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横渠先生）。如果我们用“风水”作为关键词，会从电子版《四库全书》里面搜索到2489条，而最早提及《葬书》内容的人就是张载。《四库全书•张子全书》说：葬法有风水、山闪，此全无义理，不足取。南方用《青嚢》，犹或得之。西方人用一行，尤无义理。南方试葬地，将五色帛埋于地下，经年而取观之，地美则采色不变，地气恶则色变矣。又以器贮水养小鱼，埋经年，以死生卜地美恶。取草木之荣枯，亦可卜地之美恶。张载称赞南方人用《青囊》葬法，认为埋五色帛和小鱼于地下有道理，可以卜葬地的好坏。按南宋郑樵《通志》的记载，有曽氏《青囊子歌》一卷，郭璞撰《青囊经》二卷，曽杨二仙撰《青囊经》一卷。今见《四库全书》子部术数类录有《青囊序》一卷和《青囊奥语》一卷，旧本题唐杨筠松撰，其序则题绮松弟子曽文迪作。书中有阴阳顺逆、九星化曜辨山水之贵贱吉凶，这似乎就是张载所肯定的内容吧。
张载的后世影响
张载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比较完整的气一元论哲学体系，开辟了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新阶段。
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从思维与存在关系的哲学理论高度批判佛教唯心主义的哲学家。
张载哲学思想的内容十分丰富，对中国哲学史和关中思想文化史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在中国学术思想发展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并对11世纪后的哲学思想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张载的气一元论本体论哲学是君主专制社会后期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重大成果，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的王廷相，推崇张载“太虚即气”的学说，认为“横渠此论，阐造化之秘，明人性之源，开示后学之功大矣”（《横渠理气辨》）。
张载对传统文化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创立关学，对后世儒家学者影响很大，从北宋时到清代，历代都有学习传承者。
其中，宋代的吕大钧、吕大临、苏昞、范育、李复等人对关学的形成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明末冯从吾，全面继承张载思想的为学传统，并总结了500余年的关学发展历史，先后创建关中书院、首善书院，在他的努力下，关学复呈现繁荣景象。
王夫之是明、清之际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全面总结了中国古代朴素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并将其密切地结合起来，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王夫之最推崇、称赞的是张载。
“杜门著书，神契张载，从《正蒙》之说，演为《思问录》二篇。
”（《国史儒林传》），他自称受张载思想影响最深，平生治学以张载思想为宗，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张载思想，尤其是气本论，气化论，一再宣称自己是张载气一元论的继承者：“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 。
说自己平生的志向是“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
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著有多部与关学相关的著作，并提出：宋明理学除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派别外，还有以张横渠、王浚川、王船山为代表的气一元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姜国柱，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葛荣晋，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张岂之，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陈俊民，陕西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吉惠，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主任丁为祥等学者，多年来也著书立传，深入推进关学研究。
在国际领域，德国汉学家将张载《正蒙》一书译成德文出版，新加坡出版了《吕大临易学发微》等关学著作。
日本、韩国等重点大学，都把张载关学与朱熹、王阳明的学说，作为重点学科专门进行研究。
一.以天下为己任，忧患民命民生 张载少年丧父，生活历尽艰辛，一生大部分时间与穷苦百姓在一起，在不长时间的仕途生涯中，担任的也是基层的官员，十分了解民间疾苦和社会矛盾。
范仲淹在张载人生中起了指路人的重要作用，他的思想和人格对张载的影响非常深刻。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胸怀和气节，在张载一生中表现十分明显。
无论居官从政，还是辞官回乡试验井田，兴修水利，还是著书讲学，无不贯穿这“为生民立命”的精神。
这一点，张载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是有明显区别的。
二.笃实尚行、经世致用 张载一改儒家学者自汉唐以来专注于典籍章句训释和玄空清谈之风，带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使命感，从北宋社会现实问题入手，力图探求根本的解决之道。
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变化气质而成为圣贤，求贤成圣具备德性，就要通济天下，利济众生。
主张“学贵有用”、“经世致用”、“笃行践履”反对空知不行，学而不用。
张载在《横渠易说·系辞上》中说：“圣人苟不用思虑忧患以经世，则何用圣人？”圣人之学就是为排除国家民族之忧患而立，圣人如果不以民生为忧患，经世以除患，那么，这种圣人也是没有用的。
当代东亚实学学者尊张载为实学之发端代表人物，是十分恰当的。
三.“民胞物与”、“贞生安死”、“存顺殁宁” 张载在《正蒙》中指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意思是说天下百姓是我的同胞兄弟姐妹，世间万物是我的朋友，它所表达的是“大心”、“博爱”的情怀。
在张载看来，圣贤之心如太虚之大而无外，只有大其心，才能体认天下万物，人的心应扩大到与天同大的境界，才能合天道之心。
“民胞物与”是对传统文化中“和”的观念的发展和创新。
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万物，应该是和谐的关系。
这种理念和处世态度，是张载及后世关学学者的鲜明特点，面对当今世界上普遍存在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关系，阶级、阶层、族群以至国与国的关系全面紧张的状况，张载的这一重要的思想，无疑是具有警世的意义。
关于张载（宋代理学家）著作的详细书目
关于张载的著作，有些问题需要进行考察和说明。
《近思录》的《引用书目》中所列“横渠先生著作”，有《正蒙》、《文集》、《易说》、《礼乐说》、《论语说》、《孟子说》、《语录》。
晁公武《郡齐读书志》所著录的张载著作，有《横渠春秋说》一卷、《信闻记》、《横渠孟子解》十四卷、《正蒙书》十卷、张横渠《崇文集》十卷。
赵希弁《郡齐读书志附志》及《后志》所载，有横渠先生《语录》三卷、横渠先生《经学理窟》一卷、《横渠易说》十卷。
陈振孙《直齐书录解题》中著录的有《易说》三卷、《理窟》一卷、《正蒙书》十卷、《祭礼》一卷。
魏了翁《为周二程张四先生请谥奏》中说：“张载讲道关中，世所传《西铭》、《正蒙》、《理窟》、《礼说》诸书，……”《道命录》卷九引这些都是宋代人关于张载著作的记述。
其中一个疑问是：《近思录》的《引用书目》中没有《理窟》。
《郡齐读书志》中有一条说：“《理窟》二卷，右题曰金华先生，未详何人，为程张之学者。
”而赵希弁《郡齐读书志附志》中，则著录有横渠先生《经学理窟》一卷，魏了翁讲张载的书，也以《理窟》与《正蒙》并提。
但何以《近思录》的《引用书目》中没有《理窟》呢？疑朱熹编辑《近思录》时尚未见到《理窟》，或者虽见到而以为不足依据而不取。
今存的《理窟》，内容和赵希弁所述目次相同，但其中有些是程颐的《语录》，而从大部分的题材语气来看，又确像张载的话。
疑宋代《理窟》有两个本子，一题金华先生，一题横渠先生。
金华先生可能是编者。
这本书当是张载程颐语录的类编，后人因其中张载的话较多，所以算作张载的书了。
书中只是门人的记录，不是张氏手著的，不完全可信。
《正蒙》、《易说》和《文集》中的文章是张载自写的著作，其余都是他历年讲学的记录。
《易说》可能是早年著作。
《程氏外书》中记载尹焞的话说：“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
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次日横渠撤去虎皮。
……”《二程全书》卷三十七祁宽所记尹和靖语张载在开封讲《易》时，可能已经开始写《易说》了。
在《易说》中，他的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已经具备。
《正蒙》是晚年著作对于唯物论学说又有所发挥，但也添加了不少唯心论的观点。
《西铭》的写成，当在《易说》之后，《正蒙》之前，后来也编入《正蒙》中。
《西铭》讲“民胞物与”，与程颢“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观点一致，所以深受二程的赞赏。
张载的一部分著作，到元明时代，就逐渐散佚了。
二程的著作，经过朱熹的整理，完整无缺。
王安石的著作，除《文集》外，也大部散佚。
这里可以看出程朱学派的态度和影响。
通行本《张子全书》，编于何时，编者何人，过去很少人注意。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曾说：“此本不知何人所编。
”《四库提要》的作者没有进行深入的调查，只是以不了了之。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可以解决的。
明吕柟在嘉靖五年编著《张子抄释》，序文中说：“横渠张子书甚多，今其存者止《二铭》、《正蒙》、《理窟》、《语录》及《文集》，而《文集》又未完，止得二卷于三原马伯循氏。
”可见当时还没有《张子全书》，而《张子全书》中的《语录抄》、《文集抄》是直接沿用吕柟所摘抄的，可见《张子全书》的编纂在吕柟之后。
清乾隆年间宋廷萼刊本《张子全书》卷首有宋廷萼《附记》说：“张子撰著，明以前散见他书。
万历中都门沈芳扬芳扬，自彰先生字也守凤翔，搜集为《全书》，说见原刻张某序中。
”宋氏所说，当有所据。
今存万历刊本《张子全书》，有袁应泰序、张能鳞序，都未谈到这个问题。
袁序中仅说：“郡伯沈公表章理学，……为建横渠书院，肖像以祀之，并刻其《全书》而属序于余。
”顺治刊本《张子全书》喻三畏序，有几句话很值得注意。
他说：“遂求先生全集于文献之家，而乡先达果进予而言曰：先生著作，虽传今古遍天下，惟吾郡实为大备。
前都门芳扬沈太公祖尊先生教，搜索殆偏，寿之木以广其传，至今家弦户诵，衍先生泽使之灵长者，沈公力也。
根据喻三畏和宋廷萼的说法，我们可以断定：《张子全书》是明万历年间沈自彰编纂的。
明末徐必达刻《张子全书》，是在沈自彰以后了。
《张子全书》有许多缺点，它没有采用宋本《张子语录》而采用《语录抄》，《文集》也没有参考《宋文鉴》，仅采用《文集抄》，这都是不足之处。
吕柟没有提到《横渠易说》，《全书》保存了《易说》全文，这还是优点。
现在这个新编《张载集》，参考了《宋文鉴》，采录了宋本《语录》，又查考了《周易系辞精义》，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本子了。
《正蒙》艰深难懂，初学须看注解。
王夫之的《张子正蒙注》最有名，但他的注也不易懂。
比较浅显易懂而且也比较完备的注解，有王植的《正蒙初义》乾隆刊本，可以参阅。
此外还有明刘玑的《正蒙会稿》明刊本，清刊本，明高攀龙、徐必达的《正蒙释》明刊本，清李光地的《正蒙注》康熙刊本，杨方达的《正蒙集说》雍正刊本等。
但这些注解都有曲解误释之处，这也需要注意鉴别。
张载的著作中，有精华，有糟粕。
他提出许多卓越的思想，也有大量的糟粕，这应该分...
阴宅和阳宅的风水讲究一样吗？
时下，不少人买房时，都要先请风水先生上门看风水。
风水先生说此房风水好就买，否则就不买。
一位记者带着这个问题，到某名牌大学去请教几位教授。
其中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教授说：风水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与建筑学、气象学、环境景观学、地球物理学、人体生命学等多门学科都有交叉。
风水学中有很多论述……颇多经验性见解，含有朴素的科学道理。
如此说来，风水先生者，一门综合性学科的科学家也，可尊敬得很。
怪不得，三四年前，广州某大学公开表示，要设立“风水课”，培养出一茬又一茬的现代风水先生———即现代风水科学家来。
可惜后来被省高教厅制止了。
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风水术是一门综合性的多学科学问，只知它最初是给死人看风水、择坟地的。
风水术的始作俑者，据传是汉朝的青乌子。
他著有《葬经》三卷。
《新唐书·艺文志》将他的《葬经》改名《青乌子》，或许是另有佚名的《葬经》二卷之故吧？又传晋人郭璞也著有《葬经》，但《新唐书·艺文志》未见著录。
所以后人疑青乌先生的《葬经》乃郭璞所著。
这都无可考证，也用不着考证，由它去吧。
由此可见，风水先生的老祖宗是只看死人阴宅的风水，而不管活人的住房即所谓阳宅风水的。
因此最早...时下，不少人买房时，都要先请风水先生上门看风水。
风水先生说此房风水好就买，否则就不买。
一位记者带着这个问题，到某名牌大学去请教几位教授。
其中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教授说：风水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它与建筑学、气象学、环境景观学、地球物理学、人体生命学等多门学科都有交叉。
风水学中有很多论述……颇多经验性见解，含有朴素的科学道理。
如此说来，风水先生者，一门综合性学科的科学家也，可尊敬得很。
怪不得，三四年前，广州某大学公开表示，要设立“风水课”，培养出一茬又一茬的现代风水先生———即现代风水科学家来。
可惜后来被省高教厅制止了。
笔者孤陋寡闻，不知风水术是一门综合性的多学科学问，只知它最初是给死人看风水、择坟地的。
风水术的始作俑者，据传是汉朝的青乌子。
他著有《葬经》三卷。
《新唐书·艺文志》将他的《葬经》改名《青乌子》，或许是另有佚名的《葬经》二卷之故吧？又传晋人郭璞也著有《葬经》，但《新唐书·艺文志》未见著录。
所以后人疑青乌先生的《葬经》乃郭璞所著。
这都无可考证，也用不着考证，由它去吧。
由此可见，风水先生的老祖宗是只看死人阴宅的风水，而不管活人的住房即所谓阳宅风水的。
因此最早的风水术，与前述那位不愿公开姓名的教授所说的“多门学科都有交叉”的“综合性的学科”，风马牛不相及。
至于说风水术与“地球物理学、人体生命学”交叉，即使在风水术从相阴宅扩展到相阳宅以后，也仍然驴唇不对马嘴———谈不上的。
我们切不可望文生义，以为“风水学”就是考察和认定，墓地和宅基地的风情水情，对死人和活人有利还是有害。
风水也者，其实是一个很玄的无法用科学手段检测的抽象概念。
《葬经》上说：“葬者，乘生气也。
经曰：‘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故谓之风水。
’”它讲究的是龙脉、气势，五行生克之关系。
由此确定，死人葬在风水宝地上，其后人就能兴旺发达、荣华富贵。
否则，其后人就要穷困衰败，乃至断子绝孙。
在风水宝地或风水不好的地上建屋居住，其后果也是如此。
———请问那位教授先生：这样的“风水学”，与您所说的“建筑学、气象学、环境景观学、地球物理学、人体生命学”究竟有什么关系？它究竟“含有”多少“朴素的科学道理”？ 风水术之虚妄不足信，即使在科学极不发达的古代，也是有人看透了的。
北宋名臣司马光和他的哥哥司马旦，就是两个不信风水的人。
他们的父亲逝世时，族人都主张请风水先生找一块风水好的坟地，一以安逝者，二以福后裔。
兄弟俩没法，只好去近村请了一个有名的风水先生来，私底下对他说：给你二十吊钱酬劳，不过一切都得听我的。
不然，我就另请别人。
风水先生“唯命是从”。
司马旦就口授墓地位置、朝向、“圹之深浅广狭、道路所从出”，教风水先生一一写出，并以葬书“缘饰之，曰大吉。
以示族人。
族人大悦。
”太尉公墓址就是这样定下来了。
晚年，司马光曾作《葬论》一篇，极论风水术之非。
他非常反对“阴阳家立邪说以惑众”。
在他知谏院时，曾“奏乞禁天下葬书”。
由于执政者反对，没有成功。
比司马光小一岁的张载，也很反对风水术。
他说过：“葬法有风水山冈之说，此全无义理。
”———“全无义理”者，一点道理也没有！更不要说科学了。
相信或不相信风水术，不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看各人可以听便。
但共产党员似应例外，因为共产党员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
至于为人师表的理工科大学的教授，相信“风水学”也无不可。
但鄙意以为，最好不要拿这个去影响乃至熏陶学生。
并且，希望不要给风水先生加冕，尊之为综合多学科于一身的科学家，那自个儿就太掉价儿了。
李贽为什么批判的是程朱理学而不是陆王心学
【孔孟】孔子思想核心：仁、礼、中庸孔子的思想产生是礼乐崩坏，就是他觉得你们治理国家治理得很糟糕啊！所以人民生活得很差！我来教给你们！他崇尚礼，打小就崇尚，再深入思考，才提出仁，仁是为了调和社会关系，并不是像我们现在来说的博爱。
这就好像西欧国家建立福利体制是为了维护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教材那么说），不是像社会主义好一样就是为了让大家过得好（目标“共同富裕”）（这个例子举得好不恰当）。
简单来说吧，孟子（还有荀子）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最简明的就是提出仁政、王道。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天人合一天人感性，三纲五常这里就跟“老”儒家思想不一样了，传统儒家可没说过君权神授，君权神授这个东西拿出来宣扬就是因为你得到皇位本来就不该是你的，你又想让大家臣服，才单拿出来强调，如果你的权利是你的应得的，不用费这个心。
孔子说的是你为人臣子，君主做的不好就劝谏，再不行可以另择良主，显然不符合封建君主专制（前221年秦统一，建立起来，为历代沿用完善，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要求，所以批判继承，这点就被批判了。
继承了什么呢？主要是五经（孔子整理的诗书礼易乐春秋，这里乐毁于焚书坑儒的秦火，剩下的就是五经），而且客随主便，他自己称自己为独尊儒术。
对儒学的推动作用还有就是汉武帝兴办太学和地方学校，太学是跟做官有关系的，就好像现在高考要考数学，要考英语，大家都挤破头去学数学英语，作用差不多，现在国家说啦，儒家思想是好的！孔孟都死了所以只能学论语孟子这书，还有五经等等。
【二程】主要就是把天理摆在重要位置，天理就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再往上追溯可以追溯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而且他们同样重视儒家典籍。
【朱熹】魏晋南北朝玄学盛行（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在唐代道、佛思想盛行，儒家思想不再独尊於一家。
但是南宋的朱熹却完成了新儒学的改革。
朱熹的深刻之处在于，把孔孟置于正宗，同时又把董仲舒阴阳五行，把张载、周敦颐、二程的观点，以及佛教的灭欲观和道家的哲学与思辨精神，加以整理，小心而细致地构造出内容精深的新儒学体系。
儒学在世界观、方法论上的短处被克服了。
这使佛、道等学说再也不会动摇它了。
宋以后七百年间，理学一直被奉为正统，与宗法体制十分的适应。
什么是理一分殊
理一分殊是中国宋明理学讲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
源于唐代华严宗和禅宗。
宋明理学家采纳了华严宗、禅宗的上述思想，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
朱熹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
起源中国宋明理学讲一理与万物关系的重要命题。
源于唐代华严宗和禅宗。
华严宗在四法界中讲理法界和事法界时，认为理是全遍，不是分遍。
“能遍之理，性无分限。
所遍之事，分位差别。
一一事中，理皆全遍，非是分遍”（《华严法界观门》）。
禅宗玄觉禅师在《永嘉证道歌》中说：“一性圆通一切性，一法遍合一切法，一月普现一切水，一切水月一月摄。
”水月之喻，被概括为“月印万川”。
它与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思想相似。
太空一月映现在众多江海湖泊中可以看到无数月，无数月终归来源于一月。
同一本体显现为形形色色的事物，千差万殊的事物的本质又同一。
建立宋明理学家采纳了华严宗、禅宗的上述思想，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
张载在《西铭》中说：“乾称父，坤称母”，“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从中发挥万物同属一气的观点。
程颐把张载的上述思想概括为“理一分殊”，其实张载并没有在《西铭》中提出“理一分殊”的命题，这是程颐的发挥。
朱熹转述其老师李侗的话说：“吾儒之学，所以异于异端者，理一分殊也。
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李延平先生答问后录》）。
但从程颐到李侗，都还没有从本体论角度系统阐发“理一分殊”的理论。
朱熹一方面接受程颐和李侗的观点，认为《西铭》通体是一个理一分殊，一句是一个理一分殊，另一方面融合佛教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和月印万川的思想，把理一分殊作为其理一元论哲学的重要命题。
成熟朱熹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
然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个理一的体现。
“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朱子语录》卷十八）。
例如屋、草木或人，只是一个道理，有厅有堂，有桃有李，有张三有李四。
“只是一个道理”便是理一，厅堂、桃李、张三李四的差别是万殊。
他依此概括说：“《西铭》言理一分殊，亦是如此”。
从伦理角度而言，人物以天地为父母，天地以人物为子女，因此以乾为父，以坤为母，有生之类，无物不然，这是理一；人人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这便是分殊。
他说：“天地之间，人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分未尝不殊也。
”知其理一，所以为仁，便可以推己及人；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故爱必从亲人开始。
朱熹又把总天地万物之理，说成太极。
太极便是最根本的理，理一分殊就是太极包含万物之理，万物分别完整地体现整个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由此看来，万物之理与太极，似乎是普遍的理与特殊的理的关系，实质上还是理一与万物的关系，他虚构出一个最一般的理，安置到每一具体事物之中，实际上是把观念的东西当作事物的根源。
发展明代的罗钦顺改造了朱熹的理一分殊说，认为理只是气之理。
世界上的人和物禀气而生，理便是一气变化的理，其理是惟一，所以叫理一；在其“成形之后，其分则殊”，便叫分殊。
两者的关系是，理一存在于分殊之中，即存在于千差万别的事物之中，这种认识接触到了一般寓于个别之中的辩证关系。
王夫之揭示朱熹以月印万川喻理一分殊的矛盾，指出“迨其分殊，而理岂复一哉！夫不复一，则成乎殊矣”，认为理一既可分殊，就不再是理一；理既是全遍，就谈不上分殊。
王夫之从逻辑矛盾上批判了朱熹，并从本末、大小关系上论述了理一分殊。
他认为，万物之大原惟天地，如由一向万，本大为一，即理一；末小而万，便是分殊。
这包含着事物的同一性与差别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
同时，由于王夫之把被朱熹颠倒了的理气关系又颠倒过来，使理成为气的理，认为“而气必有理，则理既殊而气亦不同”。
从而把理一分殊建立在了唯物论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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