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句：儒子牛，下句如何对？

儒子牛；

老园丁。

你相信国内的这些风水大师吗 ？

国内易经协会内也真风水大师，也有广吹牛很得行之人，但真正有水平的是在民间凭实际操作的风水师，他可运用星斗功夫绕一家四周一圈即下断语，农村最好看，甚至看整个村子都行。第二层次运用金龙诀依坐向而断，有些也能准，但此类人不肯找中心而分八方则假，合中心而分八方而断者更准，。第三层次的，只会今年大利南北，立南北向，明年大利东西，立东西向，做道场做法事，而脱离风水气运，山形，现中国百分之八十都是此类风水师，出了问题找不到，流年五黄，大运五黄不知，金龙诀更不会，这类地师全凭主人运气，钱花了也白花，而第二类与第一类有真功夫者收费又贵得多，最少上万，多者几十万，上百万，但有能力的主家在鉴定了对方有功夫者宁愿请懂行之行做，目前稍为有能力出名的大贵或大富都请有风水顾问，所以别人能风生水起。

上联：三家道佛儒，下联怎么对？

上联，三家道佛儒，下联，二目精气神。下联，九天日月星。下联，六道天地人。

明末三大儒是谁？

王夫之[公元1619年－1692年，明末三大儒,清初五大师]

王夫之介绍：

　　王夫之（1619年10月7日－1692年2月18日），字而农，号姜斋、又号夕堂，湖广衡州府衡阳县（今湖南衡阳）人。他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其著有《周易外传》、《黄书》、《尚书引义》、《永历实录》、《春秋世论》、《噩梦》、《读通鉴论》、《宋论》等书。　　

王夫之自幼跟随自己的父兄读书，青年时期王夫之积极参加反清起义，晚年王夫之隐居于石船山，著书立传，自署船山病叟、南岳遗民，学者遂称之为船山先生。　　

哲学成就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概括起来有七点：　　

首先、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其次、均天下、反-、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下而已”的观点。　　

其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来。从知识的来源上看，原理、规律是从对事物的抽象而得来的，因此，应该是先有具体形器，后有抽象观念。道家佛家都把“虚无”视为无限和绝对，而将“有”视为有限和相对。王夫之认为这把相对、绝对的关系弄反了，在他看来，“有”是无限的，绝对的，而“无”是有限的，相对的。王夫之是这样论证的：人们通常讲无，是相对于有而言。就象相对于犬有毛而说龟无毛，相对于鹿有角才说兔无角。所以，讲“无”只是讲“无其有”。王夫之认为，废然无动、绝对的静即熄灭，这是天地间所没有的。王夫之说，“动而成象则静”，“静者静动，非不动也”，“动而趋行者动，动而赴止者静”。王夫之的这些话表明，静止里包含着运动，静止是运动在局部上的趋于稳定而成形象的暂时状态，所以静止的东西不是凝固的，而是生动灵活的。　　

其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王夫之说，“耳有聪，目有明，心思有睿知。入天下之声音研其理者，人之道也。聪必历于声而始辨，明必择于色而始晰，心出思而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岂蓦然有闻，瞥然有见，心不待思，洞洞辉辉，如萤乍曜之得为生知哉？果尔，则天下之生知，无若禽兽。”（《读四书大全说·论语·季氏篇》）意思是说，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知之也。　　

其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认为，真知识一定是名与实的统一“知实而不知名，知名而不知实，皆不知也。”对于概念能否如实地模写现实，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是认识论上的大问题，老子讲“无名”，庄子讲“坐忘”，禅宗讲“无念”，共同之处都在于认为名言、概念不足以表达变化之道，只有破除一切名相，才能达到与本体合一。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那生灭，不留痕迹。　　

其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其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他说：“生之初，人未有权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已生之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7-8] 　　文学成就　　

王夫之对于作文作诗，认为要带有感情，不能无病呻吟。　　

情感是王夫之于诗歌的基本要求。诗歌创作经由唐诗的巅峰状态发展至宋明以来，多有偏颇之处。在王夫之看来，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以情感为其主要特征，不能以学理来代替情感.更不能以其他文体或学问来代替诗歌。“文章之道，自各有宜“（评高适《自酮北归》）。“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诗以道性情，道性之情也。性中尽有天德、王道、事功、节义、礼乐、文章，却分派与《易》、《书》、《礼》、《春秋》去，彼不能代《诗》而言性情，《诗》亦不能代彼也。决破此疆界，自杜甫始。梏侄人情，以掩性之光辉；风雅罪魁，非杜其谁耶?”王夫之对于模糊诗歌与史书的“诗史”类作品不甚推崇，在《唐诗评选》中尤为可见。　　

王夫之继承和发展了古典诗学理论中言志缘情的优良传统，提出要由“心之原声”发言而为诗“。诗以道情，道之为言路也。悄之所至，诗无不至。诗之所至，情以之至。情感与诗歌密不可分：“文生于情，情深者文自不浅’（评张巡《闻笛》）；“情深文明”（评柳宗元《别舍弟宗一》），然非一切情感皆可人诗。孔子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思想家，王夫之非常重视文学的社会作用，诗人感情注入作品后，应该具有“动人兴观群怨”的作用，时这四者应该是紧密相联、互相补充的整体，“摄兴观群怨于一沪”（评杜甫《野望》）。　　

促成诗歌起到“兴观群怨”作用的情感在注入文字的过程中，需要处理好两重关系：一为情与景，二为情与声。对于诗歌情景关系，王夫之认为“莫非情者，更不可作景语”。情与景之间不能“彼疆此界“（评丁仙芝《渡扬子江》）般生硬相连，只有坚守“即景含情”（评柳宗元《杨白花》）。“景中生情，情中含景，故曰景者情之景，情者景之情也”（评岑参《首春渭西郊行呈蓝田张二主薄》），“意志而言随”，方能达到妙合无垠、浑然一体的_上上之境。对于情与声，王夫之强调音乐带给诗歌的美感作用，希望感情与声律呼应相生，诗歌声律与诗人内心情感律动有机协调。《夕堂永日绪论内编》卷二有云：“《乐记》云:‘凡音之起，从心生也’。固当以穆耳协心为音律之准。”王夫之对李白《苏武》一诗评价道:“于唱叹写神理，听闻者之生其哀乐。”对于那些脱离诗情而株守声律、徒有声腔空架的作品，则甚为排斥，“诗固不可以律度拘”，认为“声律拘忌，摆脱殆尽，才是诗人举止”。 　　

史学成就　　

王夫之的史学观　　

首先、归纳法。王夫之论史善于分析众多史实，并加以归纳，从而得出富有启发性的结论。如他归纳唐朝灭亡的原因为“唐之亡，亡于人之散”，也就是朝廷要员人心涣散，各自为政，不能团结起来共同为中央效力。　　

其次、比较法。王夫之运用这一方法，纵论古今历史变迁、人物沉浮，由表及里，去伪存真，得出了许多富有新意的结论。如前人对秦、隋灭亡进行了很多相似性比较，而王夫之通过比较，指明秦、隋-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其三、历史主义的方法。王夫之论史，气势恢弘，虽于上下千余年中自由出入，但从不任意评说，王夫之论史充分考虑历史背景，不执一慨而论。如论西域时，他认为汉和唐历史背景不同，导致西域地位在这两个朝代的差异。 　　

人物评价　　

清代学者刘献廷称：王夫之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说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 　　

曾国藩在《王船山遗书》中作序评：独先生深閟固藏，追焉无与。平生痛诋党人标谤之习，不欲身隐而文著，来反唇之讪笑。用是，其身长邀，其名寂寂，其学亦竟不显于世。荒山敝榻，终岁孜孜，以求所谓育物之仁，经邦之礼。穷探极论，千变而不离其宗；旷百世不见知，而无所于悔。先生没后，巨儒迭兴，或攻良知捷获之说，或辨易图之凿，或详考名物、训诂、音韵，正《诗集传》之疏，或修补三礼时享之仪，号为卓绝。先生皆已发之于前，与后贤若合符契。虽其著述大繁，醇驳互见，然固可谓博文约礼，命世独立之君子已。 　　

谭嗣同在《论六艺绝句》评价王夫之：万物招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章太炎称道：当清之季，卓然能兴起顽懦，以成光复之绩者，独赖而农一家而已。 　　

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评介道：船山学说为民族光复之源，近代倡义诸公，皆闻风而起者，水源木本，瑞在于斯。　　

前苏联人弗·格·布洛夫称：研究王船山的著作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他的学说是中世纪哲学发展的最高阶段……他是真正百科全书式的学者”。

同年(公元1619年)出生的名人：

相关文物·景点

王夫之故居 　湖南衡阳衡阳县

2、黄宗羲 [清] 明末三大儒,余姚四贤,清初五大师,浙东三黄(1610～1695)

黄宗羲（1610.9.24-1695.8.12），汉族，浙江绍兴府余姚县人。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学者称梨洲先生。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尊素长子。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弟黄宗炎、黄宗会号称“浙东三黄”；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民主思想，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从而限制君权，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黄宗羲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一生著述多至50余种，300多卷。　　

人物生平

为父鸣冤，庭锥奸党

　　明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初八（1610年9月24日），黄宗羲出生于绍兴府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其地名浦口村，属浙江省余姚市明伟乡。降生前夕，母亲姚氏曾梦见麒麟入怀，所以，宗羲乳名“麟儿”。父黄尊素，万历进士，天启中官御史，东林党人，因-魏忠贤而被削职归籍，不久下狱，受酷刑而死。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崔呈秀等已除，天启朝冤案获平反。黄-请诛阉党余孽许显纯、崔应元等。五月刑部会审，出庭对证，出袖中锥刺许显纯，当众痛击崔应元，拔其须归祭父灵，人称“姚江黄孝子”，明思宗叹称其为“忠臣孤子”。　　

得拜名师，入社兴学　　

黄宗羲归乡后，即发愤读书，“愤科举之学锢人，且建‘续钞堂’于南雷，以承东林之绪”。又从学于著名哲学家刘宗周，得蕺山之学。　　

崇祯四年（1630年），张溥在南京召集“金陵大会”，当时恰好也在南京的黄宗羲经友人周镳介绍参加复社，成为社中活跃人物之一。这年，他还加入了由名士何乔远为首领的诗社；后来，黄宗羲与万泰、陆符及其弟宗炎、宗会等还在余姚组织过“梨洲复社”。　　

崇祯十五年（1642年），黄宗羲北京科举名落孙山。冬月初十，宗羲回到余姚家中。　　

明亡抗清，兵败隐居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春，明亡。五月，南京弘光政权建立，阮大铖为兵部侍郎，编《蝗蝻录》（诬东林党为蝗，复社为蝻），据《留都防乱公揭》署名捕杀，黄宗羲等被捕入狱。　　

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崩离，黄乘乱脱身返回余姚。闰六月，余姚孙嘉绩、熊汝霖起兵抗清。于是，黄变卖家产，召集黄竹浦600余青壮年，组织“世忠营”响应，著《监国鲁元年大统历》，鲁王宣付史臣颁之浙东。　　

顺治三年（1646年）二月，被鲁王任兵部职方司主事。五月，指挥“火攻营”渡海抵乍浦城下，因力量悬殊失利。六月兵败，清军占绍兴，与王翊残部入四明山，驻杖锡寺结寨固守，后因其外出时部下扰民，寨被山民毁而潜居家中，又因清廷缉拿，避居化安山。顺治六年朝鲁王，升左副都御史。同年冬，与阮美、冯京第出使日本乞兵，渡海至长崎岛、萨斯玛岛，未成而归。遂返家隐居，不再任职鲁王行朝。顺治七至十一年，遭清廷三次通缉，仍捎鲁王密信联络金华诸地义军，派人入海向鲁王报清军将攻舟山之警。期间家祸迭起，弟宗炎两次被捕，几处极刑；儿媳、小儿、小孙女病夭；故居两次遭火。顺治十年九月，始著书讲学。　　

康熙二年至十八年（1663-1679），于慈溪、绍兴、宁波、海宁等地设馆讲学，撰成《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等。　　

入清拒仕，著述以终　　康熙十七年（1678年），诏征“博学鸿儒”，学生代为力辞。十九年，康熙帝命地方官“以礼敦请”赴京修《明史》，以年老多病坚辞。康熙帝令地方官抄录其所著明史论著、史料送交史馆，总裁又延请其子黄百家及弟子万斯同参与修史。万斯同入京后，也执意“以布衣参史局，不署衔、不受俸”。是年黄宗羲始停止讲学，悉力著述。二十二年，参与修纂《浙江通志》。廿九年，康熙帝又召其进京充顾问，徐乾学以“老病恐不能就道”代辞。二十五年（1686年），王掞视学浙江，倡议在黄宗羲故居黄竹浦重建忠端公（黄尊素）祠，宗羲写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次年，王掞又捐俸汇刻刘宗周文集，宗羲与同门友董玚、姜希辙一起了《刘子全书》，并为之作序。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黄宗羲将旧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这年，他自筑生圹于龙虎山黄尊素墓侧，并有《筑墓杂言》诗。康熙二十九年，黄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苏州等地寻访旧迹，拜访朋友。次年，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黄山，为汪栗亭《黄山续志》作序。康熙三十一年，黄宗羲病势沉重，闻知贾润刊刻其《明儒学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黄百家手录。次年，《明文海》编成，宗羲又选其精粹编为《明文授读》。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1695年8月12日），黄宗羲久病不起、与世长辞。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嘱家人丧事从简：死后次日，“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遗体“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黄宗羲在临终前四天给孙女婿万承勋的信中写道：“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　　

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是由秦晖先生依据黄宗羲的观点而总结出来的某种历史规律：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性，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明清思想家黄宗羲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内容是：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农民种粮食却要等生产的产品卖了之后用货币交税，中间受商人的层层剥削；不管土地好坏都统一征税。2003年3月6日，-总理在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参加湖北省人大代表讨论时说：“历史上每次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都会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走进 ‘黄宗羲定律’怪圈。”并郑重表示“共产党人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人物评价　　

黄宗羲自云：初锢之为党人，继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林。　　

马叙伦称道黄宗羲是秦以后二千年间“人格完全，可称无憾者”的少数先觉之一。顾诚在《南明史》批判黄宗羲的基本论点只是一句话，东林人士是“君子”，与东林异调者为“小人”。　　

夏允彝《幸存录》书中说：“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边制寇，卒无实着。”黄宗羲真不愧是刘宗周的弟子，反驳道：“夫筹边制寇之实着，在亲君子远小人而已。”　　

中国国务院-：我喜读黄宗羲著作，在于这位学问家的思想有着朴素的科学性和民主性。身为天下人，当思天下事。而天下之事，莫过于万民之忧乐了。行事要思万民之忧乐，立身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我应谨记这些道理，并身体力行。　　

清华大学教授秦晖：黄宗羲的思想本身当然也有缺陷，但他在民权理论上确实有超越卢梭的地方。　　

东方网（《不可忘记黄宗羲》）：他猛烈抨击封建君主-制度，表示“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已，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得出君主-是“天下之大害”的结论。黄宗羲从民本到民主思想的发展，促进了十九世纪末维新派要求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历史证明，维新派的“兴民权”，孙中山的-，“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无不受到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的影响。即使在当代中国，黄宗羲的思想对天下观与法治观、社会公仆观、权力制约观等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人物关系：

同年(公元1610年)出生的名人：

3.顾炎武[公元1613年－1682年，明末三大儒,清初五大师]

　　顾炎武（1613～1682）原名绛，字忠清。明亡后改名炎武，字宁人，亦自署蒋山佣，学者尊称为亭林先生。汉族，南直隶（清改江南省）苏州府昆山县（今江苏苏州昆山）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顾炎武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　　

顾炎武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原为顾同应之子，曾祖顾章志，顾氏为江东望族，徐干学顾炎武、徐秉义、徐元文三人是顾炎武的外甥。顾炎武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寡母是王逑之女，十六岁未婚守节，“昼则纺织，夜观书至二更乃息”，独力抚养顾炎武成人，教以岳飞、文天祥、方孝孺忠义之节。他14岁取得诸生资格后，便与同里挚友归庄共入复社。二人个性特立耿介，时人号为“归奇顾怪”。顾炎武以“行己有耻”、“博学于文”为学问宗旨，屡试不中，“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以为“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盛于咸阳之郊”，故退而读书，自27岁起，断然弃绝科举帖括之学，遍览历代史乘、郡县志书，以及文集、章奏之类，辑录其中有关农田、水利、矿产、交通等记载，兼以地理沿革的材料，开始撰述《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崇祯十四年（1641）二月，祖父顾绍芾病故。崇祯十六年（1643）夏，以捐纳成为国子监生。

南明抗清

　　清兵入关后，顾炎武暂居语濂经，由昆山县令杨永言之荐，投入南明朝廷，任兵部司务，“须知六军出，一扫定神州。”（《亭林诗集》一，《感事》）顾炎武把0的希望寄托在弘光小朝廷之上，他满腔热忱，“思有所建白”（吴映奎《顾亭林先生年谱》），撰成《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即著名的“乙西四论”，为行朝出谋画策，针对南京政权军政废弛及明末种种弊端，从军事战略、兵力来源和财政整顿等方面提出一系列建议。顺治二年（1645）五月，顾炎武取道镇江赴南京就职，尚未到达，南京即为清兵攻占，弘光帝被俘，南明军崩溃，清军铁骑又指向苏、杭。其时，江南各地抗清义军纷起。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字同初，上海嘉定人）投笔从戎，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亭林诗集》一，《千里》）；惜乎残破之余，实不敌气焰正炽的八旗精锐，义军攻进苏州城即遇伏而溃，松江、嘉定亦相继陷落。顾炎武潜回昆山，又与杨永言、归庄等守城拒敌；不数日昆山失守，死难者多达4万，吴其沆战死，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炎武本人则因城破之前已往语濂径而侥幸得免。9天后，常熟陷落，炎武嗣母王氏闻变，-殉国，临终嘱咐炎武，说：“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 　　

安葬王氏后，这年闰六月，明宗室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年号隆武。经大学士路振飞（字见白，号皓月，河北曲周人）推荐，隆武帝遥授炎武为兵部职方司主事；由于嗣母新丧，炎武二时难以赴任，只能“梦在行朝执戟班”（《诗集》一，《延平使至》）。当时，清松江提督与巡抚土国宝不和。前明兵科给事中陈子龙（字卧子，复社名士，松江人）、成安府推官顾咸正（字端木，昆山人）、兵部主事杨延枢（字维斗，江苏吴县人）等暗中策动吴胜兆举义反正，咸正为炎武同宗长辈，陈子龙等都与炎武往来密切，这件事炎武也是参预了的。顺治四年（1647）夏，事情败露， “几事一不中，反覆天地黑”；（《诗集》一，《哭陈太仆》），胜兆被解往南京斩首，清廷大肆搜捕同案诸人。子龙往投炎武，炎武当时已离家出亡；于是子龙逃入顾咸正之子天遴、天逵家躲藏，不久三人即被逮，炎武多方营救，未能奏效。其间，炎武还往寻成正，“扁舟来劝君：行矣不再计”（《诗集》一，《哭顾推官》）、催促他及时出走，而咸正不听。结果，陈子龙乘差官不注意时投水自尽，杨延枢及顾氏父子先后遇害，受此案株连而死者40余人。 　　

在策动吴胜兆反正的同时，炎武还进行了其他一些活动。顺治三年（1746），炎武本打算赴福建就职方司主事之任，大约将行之际，路振飞派人与他联系，要他联络“淮徐豪杰”。此后四五年中，炎武“东至海上，北至王家营（今属江苏淮阴），仆仆往来”（邓之诚《清诗纪事》），奔走于各股抗清力量之间，“每从淮上归，必诣洞庭（按即太湖）告振飞之子泽溥，或走海上，谋通消息”，意图纠合各地义军伺机而动。 　　

虽然弘光及闽浙沿海的隆武等南明政权先后瓦解，炎武亲身参与的抗清活动也一再受挫，但是，炎武并未因此而颓丧。他以填海的精卫自比：“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诗集》一，《精卫》）。　　

家族风波　　

当崇祯末年，炎武嗣祖绍芾及兄长顾缃（字遐篆）先后去世，又逢吴中大旱，“一时丧荒赋徭猖集”（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炎武无奈，曾将祖产田800亩贱价典给昆山豪族叶方恒（字嵋初）；其时，炎武的堂叔等人为争夺遗产，又挑起家难，他们还与本来就蓄意侵吞炎武家产的叶氏内外勾结，炎武在昆山千墩的故唐和在常熟语濂径的住所曾几次被这伙人洗劫及纵火焚烧。到顺治七年（1650），叶方恒又企图加害顾炎武，炎武为了避祸，只得“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诗集》二，《流转》），离开昆山出走，更名为商人蒋山佣。此后五年中，他都在吴、会之间奔波往来。尽管遁迹商贾，炎武依然心存故国，时时关注着沿海一带抗清斗争的进展情况，希望能有建功立业的机会。他在《流转》诗中写道：“……晨上北固楼，慨然涕如雨……浩然思中原，誓言向江浒。功名会有时，杖策追光武。”　　

率众结社　　

当张名振（字候服，南京人）于顺治十年（1653）九月在长江口大破清兵，进屯崇明（今属上海），明年正月，又率“海舰数百”溯长江而上，直抵镇江，并登金山遥祭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在今南京中华门外）之际，炎武为之欢忭鼓舞，他兴奋地写道：“东风吹江水，一夕向西流。金山忽动摇，塔铃语不休。水军十一万，虎啸临皇州。巨舰作大营，飞舻为前茅。黄旗亘长江，战鼓出中洲……沉吟十年余，不见旌旆浮，忽闻王旅来，先声动燕幽。阖闾用子胥，鄢郢不足收。祖生奋击揖，肯效南冠囚。愿言告同袍，乘时莫淹留。”（《诗集》二，《金山》） 　　

这一时期，顾炎武还同归庄、陈忱（字遐心，浙江吴兴人）、吴炎（字赤溟，江苏吴江人）、潘柽章（字力田，吴江人）、王锡阐（字寅旭，吴江人）等共结惊隐诗社，表面上以“故国遗民”“优游文酒”（汪曰桢《南浔缜志》），其实是以诗社为掩护，秘密进行抗清活动。炎武在淮安结识定交的挚友王略（字起田，淮安人）、万寿祺（字年少，徐州人）也都是富有民族气节的志士。 　　

顺治十一年（1654）春，顾炎武迁居南京神烈山南麓。神烈山即钟山，三国时改名蒋山，明嘉靖中又一度改称神烈山。三百年前，朱元璋攻克南京（当时名集庆），以此为根据地，东征西讨，10余年后在南京即帝位，建立了大明帝国。炎武“遍游沿江一带，以观旧都畿辅之盛”（《神道表》），山川依然而人事全非，颇有不胜今昔之感。　　

牢狱之灾　　

顺治十二年（1655）春季，炎武回到家乡昆山。原来，顾氏有世仆名陆恩，因见顾家日益没落，炎武又久出不归，于是背叛主人，投靠叶方恒，两人且图谋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炎武，打算置之死地。炎武回昆山，秘密处决陆恩，而叶方恒又与陆之婿勾结，私下将炎武绑架关押，并迫胁炎武，令其自裁。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所幸炎武知友路泽博（字苏生）与松江兵备使者有旧，代为说项，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最后，以“杀有罪奴”的罪名结案。当事情危急之际，归庄计无所出，只好向钱谦益求援。谦益字受之，号牧斋，常熟人，顺治初曾任礼部右侍郎，是当时文坛领袖。钱氏声言：“如果宁人是我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归庄不愿失去钱氏这一奥援，虽然明知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炎武拜谦益为师。炎武知道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书的门生帖子，而谦益不与；便自写告白一纸，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上四处张贴。谦益大为尴尬，解嘲道：“宁人忒性急了！” 　　

十三年（1656）春，炎武出狱。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之士极力排解，而叶方恒到此时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踪。仲夏，炎武返钟山，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遭刺客袭击，“伤首坠驴”，幸而遇救得免；嗣后，叶方恒还指使歹徒数十人洗劫炎武之家，“尽其累世之传以去”（归庄《送顾宁人北游序》）。这之前的几年当中，炎武曾数次准备南下，赴福建参加沿海地区风起云涌的抗清复明事业，但由于各种原因，最终都未能成行；至此，炎武决计北游，以结纳各地抗清志士，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徐图复明大业。远行避祸当然也是一个原因。　　

累拒仕清　　

顺治十四年（1657）元旦，炎武晋谒孝陵。7年之间，炎武共六谒孝陵，以寄故国之思，然后返昆山，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故乡，一去不归。是年炎武45岁。顺治十六年（1659），至山海关，凭吊古战场，此后20多年间，炎武孑然一身，游踪不定，足迹遍及山东、河北、山西、河南，“往来曲折二三万里，所览书又得万余卷”（《亭林佚文辑补·书杨彝万寿棋（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后》），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晚年，始定居陕西华阴。康熙七年（1668），又因莱州黄培诗案入狱，得友人李因笃等营救出狱。康熙十年（1671），游京师，住在外甥徐干学家中，熊赐履设宴款待炎武，邀修《明史》，炎武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之推逃，则为屈原之死矣！”。 　　

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开博学鸿儒科，招致明朝遗民，顾炎武三度致书叶方蔼，表示“耿耿此心，终始不变”，以死坚拒推荐，又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康熙十八（1679）清廷开明史馆，顾炎武以“愿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世外”回拒熊赐履。康熙十九年（1680），顾炎武夫人死于昆山，他在妻子的灵位前痛哭祭拜，作诗云“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月初四在山西曲沃韩姓友人家，上马时不慎失足，呕吐不止，初九丑刻卒，享年七十。　　

学术思想　　

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迥异的为学旨趣。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另著有《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明道救世　　

面对当时-现实，顾炎武认为当务之急在于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他在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首先关注的是土地兼并和赋税繁重不均等社会积弊，对此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指出“世久积弊，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乃至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的严重情况。在所撰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和《郡县论》中，他探索了造成上述社会积弊的历史根源，表达了要求进行社会改革的思想愿望。他指出“郡县之弊已极”，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文集》卷一），初步触及到了封建君主-制度问题，从而提出了变革郡县制的要求。他指出，”法不变不可以教今……而姑守其不变之名，必至于大弊“（《文集》卷六）。在《日知录》中，他更是明确地宣称自己的撰写目的就是：“意在拨乱涤污，法古用复，启多闻于来学，待一治于后王”（《文集》卷六），并强调“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文集》卷四）。顾炎武在“明道救世”这一经世思想的指导下，提倡“利民富民”。他认为，“今天下之大患，莫大乎贫”（《文集》卷一），因而认为“有道之世”，“必以厚生为本”（《日知录》卷二），他希望能逐步改变百姓穷困的境遇，达到“五年而小康，十年而大富”（《日知录》卷二）。他不讳言“财”“利”。他说：“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财源塞而必损于民。”（《日知录》卷十二）他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言财言利，而在于利民还是损民，在于“民得其利”还是“官专其利”。他认为自万历中期以来，由于“为人上者”只图“求利”，以致造成“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的局面。由此，他主张实行“藏富于民”的政策，认为“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并且指出只有这样，才是真知其“本末”的做法（《日知录》卷十二）。 　　

顾炎武也和黄宗羲、王夫之一样，从不同的角度对“私”作出了肯定，并对公与私的关系作了辩证的论述。他说：“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以不能免矣。……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日知录》卷四）这就把人之有私看作是完全合乎情理的现象，并且认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文集》卷一）他的这种利民富民和“财源通畅”的主张，以及对“私”的肯定，都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状态下新兴市民阶层的思想意识。 　　

顾炎武从“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出发，还萌发了对君权的大胆怀疑。他在《日知录》的“君”条中，旁征博引地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并进而提出反对“独治”，主张“众治”，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卷六），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卷九）。他虽然还未直接否定君权，未能逾越封建的藩篱，但他这种怀疑君权、提倡“众治”的主张，却具有反对封建--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　　

顾炎武“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更为突出的是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响亮口号。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不是指一家一姓王朝的兴亡，而是指广大的中国人民生存和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延续。因此，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口号，就成为一个具有深远意义和影响的口号，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而在顾炎武的一生中，也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而奔波于大江南北，即令他在病中，还在呼吁“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文集》卷三），充分表达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尚情操。　　经学济理学　　

晚明以来，阳明心学以至整个宋明理学已日趋衰颓，思想学术界出现了对理学批判的实学0，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了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学术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其锋芒所指，首先是阳明心学。他认为，明朝的覆亡乃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写道：“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日知录》卷七）他对晚明王学末流的泛滥深恶痛绝，认为其罪“深于桀纣”。他进而揭露心学“内释外儒”之本质，指斥其违背孔孟旨意。他认为儒学本旨“其行在孝悌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同上）。他直分赞同宋元之际著名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心即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天下本旨远矣。”（同上）既然陆王心学是佛教禅学，背离了儒学修齐治平的宗旨，自当属摒弃之列。 　　

在顾炎武看来，不惟陆王心学是内向的禅学，而且以“性与天道”为论究对象的程朱理学亦不免流于禅释。他批评说：“今之君子……是以终日言性与天道，而不自知其堕于禅学也。”（同上，卷七）又说：“今日《语录》几乎充栋矣，而淫于禅学者实多，然其说盖出于程门。”（《文集》卷六）他还尖锐地指出：“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也。用心于内，近世禅学之说耳。……今传于世者，皆外人之学，非孔子之真。”（《日知录》卷一八）这不仅是对陆王心学的否定，也是对程朱理学的批评。但是，在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的氛择时，却受到时代的局限，他无法找到更科学更新颖的理论思维形式，只得在传统儒学的遗产中寻找出路，从而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以复古作维新”。 　　

顾炎武采取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不是偶然的，而是学术自身发展的结果。从明中期以来学术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尊德性”的王学风靡全国，但罗钦顺、王廷相、刘宗周、黄道周，重“学问思辨”的“道问学”也在逐渐抬头。他们把“闻见之知”提到了重要地位，提倡“学而知之”，强调“读书为格物致知之要”，重视对儒家经典的研究。而在嘉靖、隆庆年间，就有学者归有光明确提出“通经学古”（《归震川先生全集》卷七）的主张，认为“圣人之道，其迹载于六经”（同上），不应该离经而讲道。明末学者钱谦益更是与之同调，认为“离经而讲道”会造成“贤者高自标目务胜前人，而不肖才汪洋自恣莫不穷洁”（《初学集》卷二八）的不良后果，他提倡治经“必以汉人为宗主”（同-，卷二九）。以张溥、张采、陈子龙为代表的“接武东林”的复社名士，从“务为有用”出发，积极提倡以通经治史为内容的“兴复古学”（《复社记略》卷一）。这就表明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已在儒学内部长期孕育，成为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用经学以济理学之穷思想的先导。 　　

顾炎武也正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而开展复兴经学的学术途径的。他在致友人施愚山的书札中就明确提出了“理学，经学也”（《文集》卷三）的主张，并指斥说“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同上）。他认为，经学才是儒学正统，批评那种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而不去钻研儒家经典的现象是“不知本”。他号召人们“鄙俗学而求六经”，主张“治经复汉”。他指出：“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同-，卷四）在他看来，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即是朴实的经学，正如全祖望所概括的“经学即理学”（《鲒琦亭集》卷一二），只是后来由于道二教的渗入而禅化了。因此，他倡导复兴经学，要求依经而讲求义理，反对“离经而讲道”。顾炎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称为“务本原之学”（《亭林文集》卷四） 　　

此外，顾炎武还倡导“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同上）的治学方法。他身体力行，潜心研究，考辨精深，撰写出《日知录》、《音学五书》等极有学术价值的名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谈及《日知录》时，说：“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洗繁而牴牾少。”顾炎武的学术主张使当时学者折服而心向往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转移治学途径的作用，使清初学术逐渐向着考证经史的途径发展。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顾炎武开创了一种新的学风，即主要是治古代经学的学风。汪中也曾说：“古学之兴也，顾氏始开其端。”（《国朝六儒颂》）顾炎武成为开启一代汉学的先导。　　

博学于文 行己有耻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二语，分别出自《论语》的《颜渊》篇和《子路》篇，是孔子在不同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两个主张。顾炎武将二者结合起来，并赋予了时代的新内容，成了他的为学宗旨与处世之道。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文集》卷三）可见，他所理解的“博学于文”是和“家国天下”之事相联系的，因而也就不仅仅限于文献知识，还包括-博见和考察审问得来的社会实际知识。他指责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而学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说明他所关心的还是“四海之困穷”的天下国家之事，所注重的自然是“经世致用之实学”，这也就是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 　　

所谓“行己有耻”，即是要用羞恶廉耻之心来约束自己的言行。顾炎武把“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等处世待人之道都看成是属于“行己有耻”的范围。有鉴于明末清初有些学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而丧失民族气节，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二者的关系。他说：“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是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文集》卷三）因此，他认为只有懂得羞恶廉耻而注重实学的人，才真正符合“圣人之道”。否则，就远离了“圣人之道”。所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是顾炎武的为学宗旨和立身处世的为人之道，也是他崇实致用学风的出发点。 　　

此外，顾炎武“博学于文”的为学宗旨的一大特色，是他不仅强调读书，而且提倡走出书斋、到社会中去考察。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犹当博学审问。……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文集》卷四）他提倡读书与考察相结合的方法，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法。这个方法的提出和运用，开创了清初实学的新风。　　

音韵学新视角　　

顾炎武把古韵分为10部，其中有4部成为定论，即歌部、阳部、耕部、蒸部。其余几部也都初具规模，后来各家古韵分部，都是在顾氏分部的基础上加细加详。顾炎武在音韵学上的最大贡献是用离析“唐韵”(实际是《广韵》)的方法研究古韵。宋人也曾研究古韵，但把《唐韵》的每一个韵部看成一个整体，没有想到把它们拆开，因此,尽管把韵部定得很宽，仍然不免出韵。另一个极端是遇字逐个解决,没有注意到语音的系统性。顾炎武则把某些韵分成几个部分，然后重新与其他的韵部合并。这样有分有合，既照顾了语音的系统性，又照顾了语音的历史发展。他首先废弃平水韵，回到“唐韵”。比如把尤韵一部分字如“丘”、“谋”归入“之咍”部,这就是“离析唐韵”，回到古韵。再比如把支、麻、庚三韵各分为二，屋韵分为三,令它们归入不同的古韵部,充分体现了古今语音系统的差别。他的这种离析工作,直到今天大家还公认是很有价值的。其次，他最先提出用入声配阴声。《诗经》常常有入声字跟阴声字押韵，以及一个字有去入两读的现象，顾炎武从这些现象中认识到，除了收唇音的入声缉、合等韵没有相应的阴声韵以外,入声都应该配阴声。在古音学的分部问题上，有阴阳入三分法，有阴阳两分法，按两分法说，他的作法是对的。 　　

顾炎武在古音学的研究中，一方面有理论的建树，另一方面有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所以后来被学者誉为古音学的奠基者。他的研究成果集中反映在《音学五书》中。　　

著作名录　　

《日知录》 三十二卷. 　　

一至七卷论经 　　

八至十二论政治 　　

十三卷论世界风气 　　

十三四卷论礼制 　　

十六十七卷论科举 　　

十八至二时一卷论艺术,文学 　　

二十二至二十四卷论名义 　　

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 　　

二十六卷论史法 　　

二十七卷论注书 　　

二十八卷论杂事 　　

二十九卷论兵事,外国 　　

三十卷论天象术数 　　

三十一卷论地理 　　

三十二卷论杂考 　　

顾亭林自认 日知录 是生平得意之作：“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 　　

音韵学著作《音学五书》三十八卷，前后三十年，修改过五次。 　　

《古音表》三卷 　　

《易音》 三卷 　　

《诗本音》 十卷 　　

《唐韵正》二十卷 　　

《音论》 三卷 　　

《金石文字记》 六卷 　　

《天下郡国利病书》 一百卷 　　

序曰：“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卷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　　

顾炎武故居　　

顾炎武故居，位于江苏省昆山市千灯镇，占地60亩，建筑面积5450平方米。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顾炎武卒于山西曲沃，由嗣子顾衍生，从弟顾岩扶柩回昆山千灯故里，葬于祖茔嗣父顾同吉、嗣母王贞孝之墓穴次位，墓前有碑，上刻“顾亭林先生暨配王硕人合墓”；周围有砖砌矮墙，嵌有清石碑各一块；墓南有明皇朝为旌表先生嗣母王氏的贞孝坊；墓后柳树四棵，四周松柏数十株。光绪二十一年（1894），新阳县知县万厉钧重修了坟墓。民国三年（1914），广东学者、孔教会主持人梁鼎芬专程来千墩瞻仰亭林墓及遗腹遗像，并出资委托先生十二世孙顾子玉等筹建亭林祠。 　　

1956年，顾炎武墓及祠堂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文革”期间，该墓及祠堂曾遭到破坏。1984年、1987年、2000年昆山市分别拨款进行重建和修葺。经过修缮后的顾炎武故居，包括顾炎武故居、亭林祠堂和墓及顾园三个区域，为千灯明清宅第之首。故居为整个宅第主体，朝东落西，为五进古香古色的明清建筑，自东而西依次为水墙门、门厅、清厅（轿厅）、明厅（正厅、楠木厅）、住宅楼，北侧有背弄连接灶房、读书楼和后花园，故居前与千年石板街相接，后与顾炎武墓地和顾园相连。该区域主要再现亭林先生居家生活、读书场景，各厅内陈列顾炎武先生塑像、手迹、著作、生平事迹和国内外对顾炎武先生及其作品的研究成果。 　　

亭林祠和亭林墓。落北朝南，东侧有门与顾炎武故居相通，西侧墙外为顾园。祠南向三间两厢一门楼，以三间相通作一大祭堂。两边墙上及外面走廊墙中嵌有砖石刻碑12块，记述先生事略。其中一块有先生所著《日知录》中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庭中盘槐、桂花各两株。现亭林墓露台均用花岗石砌造，石阶七级，围以石栏杆。 　　

顾园，占地30亩，位于故居西南侧，与故居祠堂及墓均相通。是依史恢复修建的融湖光水色、历史人文为一体、具有江南私家园林风格的游览区。内曲水环绕，环水有致用阁、思宜园、颂桔轩、“归奇顾怪”（二石斋）、秀石虬松庄、秋山亭、三徐居、慈母阁、四柿亭等及碑廊等10个景点，各景点以诗文、字画、语录、塑像等形式寓意亭林先生的精神和生平。此外，在北京宣武区广安门内大街路北报国寺西院建有顾炎武故居。 是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何绍基、张穆等人集资修建。有佛殿、享堂、碑亭等建筑。顾祠曾被八国联军轰毁，后张之洞改修昭忠祠，1921年王式通等重修。为北京市重点保护文物。　　

诗作精选　　

《精卫》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秋山二首》 　　

其一 　　

秋山复秋水，秋花红未已。烈风吹山冈，磷火来城市。 　　

天狗下巫门，白虹属军垒。可怜壮哉县，一旦生荆杞。 　　

归元贤大夫，断脰良家子。楚人固焚麇，庶几歆旧祀。 　　

勾践栖山中，国人能致死。叹息思古人，存亡自今始。 　　

其二 　　

秋山复秋山，秋雨连山殷。昨日战江口，今日战山边。 　　

已闻右甄溃，复见左拒残。旌旗埋地中，梯冲舞城端。 　　

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冈峦。北去三百舸，舸舸好红颜。 　　

吴口拥橐驼，鸣笳入燕关。昔时鄢郢人，犹在城南间。 　　

《古北口》 　　

雾灵山上杂花生，山下流泉入塞声。却恨不逢张少保，碛南犹筑受降城。 　　

《塞下曲二首选一》 　　

赵信城边雪化尘，纥干山下雀呼春。即今三月莺花满，长作江南梦里人。 　　

《路舍人客居太湖东山三十年，寄此代柬》 　　

翡翠年深伴侣稀，清霜憔悴减毛衣。自从一上南枝宿，更不回身向北飞！ 　　

《白下》 　　

白下西风落叶侵，重来此地一登临。清笳皓月秋依垒，野烧寒星夜出林。 　　

万古河山应有主，频年戈甲苦相寻。从教一掬新亭泪，江水平添十丈深。 　　

《又酬傅处士次韵》 　　

清切频吹越石笳，穷愁犹驾阮生车。时当汉腊遗臣祭，义激韩雠旧相家。 　　

陵阙生哀回夕照，河山垂泪发春花。相将便是天涯侣，不用虚乘犯斗槎。 　　

《雨中至华下宿王山史家》 　　

重寻荒径一冲泥，谷口墙东路不迷。万里河山人落落，三秦兵甲雨凄凄。 　　

松阴旧翠长浮院，菊芯初黄欲照畦。自笑漂萍垂老客，独骑羸马上关西。 　　

《酬朱监纪四辅》 　　

十载江南事已非，与君辛苦各生归。愁看京口三军溃，痛说扬州十日围。 　　

碧血未消今战垒，白头相见旧征衣。东京朱祜年犹少，莫向尊前叹式微。 　　

《赋得秋柳》 　　

昔日金枝间白花，只今摇落向天涯。条空不系长征马，叶少难藏觅宿鸦。 　　

老去桓公重出塞，罢官陶令乍归家。先皇玉座灵和殿，泪洒西风日又斜。 　　

《过苏禄东王墓》 　　

丰碑遥见炳奎题，尚忆先朝宠日殚。世有国人供洒扫，每勤词客驻轮蹄。 　　

九河水壮龙狐出，十二城荒向鹤栖。下马一为郯子问，中原云鸟正凄迷。 　　

《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士》 　　

露下空林百草残，临风有恸奠椒兰。韭溪血化幽泉碧，蒿里魂归白日寒。 　　

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巫招虞殡俱零落，欲访遗书远道难。 　　

《海上四首》 　　

其一 　　

长看白日下芜城，又见孤云海上生。感慨河山追失计，艰难戎马发深情。 　　

埋轮拗镞周千亩，蔓草枯杨汉二京。今日大梁非旧国，夷门愁杀老侯嬴。 　　

其二 　　

满地关河一望哀，彻天烽火照胥台。名王白门江东去，故国降幡海上来。 　　

秦望云空阳鸟散，冶山天远朔风回。楼船见说军容盛，左次犹虚授铖才。 　　

其三 　　

日入空山海气侵，秋光千里自登临。十年天地干戈老，四海苍生吊哭深。 　　

水涌神山来白鸟，云浮仙阙见黄金。此中何处无人世，只恐难酬烈士心。 　　

其四 　　

南营乍浦北南沙，终古提封属汉家。万里风烟通日本，一军旗鼓向天涯。 　　

楼船已奉征蛮敕，博望空乘泛海槎。愁绝王师看不到，寒涛东起日西斜。

人物关系：

同年(公元1613年)出生的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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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以法治国一统天下，汉以道治国安定天下，而宋以儒治国而灭，为什么？

北宋灭亡有道教的锅好不好啊！

我们中国人最熟悉的伟大帝王有唐太宗，最熟悉的败家帝王有宋徽宗，他们的共同点都是崇道的皇帝，但两人的命运截然不同，一个奠定了盛唐的基础，一个被掳掠而失国土。

汉、唐、宋、明都是我们为之自豪的时代，先贤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提起唐太宗会不自觉感到自豪，说起宋徽宗就会略有些尴尬，他会觉得耻辱，才情无双，却不适合做个皇帝。

唐太宗、宋徽宗都有一个名头，崇道帝王。 唐太宗是名君的象征，即使不是华夏的子民也会称呼他天可汗；宋徽宗是昏君的象征，他被金帝辱封为昏德公。

他们有很多相似点，他们都信任道士，都以道为傲，唐太宗崇信的道士是魏征，魏征他不仅仅是一名宰相，也是一位道士。宋徽宗崇信的道士有很多，张虚白、王老志、林灵素、刘混康、王志铖、温太保最让宋徽宗不堪回首的一次，是在金兵兵临城下的时候。

郭京本来是宋禁军中的一名老兵油子。他自称身怀身怀道术，有“六甲法”，“使神役鬼”，有“移山倒海、撒豆成兵，隐形潜身”一类的术。

于是他就被任命去用他自称的道法去守城，他号称可用六甲神兵为朝廷守城，南宋史书《三朝北盟会编》记载：“二十五日丙辰，郭京以兵出宣化门，败绩，金人登城京师失守。” 后就是靖康之耻，是华夏的帝王第一次被异族俘虏。

在兴扬看来，他们都崇道，看起来相同，本质上却有区别；虽说他们都名义说上崇道，然而宋徽宗崇的是术，唐太宗崇的是道。

玄奘啊，要么从了我，要么上西天！

唐太宗以尊祖崇道国策，运用道的思想治国平天下。

其年号为“贞观”——易经天地之道，贞观者也，故年号贞观，期望以正道治天下。史书称之为治世，盛唐由此掀开了华丽的篇章。

有唐伊始，帝王自称老子后裔，立庙加封，唐太宗采用道家学说作为兴国方针，任用魏征等名道士， 知人善用、广开言路；之后， 唐高宗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唐玄宗亲自为《老子》作注。

唐太宗采取了以农为本，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等政策，使得社会出现了安定的局面；并大力平定外患，尊重边族风俗，稳固边疆，最终取得天下大治的理想局面。

唐太宗崇道，是崇的大道之本。

宋徽宗崇道，自封“教主道君皇帝”。

宋代帝王对道教情有独钟，宋真宗加封老子为“太上混元上德皇帝”，宋徽宗把《老子》列为太学必修教材。

宋徽宗崇信的道士有很多，从登基开始，就有人引《周易》中的“丰亨，王假之”、“有大而能兼必豫”，说宋徽宗治世一定是太平盛世，还出现了“黄河清”、“禽产凤凰”、“牛生麒麟”等大量“祥瑞”，更有不少自称身怀道术的道士进言称宋徽宗是上的神仙，到最后宋徽宗自己也认为自己是昊天上帝元子，为大霄帝君。

面对洪灾，宋徽宗想让自称道术非凡的林灵素去以术退水，术法高人林灵素还没去城门就被役夫袭击，宋徽宗这时才知道这位道士早就惹得天怒人怨。

宋徽宗崇道，是崇的大道之末。

以人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兴衰。

如果唐太宗跟宋徽宗一样，崇尚的不是道，而是术，我们压根看不到一个盛唐。

唐太宗与宋徽宗的对比，其实就是道与术的对比，道术道术，道为本，术为末，有道无术，术自衍生，有术无道，术亦无用。

国崇道术，国破家亡，国崇大道，国家兴旺。

具体到修行之人身上，修道为了追寻术还是道，就是最根本的分别，也决定了修道之人的格局。

在没有了解道家思想的前提下，一味的追寻术，去追求术，可能短时间内带来利益，给人带来的多是祸事，少有福事。

我们可以看到有多少打着道教名义的算命、测卦、辟谷、修炼、符咒、神功培训班，就是以术为名义而吸引人，来获取自己的利益，这些人，目的是术，而不是道。

虽然道教有山、医、命、卜、相五术，但五术只是为用，是道教的表达方式，但不是道教的根本。根本在于通过道术传达的济世利人、慈悲度世的道教思想，术应该用来帮助世人。

道教的道术、科仪、音乐、服饰、宫观等等都传承了道教的形式，不或缺，需要我们精心保护、努力发扬的，但我们不能变成动物园的动物，任由世人参观，“哎呀，我终于看到了活道士了。”“哎呀，这里有个道士唉。”“快看看，道士在做法了！”

太多时候，世人看道士，就如同到动物园里看个稀奇，世人看道士，看不到道士所承载的精神和文化，只能把道士当做一种珍稀动物看待。

世人看不到血脉相连的那种文化认同感，道士也做不到真正的道士，道观门口买个门票，就跟到动物园里买个门票看猴子一样看道士，道士成了活文物，就如同宋徽宗一样，失去了道，只有术，只有外壳，别人看到的也只能是外壳。

其实，我们需要精心维护道观，传承道教的形式，但更应该注重传承道的精神；传统文化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文化血脉中，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唐太宗，也有一个宋徽宗。

道、术都有承载的必要，脱离道的术，是无源之水，必定不能长久甚至枯竭；没有术的道，只需要用一道沟渠就可以让道润泽心田。

道家思想与道教组织，如同人的肉体和灵魂一样，灵魂与肉体都不可或缺，道教形式是肉体，道家思想就是灵魂；没有了灵魂，再华丽的外壳都是行尸走肉；伟大的灵魂，哪怕肉体死亡了，其灵魂永存，思想永远传承。

道教如果因为简单的传承术而承载，必定会与宋徽宗一样，成为行尸走肉。

道教只有重视思想内核，传承真正的文化，才能让道教绵长发展；当然，传承思想需要具体的组织形式，落到尘世中来，那就是道教组织。

宋徽宗崇道而亡国，非道之过，非国之错，乃人之因。

作为道教徒，应该从唐太宗与宋徽宗的不同遭遇中认知自我，承担起自己的时代责任，或许我们个人是渺小的，但是我们的民族注定是伟大的。

让我们重复我们的信仰：

敬天法祖、国泰民安、山河永固、明智明心、自尊自信！

东晋时期风水大师郭璞，怎样死的大家知道吗？

我们一直认为，天人合一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对于道教来说，天人合一是很难的事情。人因为后天的沾染，很难天人合一。

如何让俗人天人合一，郭璞做了很深的研究，下面我们就通过郭璞的故事，一起学习学习风水祖师郭璞的天人合一之道。

了解一个历史人物，必须得先了解他成长的背景，这样我们才能明白，他为什么会有那样的选择。

郭璞出生于安稳的西晋，却见识了战乱的东晋。他活着的时候，中国曾经很安稳，但是他成年后中国北方开始狼烟四起，腥膻遍地，这一切都是因为汉人心软，汉人内乱。当时对胡人采取怀柔政策，对打了败仗的胡人，迁入内地，希望他们可以慢慢汉化。但是从人类社会出现开始，一直到现在的历史都证明了，文化不同，人心必异。当汉人陷入内乱的时候，这些胡人就趁势而起，对着那些宽宏大量汉人举起了屠刀，直接导致中国陷入了三百年的内乱。

这是一个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而这次整个民族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三百年的战乱中，佛教是最大的受益者，让佛教从微末的教派，成长为一个巨大的怪物。汉人和胡人的血染红了这段天空，无数儒生道士，为平定这次战乱付出了生命，我们的主角道士郭璞，也为此而亡。

在胡人举起屠刀前，郭璞准确的预测出北方大地要被胡人统治。这是他成名的故事。我们用今天的眼光，看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总会觉得荒诞不经，这个故事也是。故事里郭璞用神秘动物救活了一匹马。

在那个时候汉人似乎是在和很多神秘动物居住在一起的，包括鬼怪。

今天没多少中国年轻人，可以理解在战乱的威胁，逃荒的恐怖，我也不能。但相信大家都对中东战乱有所了解，在千年前的逃难，只可能比这个还苦。也许就是这个原因，让郭璞没有选择逃避，而选择在命运前，撞个头破血流。

（古人画作，流民图）

他逃到了南方后，北方很快就腥膻遍地，内乱的汉人，在有组织有预谋的胡人面前，没有多少抵抗就落败了，这时郭璞在南方写下了很多博物地理的文章，其中的江赋更是表现了，那个人鬼妖魔杂居的世界。

当时的东晋，弟弟王导作为宰相，在朝中主持大事，哥哥王敦作为大将军。兄弟两个掌握内外，天下人皆言王和马共天下。

王敦在那时，遭到晋明帝的怀疑，开始慢慢的剥夺他的兵权，这时晋明帝派温峤、庾亮让郭璞占卜，讨伐王敦是吉还是凶，郭璞一开始并没有回答，直到使者表明了身份，才说是大吉，于是温峤和庾亮就劝说晋明帝早日讨伐王敦。

郭璞在很早之前就对周边的人，杀我的人是山宗。正巧在这个时候，有姓崇的人去劝说王敦：“请郭璞来为谋反占卜。”郭璞还是去了，他作为一个神机妙算的人，为什么答应会去？历史没有给答案，但是我想这个可能和他曾经的经历有关，汉人内乱，胡人趁势而起，让北方陷入了地狱，他郭璞，可能只是想去告诉王敦，你会输，别叛乱了吧！我们汉人内斗，只会便宜了在北方虎视眈眈的豺狼。

郭璞去了王敦那里，王敦让郭璞起卦，问叛乱吉凶。郭璞坦然答，大凶！又问郭璞，我命几何？郭璞再答，呆在武昌，长命百岁，叛乱的话，很快就死。我看郭璞的回答，其实在安王敦的心，希望王敦不要叛乱，只要不叛乱就可以好好过。王敦听到后大怒，问了一个很多人都想问算命先生的话，你知道你活多久吗？郭璞答今天中午我必死无疑。

郭璞为了不要汉人再被内乱纷扰，选择了毅然决然的去死。这个是他给我们留下的一份财产。也许比风水，他华丽的文字更精彩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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