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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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湖光抱城廓
第二个风水城市是昆明，昆明城依灵龟之形而建，靠龙脉而筑，又占子午正线，乃皇城之地。
乾隆年间的天下第一长联：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
这是清朝诗人孙髯写的对联，说昆明的几个面：东面像骏马奔腾，西面像一只飞舞灵动的大鸟，北面则像长蛇一样的蜿蜒曲伏。
浙江·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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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如北斗城似锁
温州，是中国风水第一人郭浦建的。在晋朝的时候他流难到温州，受温州当地邀请来建了一个州府。
温州是坐南面北的城市，周边的山势山形正好是北斗七星的形状。相对封闭，环山而建的，说这样做不单可以有好的风水，还能避免战祸。
两次大的浩劫，第一次是方浪起义，围困温州46天没有攻下，最后撤兵；还有抗日战争时期，当时温州作为一个根据地，免除了日军的侵袭。
湖南·衡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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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道水口锁大江
三道水口锁大江，说的就是衡阳！衡阳很特殊，因为它是在我们的南岳衡山七十二峰的第一峰--回燕峰，就座落在衡阳市的市中心。
古老的风水里面怎么去勘测和相地有这么一个流程，第一个叫寻龙，第二是点穴，第三是查砂，第四是问水，第五是切相。
是分了五个方位，也就是说如果根据整个城市找龙脉，找到穴眼一定要锁住，就是锁住城市的命脉。而衡阳很特殊，三座宝塔分别锁住了衡阳三个河眼。
辽宁·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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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虎穴
沈阳地处东北平原南部，辽宁省中部，是北龙长白山千里来龙余脉，属于平原结穴，为“虎眼穴”，虎目圆瞪，虎视眈眈。
其特点为霸气冲天，多杀伐之气。沈阳人自古以来勇猛刚烈，强悍好战，豪爽义气。努尔哈赤凭借这一风水霸气，加之天时而取得天下。
江苏·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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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帝王之宅
南京是中国著名的四大古都及历史文化名城之一。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长江不仅孕育了长江的文明，也催生了南京这座江南城市。
南京襟江带河，依山傍水，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山川秀美，古迹众多。诸葛亮点评“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
为什么在战争中战败不等于灭国？
这题目太笼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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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战争的政治目的不同，导致战争的层次、规模的不同，可分为削弱性战争， 报复性战争，争地式战争，争利式战争等，这些战争，本身就不是以消灭对方为目的，因此战败一方只是部分利益受损，并不会亡国。
即便是以征服，吞并等灭国为目的战争，战败一方仍可以称臣，纳贡或背弃信仰，文化等方式得以保留。不过，国已非国，仰人鼻息。
看印度，希腊，埃及，等国虽在，但其文明已不时当如的文明，其文化也非当初的文化，只有我大中华虽历经磨难仍屹立五千年不倒。
现代社会，和平虽是主旋律，和谐共赢是共识，但这些都是要以强大的国力，军力来保障的，弱国无外交无话语权，弱就会受欺榨，霸权主义亡我之心未死，战争阴霾无处不在。我们应在强国强军的同时，强化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才能勿蹈覆辙，使中华民族永远傲立世界之林
为什么苏联人口多身体素质好却被差点被德军灭国？
?1、从人的方面来说，苏军有能力的高级军官被斯大林自己全部报销了，损失比高到惊人，没有一场战争对高级军官团的杀伤率能到高那么骇人，战争中人的作用是极大的，有能力的军官都被杀掉了，上去的都是像巴甫洛夫之类的没能力但听话的废柴，等于是拿国家安全开玩笑。 2、苏联的军事工业相对于德国来说，还有很大差距。 3、苏军的战斗力相对于德军而言差距不是一星半点，德军的最高纪录是在1:5的情况下取胜，而苏军往往需要集结数倍优势的军队才可以勉强取胜。 4、最高指挥层的差距，斯大林一直不敢面对战争必然会爆发的事实，而且还不允许任何人询问这个事实，电影《布列斯特要塞》里就有一个情节：一名声称德军要进攻的军官受到苏军政治军官如同审问犯人似得审讯，由此可见一斑。反观希特勒，波兰还没打就已经考虑苏联问题了（正视苏联问题），法国刚刚打完，巴巴罗萨就开始计划了。 所以，苏联初期的兵败如山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苏联打不过德国，就败在军事素质军官的指挥能力，军事武器落后，无论是坦克还是飞机大炮都不如德国，战争毕竟不是肉搏战，靠的不是体力，而是综合国力
历史上的以色列为什么会灭国？
这源于和罗马的两次犹太战争。
第一次发生在公元66年，当时的犹太还是处在罗马的叙利亚行省管辖之下，由于宗教的原因，犹太人虽然在罗马的统治下过了130年，但矛盾日益尖锐。
第一次犹太战争
当时管辖犹太地区的罗马长官从耶路撒冷的神殿宝物库中没收了17塔兰特金币作为犹太地区欠交的行省税。
这些钱其实不算多，相当于当时560人一年的收入，但这个钱是犹太人每年供奉神的香火钱。
这样一来，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犹太人开始发动叛乱。
当然，最后这个叛乱历经四年被韦斯帕芗镇压了下去，这个韦斯帕芗后来开创了罗马弗洛维王朝。
在这次犹太战争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马萨达要塞的攻防战，1000多名犹太人坚守马萨达要塞3年之久，最后陷落，集体自杀，所以至今，马萨达要塞成为了犹太人心目中的圣地。
马萨达要塞
第二次犹太战争发生在公元131年，罗马皇帝哈德良（五贤弟之一）禁止犹太教徒行割礼和阅读犹太律法，要在耶路撒冷建立罗马神庙等把犹太人逼入绝境，从而发生战争。
3年后，犹太人遭到镇压，58万犹太人遭到屠杀，从此之后，犹太人被迁出巴勒斯坦，真正开始了1000多年的流浪生活。
西汉因何而灭国，东汉末年诸侯战斗力为什么那么强大？
网络上流传着一句话，叫"独汉以强亡"，貌似还有前半句，但已经记不清了。单说这句话"汉以强亡"，就非常可笑。
一个王朝的灭亡，本身就意味着这个王朝已经衰落。之所以汉朝会给人一种以"强"亡的印象，不过是因为汉朝在中后期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较为成功。然而，国内的混乱，经济凋敝，而维持着巨大的军力，这叫强吗？汉元帝时期，虽然在对匈奴战争中取得了巨大胜利，但国内已经凋敝，财富集中，土地兼并日益加剧，社会矛盾激增，已然是外强中干。
而此后，西汉由于外戚专政，最终被篡权。
至于东汉末年诸侯的战斗力强，也只不过是个别现象，能够说明的不过是曹操征讨乌桓和公孙瓒早期震慑胡人。需要注意的是，曹操征乌桓是在他基本平定北方之后，此时的曹操可谓兵精粮足，自然可以击败乌桓。至于公孙瓒，在建安年间数次被鲜卑乌桓联军击溃。
杨广为什么冒着灭国的危险来修建京杭运河？
隋炀帝杨广冒着灭国的危险修大运河，其实主要是为了漕运，他对于建成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急于求成，滥用民力，从而诱发了隋末农民起义。
中国古代，在北宋之前，国家修建大型工程，需要征发徭役，从各地被征调而来的农民、士兵往往是无偿劳动，只提供相应的伙食、住宿即可，按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用出劳动力的方式来服役，统治者不顾农业生产的时间规律，频繁征发徭役，会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徭役过重，还会使得被征调而来的农民纷纷选择逃入山林，转为盗贼，这往往会引发农民起义。到了北宋之后，朝廷开始逐步采用募役法，服徭役者只需加纳一定数量的钱，然后官府用这些钱去雇人服役，这样一来，就不会影响正常的农业生产，正因如此，所以，北宋之后爆发的农民起义，往往不是修建大型工程而造成的，如明清两代营造规模宏大的皇家园林，并未发生滥用民力的现象。
隋炀帝修建大运河，前后征调了三百多万名农民和士兵，同一时期还有修长城、营建东都洛阳等大型工程，总共动用民力达一千万人次，而且这一千万人次绝大部分都是青壮年劳动力，在当时的中国动用一千万人次的青壮年劳动力是什么概念呢？隋朝全盛时期的人口数量在5600万至5800万之间，也就是说，对于隋朝的每个家庭来说，青壮年劳动力大部分时间都在工地上，留在家里的一般都是老弱妇孺，想想看，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有多大。
那么，隋炀帝为什么要修大运河呢？这与中国气候变化的大背景有关。
（隋炀帝杨广）
近一万年以来，中国的气候从整体上来看，越来越趋向于干燥寒冷，我们都知道，中国处于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温暖湿润的夏季风由东南沿海地区逐渐深入影响到西北内陆，降水量由东南向西北呈现出递减的趋势，随着气候越来越趋向于干冷，温暖湿润的海洋气流越来越难以深入影响到西北内陆。
在秦汉时期，关中平原的水资源还是十分丰富的，这里的粮食、物产可以供应长安的需要，但是到了隋唐时期，随着关中平原水资源的减少，这里的粮食、物产已经不能供应长安的需要了，天子常常需要就食东都洛阳。东都洛阳的粮食也需要从别的地方运来，因而开凿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非常的重要。五代、北宋时期的都城之所以会在黄河边上的开封城，就是为了漕运的方便。
经济发达的南宋却被灭国到底为什么？
忽必烈之所以愿意让南宋暂时或长期存在，除了受有汉文化的影响以外，另一原因是他有后顾之忧。起先有阿里不哥，其后有昔里吉与海都。虽则昔里吉与海都之称可汗，是在伯颜“平宋”还朝以后，忽必烈之时时担心有人要抢他的大位，确是事实。
错误在于宋的一方。宋倘能知己知彼，早该在助灭金国以前对窝阔台可汗讲清楚以黄河为界的条件，写成白纸黑字，免得后来又有了所谓以陈蔡为界的约定。既然是有了两种前后不符的划界办法，就应该派使臣去把事情澄清一下，却贸然以突袭的姿态占领汴梁洛阳，惹起几十年熄不了的战火。
错到了鄂州被忽必烈围攻之时，不幸又有贾似道的奸内诈外。贾似道分明以右丞相的资格对蒙古正式求和获准，以称臣纳贡为条件，却丧心病狂对宋理宗谎报大胜，对兀良哈台的殿后军队予以追击。更丧心病狂的是：把忽必烈派来的国信使郝经关在真州，以防宋的朝野知道他曾经向忽必烈求和获准，把郝经一关便关了十五个年头，而宋的局势便如江河日下。至于，坐视范天顺与吕文焕苦守樊城襄阳六年之久，“阴阳怪气”地似乎派人去救，而实际上并不想救，叫李庭芝负责，又叫范文虎不受李庭芝调度而直接受朝廷节制：这证明贾似道不仅是丧心病狂，而是禽兽不如、一种说不出名字的怪物。
宋恭帝投降以后，忽必烈叫伯颜把他与太皇太后谢氏、皇太后全氏，以及一切“宫眷”与皇族，带去大都。宋朝在理论上已亡，至少在蒙古方面的看法是如此。
却有陆秀夫与苏刘义二人，在温州请出曾任“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的陈宜中、召来在浙江定海驻扎的“保康军节度使、检校、少保”张世杰与他的兵，拥戴恭帝的庶兄益王赵星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这是德祐二年（1276年）阴历闰三月的事。
温州不够安全，他们迁到福州，在五月初一奉赵昰为帝，改元“景炎”，以陈宜中为左丞相兼都督，李庭芝为右丞相。李庭芝当时尚在扬州担任“淮东制置使”，与蒙古的阿术对抗。张世杰与陆秀夫的新名义是“枢密副使”与“签书枢密院事”。苏刘义的名义无考。
景炎元年（亦即德祐二年）六月十七日，文天祥从镇江脱险来到温州。陈宜中等人叫他当“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一个月以后，叫他兼“同都督”。文天祥于临安被占以前，曾经以“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的地位，奉派与左丞相吴坚到伯颜的军中洽谈和平条件，因态度倔强，被伯颜扣留（德祐二年正月二十日）。其后，被伯颜加进宋朝派赴上都的“祈请使”之列（祈请使原为贾余庆等四人，加进文天祥，共为五人）。文天祥在船抵镇江以后，设法与杜浒等“义从”逃出，在真州、扬州、高邮，吃了很多苦，最后由南通州航海南下。
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是宋朝最后几年的三根柱石。陈宜中在景炎元年（亦即德祐二年）十月，便带了若干船离开帝罡，去了占城。
李庭芝于离开扬州以后，在泰州被元兵捕获，就义。
文天祥在外面发展，张世杰护驾，陆秀夫主持政府。他们三人忠心耿耿，把宋朝的寿命延长到祥兴二年（1279年）阴历正月。祥兴是帝昰的弟弟昺的年号。帝昰原都福州，其后一再播迁，由福州而泉州的海面，而潮州浅湾，而（虎门附近的）秀山，而（中山县南二百里的）井澳，而（雷州正东的）碙州；终于在景炎三年四月病死在硐州；被追尊为“端宗”。
帝昺在硐州即位，改年号为“祥兴”，以景炎三年五月为祥兴元年五月，于六月迁都新会之南的崖山，在次年正月被陆秀夫背着跳海而死。
摘自《黎东方讲史：细说元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