事务，诸皇子事务，雍正陵寝，凡宫中府中，事无巨细，皆其一人筹划料理，而且“无不精详妥协”，甚合皇上心意。
莅事八载，精白一心，从不居功，又极谦抑，如此事君，皇上待他也非寻常，死后令享太庙，谥号曰“贤”，以褒众美，并以“忠敬诚直勤慎廉明”八字，冠於谥法之上，以示宠褒。还特於奉天、直隶、江南、浙江各建祠宇，以昭崇报。
雍正皇帝为和葬在清西陵
本来，清王朝入关后已选定河北遵化昌瑞山麓为陵区，顺治和顺治的儿子康熙都葬在了河北遵化，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东陵。
为什么顺治帝的孙子雍正又另选陵址呢？对这个问题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法是雍正派人去东陵查勘，认为没有理想的地方，于是派人另找，便找到易县这块地方。另一种说法是雍正之所以能当上皇帝，是篡改了父亲康熙的遗诏，因此不敢葬在父皇的旁边，找个借口另辟陵址。
实际上，雍正的陵址本来确实是选在清东陵九凤朝阳山，但他认为那里“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因而将原址废掉，命另选“万年吉地”。选陵址者奏称，易县永宁山下是“乾坤聚秀之区，阴阳汇合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诸吉咸备。”雍正皇帝览奏后十分高兴，也认为这里“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
雍正的儿子乾隆搞了个平衡，规定以后父、子不葬一地，相间在东、西两两陵选址建陵，因此，东西两陵的规模大体相当。自此，清各代皇帝便间隔分葬于遵化和易县东、西两大陵墓。
为什么雍正帝独自葬在清西陵
雍正选建西陵，找了种种借口。据原始档案记载，他即位的第七年，命人寻找建陵“吉地”，先受命勘测的人在东陵的孝陵、景陵之旁占卜选择吉地，未找到相宜之处。又选择离孝陵、景陵不远的九凤朝阳山，请来精通堪舆的人相度，又以地势布局不好、穴中的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的理由否决。那么大的陵区找不到理想的葬身之地，这个理由只有三岁小孩才相信。做臣子的当然会明白皇帝的用意了。嗅觉灵敏的怡亲王胤祥和大臣高其倬，深知雍正内心的真正意图，于是声称在易县境内泰宁山天平峪发现了“万年吉地”，竭力向雍正推荐。
他们在奏章中称赞那块地方是：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和会之所，龙穴砂水，无美不收，形势理气，各种吉利的方面都具备。雍正看了奏章后，认为山脉水法，条理详明，的确是上吉之壤。可是，这明显地违背子随父葬的制度，自己又不便马上表示同意，便推说地方虽美，只是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自己心中不忍。接着又明知故问地叫大臣们为他考证另辟陵区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皇帝的用心彻底暴露了，善于体承上意的大臣们于是从史籍中引经据典，指出夏禹葬在浙江的会稽，而自启以后，都葬在山西夏县，其间相距何止千里。商汤葬在河南的偃师，太甲在山东的历城，太戊在彰德府的内黄，武丁在陈州的西华，相去各有五六百里。至汉唐诸帝，虽然都在陕西，但汉代的高祖、文帝、景帝、武帝分别葬在咸阳、长安、高陵、兴平等县；唐代的高祖、太宗、高宗分别葬在三原、醴泉、乾县，其间相去远的有四五百里，近的有二三百里。证明历代帝王父子的陵墓可以不建在一起，何况易县及遵化地界与京师非常近，同居畿辅，其地实际上并不远，与古制并无不合。并且陵寝地势的走向与上天的征兆相符合，这关系到国运的兴衰，能够把陵寝建立在上天眷顾的地方，这才能开辟大清子孙的万世基业。经过大臣们这番劝说，雍正才“朕心始安”，下令在永宁山下动工修建泰陵，首辟西陵陵区。
雍正不随父葬东陵的真正原因至今不明。民间有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就是他篡改康熙的遗诏，靠阴谋爬上帝位。几百年来，关于雍正“改诏篡位”的传说很多，并且有不同的版本，使它成为清初三大疑案之一。
一种说法是，康熙病重期间，传旨召允来京，欲将大统传给十四子允，其谕旨被隆科多隐瞒起来，直到圣祖驾崩之时，允也没有回到京城，隆科多传旨给了胤禛，胤禛即位。一种说法是，圣祖在弥留之际，手中有遗诏“朕十四子缵成大统”，胤禛设法将遗诏拿到手中，私自改“十”为“第”字，而后独自一人来到康熙身边，不许任何人进来。圣祖愤然大怒，拿起枕头打向胤禛，胤禛跪地向父亲请罪，不久传出圣祖驾崩的消息，胤禛即位。
一种说法是，圣祖驾崩之前有遗诏“传位十四子”，后来被胤禛和隆科多把“十”字改为“于”字，使遗诏变成了“传位于四子”，而后入康熙的寝宫进一碗人参汤，圣祖驾崩，胤禛即位。一种说法是，雍正原名叫胤真，因圣祖遗诏传位于胤祯（十四子允的原名），雍正将“祯”私自改为“禛”，出寝后宣布，说自己就是“胤禛”，于是当了皇帝。
或许是由于心中有鬼，他从封建迷信出发，担心若和康熙葬在一起，会受到康熙的“报复”，因而把远离东陵数百里的易县天平峪，确定为自己的墓地。然而，这只不过是后人的一种传说而已，并无实据。
为什么清朝入关后的皇帝陵分为两部分而且不是父子同在一个陵园呢？
这个问题历史没有给我们留下确切的答案。
对这个问题有种种传说，一种说法是雍正派人去东陵查勘，认为没有理想的地方，于是派人另找，便找到易县这块地方。另一种说法是雍正之所以能当上皇帝，是篡改了父亲康熙的遗诏，因此不敢葬在父皇的旁边，找个借口另辟陵址。
实际上，雍正的陵址本来确实是选在清东陵九凤朝阳山，《清实录》中卷89详细记载了这一经过。“朕之本愿，原欲于孝陵景陵之旁，卜择将来吉地，而堪舆之人俱以为无可营建之处。后经选择九凤朝阳山吉壤，具奏。朕意此地近依孝陵、景陵，与朕初愿合。及精通堪舆之臣再另相度以为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今据怡贤亲王、总督高其倬等奏称，相度得易州境内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寺地，实乾坤聚秀之区，为阴阳合会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且与古帝王规制典礼有无未合之处，著大学士和九卿详细会议具奏。寻议谨按帝王世纪，及通志通考诸书，历代帝王营建之地，远或千余里，近亦二三百里。地脉之呈瑞，关乎天运之发祥，历数千百里蟠结之褔区，自非一方独擅其灵秀。今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于孝陵、景陵相去数百里，然易州及遵化皆与京师密迩，实未为遥远。又泰宁山雄高群佡，抽脉自管涔恒越而来，襟带百川，分水以据马、下沱为界，相其形局，既属大地之凝庥；稽之典章，又合三代而同揆。伏乞钦派大臣，遵照定制，敬谨办理。自集纯嘏于万年，流嘉祉于亦业矣。”在雍正《起居注》中，也记载了选择万年吉地得情况。由此可见，雍正废掉清东陵境内的九凤朝阳山陵址，把易州境内泰宁山下的太平峪选为万年吉地原因是风水问题。
到乾隆时，又规定以后父、子不葬一地，相间在东、西两两陵选址建陵，因此，东西两陵的规模大体相当。自此，清各代皇帝便间隔分葬于遵化和易县东、西两大陵墓。
雍正为何不敢入葬清东陵
清西陵位于易县县城西15公里处的永宁山下，距北京 140公里，距保定约100公里，占地面积达100 多平方公里。
清西陵是清代自雍正时起四位皇帝的陵寝之地，共有14座陵墓，包括雍正的泰陵、嘉庆的昌陵、道光的慕陵和光绪的崇陵。此外还有 3座后陵，以及若干座公主、妃子园寝。
因与清东陵东西相对而称西陵。 事实上，自清王朝入关，顺治、康熙两朝的帝王后妃在京师以东的昌瑞山下建造陵寝后，便开创了"子随父葬，祖辈衍继"的"昭穆之制"。
"昭穆"为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居庙中，以下父子递为昭穆，其左为昭，其右为穆。父为昭，则子为穆，父为穆，则子为昭。
这种方法也用于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早在古代的《周礼》一书中就曾有"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的规范记述。
关于为什么雍正帝违背"昭穆之制"另选陵址，有人说，雍正帝嫌东陵风水不佳而选西陵为自己"万年吉地"的，也有人说雍正皇帝觉得易城离北京较近，尤其是距离出产石料的曲阳县非常近，明清两代修建皇宫和陵墓所需用的汉白玉石料都是产自曲阳太行山区，因此，决定把自己的陵墓建在西陵，可以节省许多人工。还有人说，雍正是篡改了康熙的遗旨，死后不敢去见他父亲，才在西陵另建坟墓。
那么，哪一种说法才是历史事实？ 翻开史书，我们可以看到雍正即位后，政权日益稳固，建造陵寝一事业已提上了日程。雍正四年（1726年），他把这一重任交给干练忠诚的心腹重臣允祥，命另一位心腹张廷玉辅助，工部、内务府负责具体办理建陵事务。
顺治、康熙二帝陵墓都建在遵化，允祥等人自然在遵化一带寻找吉地。跋山涉水，披星戴月，仔细寻觅。
第二年四月，允祥终于在九凤朝阳山看中了一块陵地，雍正帝也点头同意。但后来精通堪舆的臣僚术士再三相度，又认为九凤朝阳山"规模虽大而形局未全，穴中之土又带砂石，实不可用"。
因此，雍正废掉了这处陵址，让臣僚们再行勘察。允祥等人转而又到别处寻找，经过四处踏勘，确认遵化一带再无中意之地。
于是，朝北京西南方向踏勘，总算在易县泰宁山太平峪找到一块上好陵地。按照允祥等人的说法，此处西依云山，北靠泰宁山，东傍丘陵地，南临易水河，堪称："乾坤聚秀之区，为朝阳会和之所，龙穴砂石，无美不收。
形势理气，诸吉咸备。" 但是，若在此处选择陵址，显然违背了子随父葬的制度，他不便马上表态，只说此处是"山脉水法，条理详明，洵为上吉之壤"，但距父亲的景陵和祖父的孝陵"相去数百里，朕心不忍"。
暗示臣僚们为自己违背"子随父葬"之制，寻找依据。心领神会的臣僚们，为了让雍正的真实意图得以顺利实现，大学士九卿便开会讨论，从浩繁的史籍中引经据典，来证明历代帝王父子陵墓可以不在一地。
九卿会议之后，大臣们便奏称："臣等按帝王世纪及通志、通考诸书，历代帝王营建陵寝之所，如夏禹在浙江之会稽，自启以后在山西之夏县，少康则在河南之太康，彼此相间岂止千里……到汉唐诸帝均在陕西，可汉高帝、文帝、景帝、武帝之陵又分别在咸阳、长安、高陵和兴平等地；唐高祖、太宗、高宗、玄宗也分于三原、醴泉、乾州、蒲城诸地，其间相距远的四五百里，近者亦二三百里。今泰宁山太平峪万年吉地，虽与孝陵、景陵相距百里，然易州、遵化均与京师密迩，且同居畿辅，并列神州，其地实未为遥远。
"因此，在易州建陵，并无与古制不合之说。更甚者，大臣们还把选陵址上升到关乎国家昌盛繁荣的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谏说："地脉之呈祥，关乎天运之发祥，历数千百里蟠结之福区，开亿万斯年之厚泽。
"雍正帝闻听方"朕心始安"。 这样，满清入关后沿用的"昭穆之制"，给雍正轻易地打破了。
自此，清朝帝王的陵寝便以京师为坐标，分成前述东、西两大陵区。 对于雍正为了节省人工，而修建清西陵，最直接的反证是两广总督孔毓殉在奏称采办情况时，雍正帝说："一切动用钱粮，宁费毋省。
"也就是说为建自己的陵墓，只要办好，花费钱粮多少可以在所不计。 而雍正篡改了康熙的遗旨，崇仰佛教的他害怕死后灵魂遭康熙报复而不敢葬于东陵不过是后人们的妄自揣测罢了，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泰陵从1730年始建到1737年竣工，历时八年之久，征用舟车，运载数万辆次，役使民工上千万人，死亡人数不可计数，泰陵落成后，乾隆皇帝，为兼顾东、西两陵区的盛衰，决定把自己的陵寝改建在东陵区，并于乾隆六十一年（1796年）在谕旨中言明："因思皇考陵寝在西，朕万年吉地设又近依皇考，万万年后，我子孙亦思近依祖父，俱选吉京西，则与东路孝陵、景陵日远日疏，不足以展孝思而申爱慕"。为防止有子孙在清东、西陵之外另选陵址，乾隆还在诏谕中硬性规定了"兆葬之制"。
也就是说，若父葬于东陵，则子在西陵；若父在西陵，则子必在东陵。不过，令乾隆没想到的是，还没出三十年，他的孙子道光帝又违背乾隆的规制，埋葬到了西陵区。
让道光感到庆幸的是，这一违规之举竟逃过军阀孙殿英一劫，使其免遭盗陵曝尸之厄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