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君彦修，故文懿先生之高弟子也，少读书，从先生游最久。尝有志当世，充赋有司不合，退而业医，犹幸其濡沫及人也。尝有志当世，充赋有司不合，退而业医，犹幸其濡沫及人了也。著书数万言，曰《格致论》，人多传之，而君之医遂名海右。又以阴阳家多忌讳，不知稽诸古也，复著书数千言，曰《风水问答》，书成示余双溪之上，推其用心可谓至矣。
【白话释意】
朱彦修是文懿先生的高弟子，少年时读书，师从文懿先生的时候最长。后来曾有志当世，终因与有司不合，只得退隐改作医生，还希望能以医术救死扶伤，濡沫及人。他著书数万言，名叫《格致论》，被很多人传阅，使得他的医术名播海右。他又因为阴阳家不懂得稽古，因而制订了许多忌讳，拘束世人，于是又撰书数千言，名叫《风水问答》。书写成后，他拿到双溪给我看，推其用心可谓至矣。
易日：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天确然在上，其文著矣。地隋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观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圣人孰与焉。商汉魏以来，言地理者往往溺于形法之末，则既失矣。至其为书，若《宅经》，《葬经》之属，又多秘而亡逸不传，则失之愈远矣。朱君力辩之，以为人之生也，合宗族以居，为宫室以处，审曲面势得则吉，不得则凶，其理较然。及其死也，祖宗之神上参于天，举而葬者，枯骨耳，积岁之久，并已朽矣，安知祸福于人、贵贱于人、寿夭于人哉。故葬不择地，而居必度室，据往事以明方今，出入诗书之间，固儒者之言也。昔者先王辩方正位，体国经野，土宜之法用之以相民宅，土圭之法用之以求地中，皆为都邑宫室设也。而冢人、墓大夫之职，公墓以昭穆，邦墓以族葬，借欲择之其兆域，禁令孰得而犯之，以是知君之言为得也。惜其书不见于二百年之前，绍兴山陵改卜之议，晦 朱子以忠贾祸，夫以一世豪杰之才，千古圣贤之学，萃乎其人，观于天下之义理多矣，而笃惟蔡元定之说是信者，果何也哉。吾邦自胡文定公得朱子之学于勉斋，四传而为文懿，君受业先生之门，计其平日之所讨论，亦尝有及于斯乎。不然则是书成于先生未易篑之日，必能正其说，传信于人，而顾使翰得而读之，岂知言哉。
《易经》指出：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天确然在上，其文著矣。地聩然在下，其理微矣。著者观之，微者察之，知乎此者知乎幽明之故，非圣人孰与焉。但从汉魏以来，谈论地理的人往往沉溺于形法等次要的东西，就失去了地理学说的真正本意了。这些地理家写成的书籍，如《宅经》、《葬经》之属，又多秘藏以至亡失不再流传了，使得距离真正的地理学就越来越远了。朱彦修花了大力气辨别这些内容，认为人在生时，整个宗族聚合在一起，修建官室作住屋，选择的地点能够审曲面势则为吉地，不是这样则是凶地，这样的道理比较容易理解。等到死后，就与祖宗的神灵在上天相会，后人抬起棺材下葬在墓穴的只不过是枯骨而已，等到岁月已久，就变成腐朽，又怎能知道活着的人的祸福、贵贱、寿夭等情况呢？所以儒家主张下葬不必择地，居住却要测度房屋。朱君的这番理论和古人的教训是相通的，只可惜他这本书不能在二百年前的南宋绍兴年间讨论山陵改卜时发表出来。在那次讨论中，朱熹因为发表忠言得罪了当权者，以至招来了灾祸。朱熹以一世豪杰之才，千古圣贤之学集中于一身，在博观天下的许多义理学说后，惟独笃信蔡元定的说法，这是为什么呢?我的家乡自从胡文定公在勉斋处学得朱子的学说后，传到四代到了文懿先生。朱彦修在文懿先生门下受业，估计师生之间平日讨论问题时，也会涉及到朱熹关于地理风水的看法。不然就是这本书写成在文懿先生未死之前，必定能得到先生订正书中的说法，使该书能传信于人，从而使我能够读到，这算不算是知言呢?
且翰先人之葬今十年矣，襄事之初，匍匐将命而不暇择，尝惕然于先儒土厚水深之言，于是得君之书，欣然如获拱璧。昔里有余祯者，以是术游江河间，邵安虞公深敬信之，其著书日：《地理十准》，虞公称其有得于管辂王吉之传，力诋曾杨之非，而不悟指蒙非辂所作，则与翰同一惑也。书之于篇，朱君幸其终有以教之。
我的先人下葬已有十年了，办丧事的时候，我匍匐将命，来不及请人选择吉地，只是按照先儒关于葬地适宜选在土厚水深的地方去做。现在读到朱彦修的书，发现上面的主张与我的做法，不谋而合，心里十分高兴，如获至宝。从前我的家乡有个叫余祯的人，以善于相地游食于江河之间，深得邵安虞公的敬信，他曾写了一本名叫《地理十准》的书，虞公认为是得到了管辂、王吉学问的真传。书中极力攻讦曾、杨二位地理家的学说的不足，却和我一样，不知道《指蒙》一书并非管辂所作。我特地将此事写在这里，希望朱彦修能够指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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