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北京的优势。历朝都有自己的北京优势论。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都是依据了各自的北京优势说。
金人认定，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中原，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是看中了北京的地理环境。北京在地理位置上的确独特，它为中原北方门户，有人讲它是中国的“龙眼”所在。它面平陆，负重山，南通江淮，北连溯漠，可称得上是“财货骈集，天险地利”，实为汴（开封）、洛（洛阳）、关中（西安）、江左（南京一带）皆不及也。
元代在辽金的基础上建立大都，这是蒙古贵族认识到北京位于东西地势的交汇点上，又君临南方，进可以扼控全国（事实也是如此，从北京南进的军事、政治行动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蒙古铁骑的南下，燕王朱棣的南下，清兵的南下，袁世凯的南下等等），退可以依托故地漠北，卷起首饰，骑上马，一溜烟就会遁入故地，这是以地利人和的建都原则为依据的。
明代建都北京，在老北京人的传说中是件有神秘色彩的事，徐达在刘伯温的授意下以射箭定都的传说，仿佛说明北京之成为首都是很偶然的。其实，明代迁都北京，有极为充分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个人情感的原因。它是中国文明从西向东迁移变动的结果。
明开国定都南京，赖以推动全国，是符合明代人定都原则的，但蒙古势力返回并峙持于漠北，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如不全力守卫边疆，可能出现北宋第二。北京的地缘位置属交通要冲，占住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这是四条生命线），北京城外有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地势高峻，明代人认为“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
清朝建都北京，自是出于弹压中原、雄霸九州的胸怀和眼光，也是出于退可出关的战略考虑。以多尔衮为首的清廷的远见卓识者，认为要“以图进取”，必迁北京。皇太极的迁都北京是要占据这个关口从而统一全国，“以建万年不拔之业”。1644年8月20日开始，清朝大迁都，10月10日正式定都北京。
三百多年以后，当中国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同志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决定把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选定北京，这里边有着太多的理由和依据。而且一代伟人以其见微知著的远见卓识，对新中国首都的选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以为首的中共领导人所考虑定都的历史背景。熟悉中国的历史，熟悉北京的历史，从历史的作用来看，定都北京无疑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是以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的现实背景。
1919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革命取得了胜利，人民和人民领袖自然忘不了革命的发祥地。1949年3月25日，进北平城，由涿县乘火车到北平清华园。火车经过北平城墙时，看了看窗外萧条的景象，对身边的同志说：“你们来过北平吗？我来过，整整三十年了！那时，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我到处奔波，在路上连裤子都被人偷走了，吃了不少苦，现在三十一年后还旧国，真是‘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翻天覆地，翻天覆地哟！”是的，正是北京的革命传统带来了历史的天翻地覆。这里出现过戊戌变法，在黑漆漆的封建旧制度的天空中划过一道亮光；这里发生过反帝反封建的滦州起义，发生过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产生于此，创立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土壤也存在于此。在北京定都，是革命发展的合理结果。
当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反人民的政权定都南京，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笔者加一句，此举恐怕也是极为相信天数命运的考虑了南北鼎力之时，毛氏欲南下灭蒋，一统中国，所以借《周易》之“水火既济”而“火水未济”之原因，其用意之深刻，恐怕又是情理之中，史家用笔之外罢？）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村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这次会议上，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政府后，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在会上作了明确阐述：“我们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政权不仅仅是工农，还包括小资产阶级，包括民主党派，包括从蒋介石那里分裂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政权制度采用民主集中制，即人民代表会议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在这次会议期间，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对徐向前讲：“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
“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将军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3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一切正常。这是党中央和决定定都北平的一个重要原因。
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5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说到北平和平解放后，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与共产党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已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其实，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作出的一个必要的选择。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拿起一支烟递给王稼祥，自己也点了一支，然后问：“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石头城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有道理有道理”。一边笑着，一边不住地点头。王稼祥的看法与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完全相同的。这种一致正是建立在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上的。
在那时，按照薄一波同志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的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实际上，“一边倒”的外交格局和接受苏联的帮助，是中国共产党建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我党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我党也与苏联领导人交换过意见。
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恒、林伯渠诸同志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接着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我党中央的意见。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同志，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因而，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当然，把新中国的首都定于北平，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共面临的一个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把一个封建的帝都变为一个人民的国都。这是一次严峻的考试。
和中共的领导人都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在进行迁往北平的准备工作时，不断地给身边的工作人员敲起警钟。他对工作人员讲：“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一到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这一天吃过早饭后，正要迈步走出门口，周恩来迎了上来，问：“主席，休息好了吗？”讲：“休息好了，我只要睡四五个小时，就有精神了。”
周恩来说：“多休息一会儿好，长时间坐车也很累。”讲：“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很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
自信地讲：“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考个好成绩”，这就是以为首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决定定都北平的第一个愿望。
这是执政党的愿望。这更是人民的愿望。
经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讨论通过，北平改名为北京，正式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其实，定都北京，最重要也最直接有说服力的事实还是来源于祖先先天的星相八卦对于北京在整个中国地理的帝都定位。简单从容几句，却已经道出天机，天下箕分已成定论。据《宛平县志》的记载则是根据中国黄帝的北斗星位说：“今天下之势虽殊而理与气贯相为通，其相通之际，天地未尝示人而即示以列星之进退隐见（现），故某星现于某方其为吉为凶即以征（证）某地之休咎，星家占之史册著之班班可考也，诸星且然则，二十八宿之分莅九州，谅不可诬矣，宛平为顺天首邑，地列艮寅之交，古称幽燕之域。考之星纪。箕尾二宿宝式临之，虽诸家所说二宿之度数略有不同，然未有外二宿而别属者，盖由于推步占验，古人皆有灼见而云然也，今志中首列分野，夫亦地不敢先天以卑从尊之义哉”
“我朝定鼎于燕，凡九州之分星，莫不旋拱神京，非必如昔人，列土分封各有限制也，然阴阳之精，其本在地，地有高下，南北而上，发于天如（廷西）为列星，自是推步占验之俦，莫不安度分次而考求之匪，则失以毫厘，讹以千里矣当考”
“帝都在艮维寅方，上应列宿当属析木之次尾箕之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约之为二十八宿，再约之为十二次，次凡三十度，解析木三十度，正覆在燕分之上，宿度多寡不等而尾星实隶，十一渡合之亦当三十度故春秋元命苞曰：尾箕散为幽州，分为燕国帝王世纪，又曰：自尾十度至斗十度百三十五分，终为解析木，之次于辰在寅，所谓：摄提格也。”
“汉刘向亦曰：燕地尾箕分野，自四尾度至斗六度，谓析木之次，《尔雅》”曰：析木谓之津，释者言属天汉之津，梁为燕分也；《天文志》云：自尾十度至南斗十一度，为析木，于辰在寅，燕之分野也；当是中台之下，下台之上，又曰；冀主北斗枢星，又曰：辰星主燕赵代三疆，唐志亦曰：尾箕析木，津也，初尾七度，中箕五度，终南斗八度，应北平渔阳等郡，夫天之高，星之远，故非人得私意窥测，仿佛其形体然；取诸家之说而考究之，其分度之差，虽有不同，大约皆为析木尾箕为准，或又帝都之宿，无容多啄”
就以现在地理位置来看：北京方位西接中华文化之发祥地，巍巍昆仑山之精华以及太行山之绵延不断之势，东承长白山脉长久之源气，坐定坎水艮土的位置，周易讲此位置：万物终而万物始，是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阴阳交汇的位置，北京城东西延续的山脉，翕张如龙之左右两两翼，俯临中华大地；从整个世界地理来看，中国又地处在整个亚洲和世界的中心。就是以现在地理而论：北京都城的位置：北纬39度，东经116度。雄踞华北大平原北端。北京的西、北和东北，群山环绕，东南是缓缓向渤海倾斜的大平原。北京平原的海拔高度在20~60米，山地一般海拔1000~1500米，与河北交界的东灵山海拔2303米，为北京市最高峰。比五岳之首泰山海拔还要高出800米，境内贯穿五大河，主要是东部的：潮白河、北运河，西部的永定河和拒马河。北京的地势是西北高、东南低。西部是太行山余脉的西山，北部是燕山山脉的军都山，两山在南口关沟相交，形成一个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弯，人们称之为"北京弯"，它所围绕的小平原即为北京小平原。
北京历来被风水学家称为“山环水抱必有气”的理想都城。其西部的西山，为太行山脉；北部的军都山为燕山山脉，均属昆仑山系。两山脉在北京的南口（南口是兵家要地）会合形成向东南展开的半圆形大山湾，山湾环抱的是北京平原。北京之所以被称为天下第一风水，是因为：北京被山脉环抱的层数最多。风水的第一条标准就是山环，山环抱的层数越多，标示拥护的人越多（中国历来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从中国地图上我们很清楚的看到，发源于昆仑山脉的左右两侧山脉都是环抱北京的，从世界的范围内看，北京左边从里到外被朝鲜、日本、美洲大陆环抱，右边从里到外被东南亚、印度、阿拉伯群岛和 非洲大陆环抱，而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城市能够像北京一样被如此众多的山脉环抱着。
而按古代风水学的观点，北京紫禁城于1420年建成,同年十一月明成祖朱棣宣布迁都北京.紫禁城从始建到竣工,历时十四年,由当时的地理风水大师廖均卿施布主建。廖均卿在奏章中自谓“世授杨师之术”，他主建的紫禁城是按照杨公之术实施的。永乐十八年，正值下元六运，紫禁城中轴线是坐子向午，如此立局，正合《青囊四十八局》中的第二十九局。《天玉经》曰：“乾山乾向水朝乾，乾峰出状元”，说的就是此种格局。下元六运，子为乾星，午为乾卦，水注三海，卯为催官，丁为零神，五诀俱全，真是典型的皇宫风水格局。
子山午向立局，来龙必在西北乾位或东北艮位。北京紫禁城，西北乾龙由大海沱山至八达岭至妙峰山，落脉香山。东北艮龙由雾灵山至怀柔山至盘山，落脉较远。乾龙和艮龙千里而来，共吐明珠，造就千年皇宫。子午立局，水口必在酉位，来水必在乾方，去水必在午方。紫禁城之西北乾方有永定河，经引水渠流入北海、中海和南海，北海在紫禁城西北，中海在紫禁城之正西，经南海向午方流去。水之流向与城门水口正合子午坐向之格局。
紫禁城于六运建造，其来龙为天干阳龙，其配水为地支阳水。按龙水之要求，必立地支坐向，故立子山午向。如此龙水与坐向之配，正合青囊格局的要求。廖均卿家传杨师风水绝术，绝妙地运用江东一卦、江西一卦、南北一卦，以此三卦组成的“天地父母三般卦”，绝妙地运用龙水与坐向的配合，绝妙地布局坐向、催官、催财以及二卦同气之术，绝妙地选择元运时空以避入囚之衰。
综观北京地形，依山襟海，形势雄伟。诚如古人所言："幽州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诚天府之国"。果真不愧：奠定了前挹九河,后拱万山之形胜的千古帝王大都！
北京风水格局的内局，万分细致，严格按照星宿布局，号称“星辰之都”。然而北京都城的整体格局，无论整个都城或者皇宫内廷，却均与中国最古老的一部旷世经典——《周易》，紧紧相连。其实，北京是按照中国古代最高传统文化——《周易》原理进行规划和设计的，是按“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念建造的，古都北京的每一处古老的建筑，都蕴含着《周易》古哲的不朽光辉。正因为将建城融入了《周易》的哲学、美学理念，才使得北京城熠熠生辉，灿烂夺目。
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中记载：“明之北京，在基本原则上实遵循隋唐长安之规则，清代因之，以至于今，为世界现存中古时代城市之最伟大者。”
丹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家罗斯穆森在《城镇与建筑》中称：“整个北京城（平面设计）匀称而明朗，是世界奇观之一，是一个卓越的建筑物，是一个伟大文明的顶峰。”
美国建筑学家贝肯在《城市建设》中称：“在地球表面上，人类最伟大的单项工程可能就是北京城了。这个中国城市是作为封建帝王的住所而设计的，企图表示这里乃是宇宙的中心。整个城市深深浸沉在礼仪规范和宗教仪式之中……它的（平面）设计是如此之杰出，这就为今天的城市（建设）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宝库。”
美国规划学家亨瑞·S·丘吉尔也宣称：“北京是三维空间的设计，高大的宫殿、塔、城门所有的布局都具有明确的效果……金色的琉璃瓦在单层普通民居灰暗的屋顶上闪烁……大街坊被交通干道所围合，使住房成为不受交通干道所干扰的独立天地，方格网框架内又有无限的变化。” 可见，在《周易》高度哲学思想的指导下，中华民族的建筑同样走在世界的前端，令世界瞩目而景仰！
《周易》一书是中国历史上上古时期的一大奇书，其寓意博大精深，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渊源，是中国乃至世界公认的古代最高水平的哲学著作和最具权威的历史文化典籍。《周易》在中国历史上被尊称为“众经之首，大道之源”，对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和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人类惟有沿着《周易》这条脉络去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和文明，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北京古城分为内城外城两部分，今人称为凸字形城。凸字城的北部称为内城，建城比较早，它是在明朝初年在元大都的基础上参照明初都城南京城和明朝中都（安徽凤阳）的设计方案建设起来的。凸字形南部称为外城，建城比较晚，它是在明朝后期嘉靖年间建设起来的。打开古都北京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到，在古都北京内城之外的南北东西四个方位上，分别建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四个古祭坛建筑。我们且从四个祭坛建筑说起。
天坛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的一座古代皇家祭天建筑，位于北京内城之外的南方，公元1420年明朝永乐18年由朱棣皇帝下令修建，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天坛是明清两朝皇帝于每年“冬至”祭天、“孟春”祈谷、“夏至”祭雨的地方。地坛是公元1530年明朝嘉靖皇帝9年所建，位于北京内城之外的北方。因祭坛拜台周围设计有方形泽渠，故原名方泽坛，明朝嘉靖13年改名为地坛。地坛是明清两朝皇帝祭祖“皇地祗神”即地神的地方，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完整的祭地建筑。日坛、月坛均为公元1530年明朝嘉靖皇帝9年所建。日坛位于北京内城之外的东方，又叫朝日坛，是明清两朝皇帝在每年“春分”之日祭祖“太阳神”的地方。月坛又叫夕月坛，位于北京内城之外的西方，是明清两朝皇帝于每年“秋分”之日祭祖“夜明之神”即“月神”和天上诸星宿神的地方。
祭祀天、地、日、月是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习俗。据史书记载，早在周代，祭祖天、地、日、月已经成为一种制度，战国时期秦始皇曾在威山（山东荣城成山角）祭日，在莱山（山东掖县）祭月。西汉成帝年间在当时的都城长安城南郊曾修建“天地之祖”以祭天地，修建“东君祀”以祭日。魏晋南北朝时有春分东郊朝日，祭祖天地神，至今遗名尚存。明朝两代皇帝修建大型专用建筑祭祖天、地、日、月。至今我国有些地方的民间仍保留在春节祭祖“天地之神”的习俗，可见我国祭祖天地日月的习俗渊远流长。祭祖天地日月是我国古代国家的盛大典礼之一，是帝王统治生涯中的一件大事，历代皇帝都极其重视。
其实，古代皇帝和臣民崇拜天地日月的观念也是从《周易》来的。《周易·说卦》云：“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意思是，八卦中的乾卦代表天，被尊称为父亲。坤卦代表地，被尊称为母亲。周易《系辞》又说：“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这就是说“天地间阴阳二气交融，万物才能变化而完美，阴阳雌雄两性交合，万物才能产生变化”。《周易·序卦》曰：“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这就是说，天地间阴阳二气交合才能化生万物，有万物才能产生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礼仪，万物离开天地就无法生存，天地是产生万物的根源，所以古人非常尊崇天地，敬重礼拜天地，形成了按节气定期祭祖天地的礼仪制度。
《周易·系辞》又说：“是故刚柔相摩，八卦相荡，鼓之以雷霍，润之以风雨，日月运行，一寒一暑。”“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古人认为，宇宙中日来月往，月来日往，日月相推，才产生白天和夜晚，光明和黑暗。正是日月的运行，才产生寒冬和夏暑，寒往暑来，暑往寒来，寒暑相推才产生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的岁月变化，才产生一年又一年。古人认为，日月是岁月形成离不开的天象，因而就产生了祭祖日月的习俗。
古代的帝王为什么将天坛建在北京内城的正南方、将地坛建在正北方、日坛建在正东方、月坛建在正西方?其理论根据就是《周易》先天八卦图。《周易·说卦传》曰：“天地定位，山泽通气，雷风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错。”“乾，阳物也，坤，阴物也。”古人依据这一段话，提出先天八卦论，按照先天八卦方位，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东南、艮西北、震东北、巽西南。
《周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君为父……坤为地为母”“离为火为日……坎为水为月……”这就是说乾为天在正南，坤为地在正北，离为日在正东方，坎为月在正西方。古人认为，先天八卦方位才是天地日月的本来方位。古人为了将天坛、地坛、日坛、月坛与先天八卦方位对应起来，于是就按照先天八卦方位将天坛建在北京古内城的南方，将地坛建在北方，将日坛建在东方，将月坛建在西方。而四坛中间就是皇帝的都城，由此可见，天、地、日、月坛所代表的卦位，与故都北京内城构成了先天八卦城。
天坛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天地之神和祈祷五谷丰收的地方。它的严谨的建筑布局，奇特的建筑结构，瑰丽的建筑装饰，被认为是我国现存的一组最精致，最美丽的古建筑群，天坛不仅是中国古建筑中的明珠，也是世界建筑史上的瑰宝。
天坛东西长1700米，南北宽1600米，总面积为273万平方米。天坛包括圜丘和祈谷二坛，围墙分内外两层，呈回字形。北围墙为弧圆形，南围墙与东西墙成直角相交，为方形。这种南方北圆，通称“天地墙”，象徵古代“天圆地方”之说。外坛墙东、南、北三面均没有门，只有西边修两座大门－－圜丘坛门和祈谷坛门（也称天坛门）。而内坛墙四周则有东、南、西、北四座天门。内坛建有祭坛和斋宫，并有一道东西横墙，南为圜丘坛，北为祈谷坛。
除祈谷坛和圜丘坛之外，天坛还有两组与众不同的建筑群，即斋宫和神乐署。斋宫实际是座小皇宫，是专供皇帝举行祭祀礼前斋戒时居住的宫殿，也有城河围护。神乐署则是隶属于礼部太常寺之下，专门负责祭祀时进行礼乐演奏的官署。它是一个常设机构，拥有数百人的乐队和舞队，平时进行排练，祭祀时负责礼乐。署衙的位置在外坛西部，与斋宫隔墙相邻，是一组标准的衙署建筑。
天坛面积辽阔，相当于紫禁城的四倍。在极小占地的建筑周围种植着苍松翠柏，深绿颜色在古代表示崇敬、追念和祈求之意。这也是在坛、庙、陵寝种植松柏的原因。
进入天坛，树木葱郁，尤其在南北轴线和建筑群附近，更是古柏参天，树冠相接，把祭坛烘托得十分肃穆。据统计，天坛仅古柏就有4000株。
祈谷坛上为祈年殿。殿高33米，直径24.2米，宏伟壮观，气度非凡，是昔日北京的最高建筑之一。祈年殿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取名大祀殿，为宽12间，纵深36间的黄瓦玉陛重檐垂脊的方形大殿。大祀殿与其说是祭坛，不如说是一座宫殿，后来嘉靖皇帝旨意拆除，并于1545年在大祀殿原址上建成大享殿，清王朝建立后，用它来举行祈谷礼。1751年，正式将大享殿更名为祈年殿。清干隆十六年（1751年）重修祈年殿，更换蓝瓦金顶。光绪十五年（1889年）八月二十四日，雷雨交加，祈年殿不幸被雷电击中，焚烧。因楹柱为檀香木，香飘数里。
据说，北京古建筑材料中有着名的四宝，即祈年殿沉香木楹柱，太庙前殿正中三间沉香木梁柱，颐和园佛香阁内铁梨木通天柱，谐趣园中涵远堂内沉香木装修格扇。现在所看到的祈年殿，是雷击后重修的，其形状和结构都与原来的一样。
祈年殿是一座宏伟而又极具民族风格的独特建筑，鎏金宝顶三层出檐的圆形攒尖式屋顶，覆盖着象徵“天”的蓝色琉璃瓦，层层向上收缩，檐下的木结构用和玺彩绘，坐落在汉白玉石基座上，远远望去，色彩对比强烈而和谐，上下形状统一而富于变化。它的构造比皇穹宇复杂，外部是三层高阁，内部则是层层相叠而环接的穹顶式，仿佛像砖砌的券殿，但又没有一砖一石，全部采用木结构，28根大柱支撑着整个殿顶的重量。内外楹柱各12根，中间四根楹柱叫通天柱或龙井柱，高18.5米，大头直径1.2米，古镜式的柱础，海水宝相花的柱身，沥粉堆金，支撑着殿顶中央的“九龙藻井”。
三音石：皇穹宇殿门外是一条由大长方石铺成的甬路，站在甬道第三块石板上，敝开殿门，并将全殿窗户紧闭，使殿门到殿内正中神龛之间没有任何障碍物，然后面对殿门说话，就可以听到非常洪亮的三声回声，而且站在殿外任何地方都可以听到。由于这声音是在供奉“皇天上帝”的建筑里发出来的，而且回声很大，因而就有“人间偶语，天闻若雷”之说。于是又称这些石板为“天闻若雷石”。还称这些石板为“三才石”，即取天、地、人三才之意。人们必须是站在人石上说话，为让“皇天上帝”听到，还必须打开殿门，而说话的回声便是“皇天上帝”的回答。其实，这种奇妙的现象，正是因为皇穹宇的殿门高，而石阶下面的第三块石板和殿门以及殿内神龛上面的殿顶形成一条直角三角形的斜边。站在第三块石板上说话，声波可以沿着斜线直接传入殿内，碰到圆形殿壁、殿顶后再返回殿外。又因第三块石板位于垣墙的中心，所以站在这里击掌，都能听到它的回声，只是由于声波传播的距离不同，所以才会听到次数不同的回声。由于其他石板与殿门和殿内的壁三点之间难以形成直角三角形的斜线，所以即使站在那里的其它石板上击掌或说话，就不可能听到回声。
回音壁就是皇穹宇的围墙。墙高3.72米，厚0.9米，直径61.5米，周长193.2米。墙壁是用磨砖对缝砌成的，墙头覆着蓝色琉璃瓦。围墙的弧度十分规则，墙面极其光滑整齐，对声波的折射是十分规则的。只要两个人分别站在东、西配殿后，贴墙而立，一个人靠墙向北说话，声波就会沿着墙壁连续折射前进，传到一、二百米的另一端，无论说话声音多小，也可以使对方听得清清楚楚，而且声音悠长，堪称奇趣，给人造成一种“天人感应”的神秘气氛。所以称之为“回音壁”。
圜丘坛在天坛南半部，始建于嘉靖九年（1530年），坐北朝南，四周绕以红色宫墙，上饰绿色琉璃瓦，俗称“子墙”。子墙四周各有一大门。北门叫成贞门，也称北天门；东门叫泰元门，也称东天门；西门叫广利门，也称西天门。南面正门叫昭亭门，也称南天门。每座门上题有满汉合璧门额。将各门名称的第二个字顺序排列为元、享、利、贞。这种排列据是据《周易》的“干卦四德”而定。“元”，代表始生万物，天地生物无偏私；“享”为万物生长繁茂享通；“利”，为天地阴阳相合，从而使万物生长各得其宜；“贞”，为天地阴阳保持相合而不偏，以使万物能够正固而持久。
皇帝每年祭天时，都从西边牌楼下轿，然后步入昭亭门，进昭亭门到圜丘坛。四周绕有两层名叫墙的蓝色琉璃瓦矮墙。第一层墙为方形叫外；第二层墙为圆形叫内，象徵“天圆地方”。内中央处，就是祭天台(也叫拜天台)，即圜丘台。
天坛的建筑形象特点为圆形，地坛的建筑形象特点为方形，日坛的建筑形象特点亦以圆形为主，月坛的建筑形象特点为方形，为什么天坛建成圆形，地坛建成方形，日坛亦建成圆形，月坛亦建成方形?这同样是根据《周易》而来的。《周易·说卦》曰：“乾为天为圆……坤为地为方……《周易·文言》曰：“坤至柔而动也刚，至静而德方……”这就是说，乾卦代表天象征圆形，坤卦代表地象征方形。据此古市人认为天是圆形的，大地是方形的，天看起来像一口大锅一样扣在大地之上，这就是古人“天圆地方”说的由来。按照周易这一原理，古代帝王为了更好的与天地感应，获取天地之神的佑护，于是就将天坛建成圆形，将地坛建成方形。天坛内的主要建筑祭天用的祭坛圜丘是三层圆形平台，台面中心为一圆形太极石，太极石外面为9块扇圆形石头圈圈相围，圜丘下面的围墙亦为圆形。存放皇天上帝牌位和皇帝祖宗牌位的皇穹宇也是圆形的，皇穹宇殿内地面亦为圆形，其中心为圆形石面，其外第一圈按八卦方位围列着火块扇圆形石头地面，皇弯宇外面的围墙为圆形，就是回音壁。皇帝祈谷用的大殿祈年殿顶部为三层圆形建筑，祈年殿内的地面亦为圆形地面，中心为一圆形石块，其周围按八卦方位的规律排列扇形石头；祈年殿的基座也是三层圆形平台，祈年殿外面的围墙也是圆形，天坛整个外围围墙北部亦为圆形。因此圆形是天坛建筑的突出特点。地坛内祭坛拜台为二层方形建筑，其坛面石头为方形，舞台周围的泽渠的形状亦为方形，拜台周围的两层围墙亦为方形。可见方形是地坛建筑形状的突出特点。
《周易·说卦传》曰：“离也者，明也。万物皆相见，南方之卦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离为火为日……为乾卦……”。按照后天八卦方位，离卦为南，坎卦为北，分别与先天八卦的乾坤二卦位相重，因此，日坛与天坛一样建成圆形，月坛与地坛一样建成方形，现在日坛月坛的形状已不是原来的形象，据现存的明朝初年设计的明中京（安徽凤阳）的设计方案，日坛的祭坛是方形的，但紧紧围绕祭坛的围墙是圆形的，月坛的祭坛是方形的，围墙也是方形的，明朝修建天地日月坛时就是参照明初南京和明初中京的设计方案建造的。
《周易·系辞传》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按照这一论述，一、三、五、七、九为奇数为阳数，二、四、六、八、十为偶数为阴数，阳数中最大的数为9，阴数中最大的数为10其次为8。天坛为天为阳，故其内涵的数为阳数单数，比如，祭天之坛圈丘建为三层，最上一层圈丘直径9丈，第二层直径15丈，第三层直径21丈，最上层坛面为圆形其中心为一圆形石头称太极石，太极石周围第一圈有9块扇形圆形石头相包围，第二圈为18块，第三圈为27块，按fn=9n的数学规律排列。圈丘最上层为9圈，第二层为9圈，第三层亦为9圈，三层圜丘之间的台阶均为9级。祈年殿的底座为三层，祈年殿顶又为三层，祈年殿从基座到顶部共9层，寓意为9重天，所谓九重天，即：第一重日天；第二重月天；第三重金星天；第四重木星天；第五重水星天；第六重火星天；第七重土星天；第八重二十八宿天；第九重为宗动天，即上帝的起居室。每当祭天时，在坛台中央的太极石上供奉着皇天上帝牌，外面支搭蓝色缎幄帐，象徵皇天上帝居住在九天之上。古代中国认为天属阳，地属阴，引申开来，奇数属阳，偶数属阴。圜丘之所以都用奇数去构筑，就是因为它们都是阳数。而在10以下，最大的阳数是9，引申下去，9就是最大、无限、至极的意思。中国过去皇帝称为“九五之尊”，中国古诗词中也有“九霄”、“九天”、“九重天”……其中的“九”都是这个意思。圜丘在建筑设计中使用奇数，而且反复使用其中“九”的倍数，正是中国古代匠师对这种概念的运用和发挥，使“天”的观念能在祭祀建筑中更好地体现。
祈年殿内地面为圆形，其中心为一圆形石头称中心石，其周围第一圈按八卦方位由8块石头组成，第二圈16块，按fn=8n的数学规律排列，共9圈。皇穹宇殿内地面亦为圆形，其中心为一圆形石头，其周围第一圈按大势方位排列着8块扇形石头，向外依次按fn=8n的数学规律排列共9圈。地坛为地为阴，地坛建筑的数为偶数阴数。如：地坛中心建筑祭坛拜台为正方形二层，上层坛面尺寸为6x6丈，下层为l0x10丈，两层之间的台阶为偶数8阶。地坛祭坛坛面由方形石组成，上层坛面中心为六六三十六块大方石，其外接八卦方位排列为(8X8)X8=512块较小型方石，下层为(8X8)X16=1024块小方石，地坛祭台外围墙2重。日坛内的建筑的数为奇数阳数，如，一层祭台尺寸5x5丈，高5尺9寸，9级台阶，外面一层圆形围墙。
祈年殿中间最大的四根柱子叫 “ 龙井柱 ” ，象征一年有四季；中层十二根柱子叫 “ 金柱 ” ，代表十二个月；外层十二根柱子表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十二个时辰。三十六个大窗代表三十六旬；七十二个小窗代表七十二候。殿为圆形。顶为蓝色代表天。地为方形代表地。第三生殿檐有二十八根巨大的楠木柱，代表二十八宿。整个天坛的环境沉静在柏树密林之间，充满了上天的感应。这是依照《周易》法天象地的原理来进行设计建造的。
月坛内的建筑的数多为偶数阴数，如，祭坛坛面尺寸4X4丈，高4尺6寸，台阶为6级。由上面可以看出，天、地、日、月坛建筑中运用的“数”更符合周易原理。
天坛内主要建筑圆丘周围围墙有四个门，东门曰泰元门，南门曰昭亨门，西门日广利门，北门曰成贞门，这四个门名称的第二个字组成元、亨、利、贞四个字。元亨利贞是《周易》中乾卦之四德，《周易·文言》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天坛祭坛圜丘周围4个门用“元亨利贞”四字命名，足以说明天坛是按《周易》原理设计和建造的。天坛的占地面积273公顷，地坛占地面积37公顷，天坛比地坛大8倍，也就是说天坛面积大，地坛面积小，《周易·泰卦》卦辞：“小往大来，吉、亨”，否卦卦辞：“大往小来”。周易认为，泰卦上卦为坤，下卦为乾，否卦上卦为乾，下卦为坤。乾为阳为天为大，坤为阴为地为小。所以天坛的面积比地坛大。
西方的典籍《圣经》载有人类的始祖为亚当、夏娃这一传说，今有人解释说亚当是指亚洲当家，夏娃是指华夏子孙……自古以来，中国即为华夏之夷，泱泱大国，为世界所瞩目。可以说，从古到今，世界的焦点在中国，中国的焦点在北京，北京的焦点在紫禁城的中央中枢机构——皇宫内廷。
古代地理堪舆学认为风水有八字真决，即“山环水抱，龙真穴的”。整个北京城有山水环绕，而其结穴之处，就是紫禁城，那么，紫禁城的风水、格局，又待怎样呢？
紫禁城现在又称故宫。故宫是古人堪称天与地的经典之作，它就像一张庞大而复杂的凝固的信息网，涵盖了当时人们建造它的诸多意图，我们可以通过它的环境、建筑布局、建筑名称、建筑功用以及室内陈设等所含的丰富信息，去搜寻、解读故宫的思想内涵。紫禁城是典型的宇宙象征主义的代表作。它位于城市东西、南北交叉轴的中心。宫城用“ 紫微 ” 颜色装饰，象征着世界中心—— 北极星的光辉。整座城市的中心是皇城。皇城的中心是宫城。宫城的中心是太和殿。太和殿的中心又有着象征宇宙中心的须弥山。其上有须弥座，它的九层台阶， 象征着九重天。这一人间天上的中心，也称“太极” 。
古人认为，建都城之前要先为国都找到一座依靠的山脉，只有国都背后有高大雄峰作为屏障，才会坚固而为万世不拔之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山脉指的其实就是龙脉。天寿山可视为北京城的龙脉主山。
中国传统风水的词语有很多，例如：堪舆、觅龙、察砂等，龙脉也是一个风水词语，它实际上指的是山脉，包括山脉的走向和起伏变化，但不是所有的山脉都可以称为龙脉，只有外形上连绵起伏，并且其中有生气贯通、有始有终、有根有源、有支有派的山脉。
《地理大成·山法全书》云：“龙者何？山之脉也。土乃龙之肉，石乃龙之骨，草乃龙之毛。”永乐时人徐善述、徐善继认为地理家用山来比作龙，是因为山之变态千形万状，或大或小，或起或伏，或逆或顺，或隐或显，蜿蜒起伏，只有龙才具有这样的变化，所以叫做为龙脉，是因为山有潜现飞跃、变化莫测的含义。山的绵延走向称之为脉，就好似人身的脉络一样，这种说法取自于《地理人子须知》，是说“人身脉络，气血之所而运行。”风水学就有“来龙去脉”、“寻龙捉脉”之说。所以审视山的脉络走向，认清识它的吉凶美恶就变得非常重要。所以古语又说：识山易，识脉难。
龙是一种被中国人古人所神话的动物，它本身并不存在，但是它在我们祖先心中已升华成了精神的化身。它不但好似一种真实的动物存在，并且超越了世间的一切动物。它作为真实的物质存在时，就犹如有肉、骨、毛，能行，能飞，但一旦作为超现实的精神存在时，就变为宇宙中元气的化身。龙脉，来自于龙这种被神话的动物，脉原指人体的经脉，古人便认为宇宙与人是一体的，人的肚脐就好像和宇宙的元气是相通的。
龙脉潜伏于地下就好比宇宙间的元气注入人的身体那样，有起有伏，而外在的山和水就像人的经脉。山虽然是静止不动的，但一高一低，绵延不断，像是气在其中运行；水蜿蜒曲折，随山而行，就像是把山里的气给带了出来。
在古时候，龙被人们认为是最高权力即皇权的象征。这种皇权性的龙的形象作为可以看得到的形象存在时，普通百姓却不能私自擅用它；只有它作为精神上的支柱时，百姓才可以占有它。例如在百姓修建住宅和构筑墓地时，可以相地寻找龙脉。如果百姓们的房屋和墓地建在龙脉上，则百姓就好像拥有了生气，并且有了龙脉的护持，就设想自己也可以成为帝王一样。这是古代的人们心中把龙权最高权力普遍化的精神理念。而统治者就可以利用它，把皇权更加神圣化与神秘化，为延续自己的统治寻找到合适的解释；普通百姓利用它，可以为自己找到庇护后人的吉兆。百姓依赖这种精神而坚定生活的信念，统治者依赖它而传万世不拔之基，所以在古代龙脉实际上是作为全社会的一种精神动力而存在的。
根据古人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认为“万物皆有情”，具有了神性。古人把龙看作宇宙元气的化身，而龙赋予山上，山就因此而神话。他们还认为山是人生息之本，所以我们古人建城必靠山，建阴宅必选山，死后魂归与山，这种思想是和先民们靠山繁衍生息有很大的关系。
按中国传统风水思想，定龙脉是建城的首要原则，即建城之前要先寻找龙脉，道理如建圹墓之前先寻山一样。而龙脉不是随意可寻的，定龙脉要望势、察迹、辨形、观色，即要求山脉具有深度、广度，有萦绕之气。在定龙脉的法则中，最重要的是望势，所谓望势即要求龙脉来脉悠远，认脉归宗，生气连贯，气势磅礴，这是定龙脉的根本。那就是说龙脉必须悠远，要有根本，具有深度，才会显出气势，而无根、无宗、无源的山脉是不可以作为龙脉的，所以定龙脉要认脉归宗。而这“根”、“宗”、“源”又指的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是在说龙脉就是山脉的发源之地，龙脉源头越远，则越有气势。又因山即是气，那么山大，则气大。天下龙脉发源于昆仑山才是最有气势的龙脉。
在中国古人的世界观中，昆仑山被认为是天下的祖山，这是因为昆仑山是中国古代神话的大山，上通天，下通地，山上百神集结；还有是因为它是地理上实质存在的山，是万河之源、万山之宗。所以古人认为天下诸山皆发脉于昆仑山。最早的史籍记载莫过于屈原的《楚辞·橘颂》：“凭昆仑以瞰雾露兮，隐岷山以清江。”是说：岷山、清江源于昆仑山。
唐代杨筠松《青囊海角经》云：“ 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形，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含义是：昆仑山是天下的祖山，所有的山脉皆发脉于此，枝干分明，秉五气，合五形，天气从这里下降，地气从这里上升，阴阳相配，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昆仑山浓缩了宇宙的一切生发之道。昆仑山是天下的祖山，从早期战国时代的屈原一直到清代，都从没有改变过。昆仑山是宇宙间最高大的山，气势雄伟壮观，风水认为它上载天上五气，并且阴阳在此交会，又具备五形，所以由此发端出五支山脉，其中三支向东南进入中国，分为北干、中干和南干，这三大干就是中国历代视为龙脉走向的山脉。
建国后，都有哪些城市改了名字，为什么？
内蒙古：
东胜市（县级）——鄂尔多斯市（地级）、
海拉尔市（县级）——呼伦贝尔市（地级）、
集宁市（县级）——乌兰察布市（地级）、
临河市（县级）——巴彦卓尔市（地级）。
辽宁省：
锦西市——葫芦岛市（地级）、
铁法市——调兵山市（县级）。
吉林省：
浑江市——白山市（地级）、
扶余市（县级）——松原市（地级）。
江苏省：
淮阴市——淮安市（地级）。
浙江省：
椒江市、黄岩市（县级）——台州市（地级）。
安徽省：
屯溪市（县级）——黄山市（地级）。
贵池市（县级）——池州市、
宣州市（县级）——宣城市（地级）、
宿县市——宿州市（地级）。
江西省：
临川市（县级）——抚州市（地级）。
湖北省：
沙市市（地级）——荆州市（地级）、
黄州市（县级）——黄冈市（地级）、
鄂城市——鄂州市（地级）、
枝城市——宜都市（县级）、
蒲圻市——赤壁市（县级）。
湖南省：
大庸市（县级）——张家界市（地级）。
广东省：
梅县市（县级）——梅州市（地级）。
海南省：
通什市（县级）——五指山市（县级）。
四川省：
渡口市（地级）——攀枝花市（地级）、
达县市、达川市（县级）——达州市（地级）。
云南省：
下关市（县级）——大理市（县级）。
陕西省：
商州市（县级）——商洛市（地级）。
甘肃省：
西峰市（县级）——庆阳市（地级）。?
建国后天津设为直辖市的必要性在哪里体现？
在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像北京和天津这样，两个超级城市仅仅相邻的情况。
天津，作为我国最大的城市之一，是北方举足轻重的重工业城市，也是我国最早设置直辖市的城市之一。
一般而言，根据“经济腹地”理论，城市的发展壮大需要一定规模的经济腹地，经济腹地为城市发展提供必要的原材料和人力支持。同时城市作为经济腹地的中心，对经济腹地起着辐射和带动作用。
所以，经济腹地的面积决定了中心城市的发展规模，因此一般而言，越是大城市，相对距离越是遥远，这样才能保证各自的协调发展。
但是北京和天津距离如此之近，这就决定了北京和天津的经济腹地基本重合，经济腹地重合带来的是城市发展激烈的竞争。
因为北京的政治地位，决定了天津只能有所牺牲。
很多人认为；天津最好的归宿就是划入河北省，成为河北省的经济腹地，这样京津冀协调发展才会更有操作性。
但为什么天津的直辖市地位得以保留呢？天津直辖市的必要性体现在哪里？
1、河北省不能太强
经济腹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要落后于中心城市。只有经济水平落后于中心城市，才能和中心城市形成产业转移，人才转移的条件，形成一个中心城市带动经济腹地的循环模式。否则，一旦经济腹地和中心城市发展相差无几，那么人才和资源流动的条件也就无法成立。换句话说，经济腹地都达到了中心城市发展的规模，中心城市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
所以，作为北京经济腹地的河北省，经济一定不能超过北京，甚至不能和北京追平。
这就是为什么河北省发展滞后的主要原因。
天津市面积1.19万平方公里，人口1560万。而河北省的面积为18.88万平方公里，人口7520万。如果将天津直辖市地位取消，天津市的归宿只能是归入河北，成为河北省的省会。如果这样，河北省的面积将超过2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9000多万。
天津市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埠通商，经济开始起飞，到民国时期，已经是北方第一大港，著名的北方工业城市。
49年以后，天津已经成为北方举足轻重的大城市之一，经济实力很强！这样的一个地区，如果划入河北省，势必会让河北省的经济实力获得长远发展。
而如果河北省的经济获得巨大的发展，那么北京对河北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就会被大大削弱，北京将无法将河北省作为其经济发展的腹地，这对于北京而言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保留天津的直辖市地位，也就是保护北京的经济中心地位。只有河北省经济实力不强，才符合北京的发展！
因为河北省，本身就是北京的经济腹地！
2、北京不能没有屏障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从天津大沽口登陆，直接杀向北京，咸丰皇帝仓皇出逃。从此以后天津成为清朝皇帝们的心病。因为一旦这里失守，下一步就是北京。
所以天津的地位必须强化，连带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都要成为拱卫京师的重要屏障。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开埠，从此成为列强争先涌入的地区。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当时的直隶总督李鸿章开始将直隶的办公场所向天津转移，即夏季在天津办公，冬季在保定办公。
19世纪末甲午战争失败后，袁世凯开始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军，清朝的军事现代化开始起步。
1900年，八国联军自天津大沽口登陆，再次攻占北京。八国联军侵华事件让清政府不得不重视天津的防卫作用。
1912年清朝灭亡，袁世凯在北京就任大总统，天津成为北京的重要门户；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天津，设立天津特别市；
1930年6月，天津特别市改为直辖市。11月改为省辖市；
1935年6月，因日寇的不断进犯，河北省省会迁往保定，天津又改为直辖市。
可以说，天津的地位，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就基本奠定了，除了是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更是北京的重要门户！
所以，天津必须保持独立于河北省的状态！只有作为直辖市，天津才能更好地起到拱卫京师的作用！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
有哪些讲述新中国建国后的历史的电影？
新中国拍攝的讲述建国后历史的故事片电影有数十部，名字如下:1、开国大典2、建国大业3、国庆十点钟4、无形的战线5、火红的年代5、李双双小传6、我们村的年轻人7、艳阳天8、金光大道9、英雄儿女10、上甘岭11、奇袭12、创业13、创业史14、青松岭15丷五朵金花16、女篮五号17、老兵新兵18、雷铎19、焦裕禄20′、农奴21、小街22、喜迎门23′高山下的花环24、天云山传奇25、巫山云雨26、英雄虎胆27、海霞28、南海长城29、徐秋影案件30、春苗。其他还有，但我不记得了。
明朝建国后，为什么大量屠杀功臣？
朱元璋大杀功臣，依我看原因有三：
1.朱元璋的个人性格和经历。朱元璋秉性权变多疑，他出身不高，原来是一个放牛娃，后来还做了和尚，从社会的最底层来，经历了世态炎凉，对权力就分外看重。他知道，这些人中难保没有拉帮结派忽悠自己的家伙，他朱重八既然今天做了皇帝，明天说不定也能让别人当上皇帝。晚年的朱元璋每日就生活在这样的阴影当中，特别是自己的结发夫妻马皇后走了，他更加暴戾和疑神疑鬼。
2.镇压叛乱，维护稳定。
朱元璋大张旗鼓的制造了“胡惟庸案”，此案迁延十余年，大小官员被处死多达3万余人。后来又制造了“蓝玉案”，蓝玉以谋逆之罪被杀，其中被牵连的人多达1.5万人。
朱元璋这样做，就是怕功臣恃功而骄，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处理这些案子，也有杀鸡儆猴的意思。只不过手段还是太狠了。
3.维护皇权，保住大明天下。
古话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朱元璋诛杀功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保住自己的皇位能够顺利继承下去，这点他和汉高祖刘邦的思想是一样的，正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该出手时就出手。
朱元璋也担心仁弱子孙会被功臣操控，而太子朱标很难驾驭德高望重的老臣，他这样做也是在为后代清理威胁。
然而，让朱元璋没想到的是，自己的大臣没有造反，反倒是自己的孙子和儿子们来了个骨肉相残，真是讽刺。
南京大学建国后只拆成8所学校吗？
建国后新组建的南京大学，除了原来的国立中央大学（校园后来成了东南大学的），还并入了金陵大学（校园后来成了南京大学的）、金陵女子大学（或叫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园后来成了南京师范大学的）。
新组建的南大，在1952年前后几次院系调整，拆分出去重组的学校，可远不止8所哟，至少也有十四五所。南大号称新中国高等教育“五大母校”之首。
网上提到的8所就是这些：南京大学（原国立南京大学），东南大学（原南京工学院），河海大学（原华东水利学院），南京师范大学（原南京师范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原南京农学院），南京工业大学（原南京化工学院），以及搬去西安的西北工业大学（原西北工学院），搬去无锡的江南大学（原无锡轻工大学）。
此外至少还有如下6所：南京林业大学（原南京林学院），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原南京气象学院），以及搬去镇江的江苏大学（原江苏理工大学），搬去西安的第四军医大学（原第五军医大学），搬去北京的北京电影学院（原北京电影学校），还有在台湾重建的国立中央大学。
今南京大学
原金陵大学
今东南大学
原国立中央大学
今南京师范大学
原金陵女子大学
平原省为什么在建国3年后撤销建制了？
人们都听说过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西康省，但另外有一个名气虽然远不如以上四省，却是建国后第一个被撤销的省份——平原省。
在冀鲁豫的交界地带有这么几个地区，新乡、安阳、濮阳、菏泽、聊城和湖西（旧地名，在山东南四湖西面），今天这六个地区分别属于河南和山东，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却是组成平原省的骨干辖区。
平原省的存在时间极其短暂，从建立到撤销不过三年而已。对今天的行政区划已经颇为习惯的我们，不太理解当时为什么要从河南和山东两地各抽调出部分区域组成一个平原省，但实际上平原省的历史渊源却并非从新中国成立时开始的，而是要追溯至日伪时期。
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已经是穷途末路，但在中国大陆仍旧垂死挣扎。这一年日本侵略者在河南和山东的沦陷区划出五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组建“伪平原省”。这便是后来平原省的前身。
建国后，为了尽快恢复生产、稳定秩序，中央在原有行政建制的基础上做了部分调整，平原省在这次调整中也暂时被保留了下来。
尽管当时全国大势已定，但敌特分子的破坏依然严重，很多深山老林和交通不便的地区藏匿了大量的土匪和特务亟待清剿。冀鲁豫三省交界之处，也是反动势力比较猖獗的地区，此时保留平原省的建制，对于开展后续的斗争工作十分必要和有利。
另外，平原省的地理位置特殊，黄河横贯其中，战争时期水利建设几于荒废，水患威胁客观存在，保留一个完整的省级单位，对水利设施的重建和维护工作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新乡作为平原省的省会一直持续到1952年，彼时河南的省会还是开封，不管是河南省还是平原省，基本上都没有郑州什么事儿，但如今郑州成了豫中地区最大的铁路枢纽和大型城市，不能不让新乡人民感慨，如果平原省一直保留下来，新乡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
建国三年之后，国内形势基本得到有效控制，此时的平原省也到了取消建制的时候了，这个与古老卫国的疆域基本重合的省份也最终消失。新乡、安阳和濮阳划归河南，菏泽、聊城和湖西划归山东，从此以后在中国省级行政单位的名单上，再没有“平原省”这一名称。
建国后，沈从文为什么没和胡适一起走？
1948年底，北平已被困，据传，胡适飞机起飞前，曾邀请过朱光潜、冯友兰等人，但没有和他一起去，但从各项记录看，沈从文反而不在受邀之列。
需注意两点：
首先，很多人1949年后为洗白自己，均对外表示胡适曾给过自己机票，但自己没走，以示忠诚；
其次，这些人中，很多人与胡适有矛盾，比如冯友兰、金岳霖，胡冯名义上是师徒，但冯的哲学史研究超越了胡，令胡不快，而金岳霖则在媒体多次公开嘲笑胡，胡适是个很大度的人，但被骂太多，他也是记恨的，让他大度到带骂过他的人走，恐怕也不太可能。
在此前，国民党派陈雪屏到北平活动，希望学者南下，陈雪屏在西南联大时便负责党务工作，与冯友兰、闻一多关系不错，抗战胜利后，北平接收，陈雪屏担任北师大复建工作，表现出色，但在很多人印象中，陈是党棍，影响了他的个人形象，加上他在学界辈分较低，没有号召力。此外为了洗白自己，他在活动学者时不太积极。
负责制定专家南下计划的，是傅斯年，傅斯年在学界影响很大，但他因高血压病赴美，被媒体讽刺为去治“痴肥”，傅不在，陈雪屏是玩不转这个局的。
胡适的号召力也很大，但他没直接参与专家南下工作，只是北平围城期间来了一趟，和大家吃了饭，顺口说了一句，飞机哪天飞（1948年12月15日，不过饭局上胡适还没确定具体哪天），大家可以和我一起走。
朱光潜等人想走，但互相观望，彼此看不积极，也就没太当回事，最终谁也没走。
需要注意的是，这个饭局沈从文没有参加，换言之，胡适没有邀沈从文南下。胡对沈有提携、扶植之恩，且对沈的才华极为器重，为什么不邀沈呢？
其一，沈从文当时不是学者，而是文艺家，胡更看重学脉传承。
其二，胡适回国后，陷在国民党派系斗争中，自身亦难保未来，无法承诺什么。
其三，胡适不认为战局会很快发生变化，他的很多藏书还放在北京，他的儿子也在北京。
其四，沈从文可能也不想走，当时持观望态度的人很多。
为什么沈从文等人不准备走呢？
首先，刚经历了抗战时的颠沛流离，学者受苦甚多，他们实在已折腾不起了。
其次，抗战时期货币增发严重，引发严重通胀，军公教人员生活水平大幅下滑，仅相当于战前购买力的5%，在重庆时期，大学教授的月收入甚至不足坐一次人力车，陈寅恪先生不肯走，也是因为没钱。
最后，对国民党感到失望。冯友兰说，gcd什么样我们不知道，但国民党什么样我们太知道了。他和贺麟先生都给蒋介石上过课，深受器重，他们都没走，何况其他人。当然，冯友兰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希望借天翻地覆之机，使自己在历史上留下痕迹。
特别要说明的是：沈从文在1949年后放弃了文学创作，以后饱受摧残与伤害，而他又是京派中最有才华、最有可能走向世界的大师，这种落差让后人颇感惋惜，将他视为一个时代的受难象征。毫无疑问，沈从文的个人经历是值得同情的，但沈从文个性存在问题，并不是后人想象的那么“单纯”，兹举以下3例：
1、在反右期间，沈从文曾当众揭发萧乾，而所举事实他自己再清楚不过，却故意泼污水。
2、沈从文也曾写过一些献媚之作，如：
延安城虽小，茂材集群英，马列勤学习，劳作共艰辛。青春冶一炉，集体成巨人。
3、沈从文和张的爱情被后人神话，事实上二人婚后不久沈便出轨，离家数年。
在时代大变化面前，沈是不是也有投机的想法，不得而知。
春节后你还来北京打工吗？
谢大师兄邀请回答。可惜本人从没在北京打工过，唯一靠谱一些的回答就是，大师兄可否邀请我去你哪打工，春节过后我就打理行装出发，成为二师兄，哈哈。
为什么建国后潍坊成为了地级市？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又不习惯复制粘贴。只能说下个人的看法，一个地方的行政等级，在于这个地方所处的位置，和历史文化，还有就是经济，交通，发展潜力，然后就是行政等级给某些所带来的益处。（自己理解咯。）嗯嗯纯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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