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西安市城市建设的历史传统是什么？听规划大师韩骥先生为大家娓娓道来。
匠人营国
——浅析韩骥先生的西安城市规划思想
文/听剑楼
张锦秋大师在建筑领域的辉煌成就，有目共睹；韩骥先生在城市规划上的重要建树，除了市上几任主要领导和业内人士，普通市民知道的人却很少。至于他的“规划之道”，了解的人更少。也可能由于这个缘故，当韩骥先生陪同张大师出席一些重要活动时，往往只被介绍是张大师的“先生”，但他生性豁达，对此毫不介意，往往会微笑着说：“这不是假的。”那些人不知道，他们二人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各领风骚，均为翘楚，都是“站在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1]”。
说起来，韩骥先生算是官场的人，但他是八十年代刚刚提出“四化”干部政策时被提拔到领导干部岗位上的。干部“四化”指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一个年轻的专业特长突出的知识分子的生存和发展在当时的官场是很不容易的。
城市规划是专业性的领域，但又不完全是规划师完全操控的领域，因为规划制定和管理是城市政府一项重要职能，政策性极强，指令性也极强，也极容易出现随意性，自由裁量。这既需要城市主要领导把握规划的能力和水平，同时还要求规划师洞察本城市发展的阶段，领悟本届政府的施政纲领，并在需要与可能的基础上提出可行的方案。两者结合才能出成果。
韩骥先生认为：城市规划是一个历史范畴。我们观察城市的视角和感受城市的方法有多种，如果将这些视角和感受方法用于城市的过去、现在和将来，那就是城市规划的真谛。城市规划的实施也是团结协作的结果，要靠建筑、市政、园林、环境等专业共同完成。规划的成果就体现在兄弟专业的实施成果上。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蒸蒸日上，城市建设自然如火如荼，长城内外，大河上下，到处是工地，无一不涉及国计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城市有没有规划，有没有科学的规划，有没有科学的稳定的规划，就显得十分必要和重要。尤其是在像西安这个有几千年城 市规划传统的城市。
有一首歌这样唱西安：“一城文化，半城神仙。”，既是讲西安“能人”多，也诙谐地道出西安“人际”关系复杂，难以“服众”。“长安居，大不易。”这就要求在西安做大事的人有大智慧。事实上，西安的建设和发展，真是需要一批在各个领域的“高人”。
幸运的是，西安有韩骥先生这样充满智慧的规划大师，也有重视规划的市级领导。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都十分重视城市规划。
在西安官场中，韩骥先生有浓厚的专业背景和极强的专业才干，他好读书，勤思考，数十年如一日研究、策划西安城市规划中的全局和重点项目，出色地解决了历次规划修编和重点项目建设上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堪称“智多星”。他知识渊博，思路敏捷，却又风趣幽默，易于共事，属于古人推崇的那种有“才、情、趣”的文人。
2005年，他主导修编了西安第四版城市总体规划，在城市形制上提出了“九宫格局”的图式。十多年过去，我重新阅读了当年韩骥先生在《西安发展研究》2005年第9期发表的《九宫格局》文章，被他这段话深深打动：
一位终生在古都西安耕耘的规划师，当他从热血青年到将至老朽时，他会告诉你，八百里秦川绝非一张白纸，那是一张历时三千年的旷世之作。秦山渭水，名都大邑，塬陵寺观，星罗棋布，美不胜收，需要我们小心翼翼地拿着笔画好自己的那几划，既不要坏了祖先的章法，又得给后人留有余地。须知，这幅画卷是要我们世世代代去接力完成的壮举啊！
我与韩骥先生相识三十余年，深感有必要梳理一下先生“从热血青年到将至老朽”这段时间关于西安规划的系列理念和思想，把他的“规划之道”提供给今天和后世西安的领导者和建设者参考，以“接力完成”西安这座历史文化古都保护与建设的“壮举”。他的“道行”很高、很深，不看不知“道”。
风水长安——生态建设的山水文化
规划学是一门科学，是研究和合理安排城市功能空间布局的科学。在西安做规划，首先要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西安的自然环境和历史沿革。
韩骥先生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先后师从中国建筑学泰斗梁思成先生和他的大弟子、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学院“双院士”吴良镛先生，不但娴熟国外国内现代规划思想和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古代中国规划思想和理论学习、理解的造诣也很深。要理解、读懂古人对西安城市的规划思想，离不开“风水”“八卦”这些概念范畴。韩骥先生认为古人这些理论披着“玄学外衣”、却有着“科学内涵”。他善于从这些看似迷信的言语中提炼出符合自然历史地理规律和现代城市结构布局理论的科学规划理念，一来廓清了西安十三朝古都的建都之谜，二来顺应了中国和西安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便于接受、贯彻国家制定的科学的城市总体规划，三来保证了西安城市规划、建设独有的城市特色，避免了“千城一面”的弊端。
韩骥先生在前几年用了很多精力撰写《风水长安》一文，明确指出：周、秦、汉、唐各朝代都极为讲究“风水”，都城的选址就是当时古人认识自然、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杰作。
何谓“风水”？他点明：这是一种具有“玄学外衣、科学内涵”的实用知识。读了大师的文章，结合平时的交谈请教，容我在这里做一简要概述。
“风”：作名词解，就是“气”。这是古人用来观察、思考问题的重要思想范畴，如“气数”、朝气、生气、福气、人气、财气、运气、美气、喜气、洋气，甚而霉气、晦气、暮气。用时下话语讲，“气”是个人或社会自身“内在能量的外化表征”，当然也包含所谓“正能量”和“负能量”的外化、外示。“风”作动词解，就是“运”。物理学讲“空气运动产生风”，所以“风”就是“气”的运动状态，包括运动、运行、运载、运转等意思在内。
“水”：指“气”滞留、运行的环境和条件。晋人郭璞《葬书》指出：“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各种“气”产生之后会随风飘扬，如果不加收拢聚集就一无所用。因此“气”有个特点就是“界水而止”，不再发散，这就是所谓“藏风”，形成稳定而强大的气场为人所用。“藏风”的地域宽阔广大，被称为“明堂”，成为人们宜居生活、便利生产的“风水宝地”。
那么，古人是如何发现和看待西安的“风水”呢？
首先是西安南依秦岭。古人称关中为“天下之脊，中原之龙首”，其突出的地理标志就是横亘中国中西部的秦岭。秦岭东西延绵千里，南北纵深五百里，峰峦迭起、高大巍峨，崖陡壁峭、姿态雄伟。资源丰富，矿物多样性和动植物多样性举世罕有。秦岭山脉来自昆仑山脉中干的东向延伸，而昆仑山即所谓“元气之所”。昆仑山的“元气”由秦岭带到关中，向北扩散，遇渭水而聚，形成渭水与南山之间广阔的藏风“明堂”，必然成为古人建都的首选之地。秦岭不仅为关中提供了四季分明的气候和充沛洁净的水源，还以其丰富多姿的人文资源和奇险俊秀的景观为中华民族催生了辉煌灿烂的精神文明。“寿比南山”，“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仰止”，“君子比德于水”， 古人这些从大自然得来的人生感悟，都与秦岭有密切关系。
其次是西安“八水环绕”。西安河流密布，除泾河、渭河和石川河外，境内有发源于秦岭山脉号称“七十二峪[2]”的多条河流灌溉田园、润泽大地。站在秦岭之巅，向北眺望，在一望无际的渭河西安平原上，分布着乐游塬、龙首塬、少陵塬、白鹿塬等台塬地貌，与泾、渭、灞、浐、沣、滈、涝、潏等河流相互衬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理人文景观。
再次是西安平原广袤。西安所处的关中平原，川道开阔，陆地广袤，平坦如海，古称“陆海”[3]；这里沃野千里，土肥水美，物产富饶，古称“天府”[4]。在《尚书·禹贡》对全国九州土地物产资源所作的评估中，唯有关中所在的雍州[5]，得到“其土黄壤、田上上”的评定。西安平原土壤以黄褐土、褐土为主，山地土壤以黄棕壤、棕壤为主，土壤类型的复杂多样，为辖区农作物的多品种组合提供了有利条件。西安地表的黄土土层深厚，易于耕作，具有“自肥”功效，原始土层结构紧密，直立不倒，不但方便修建窑洞居住、存储，还是制作土坯、砖瓦等建材取用不竭的天然原料，无愧为“九州膏腴”。
《管子·乘马》记：“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阜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汉书·晁错传》记古人建城前，要“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置里割宅。” “天时不如地利”，西安有如此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古人断定：“关中形胜，自古建都极选地也。”[6]
当韩骥先生在文章中把这些给我们一一道来的时候，我们都会为之动容、为之自豪、为之奋起而热爱、呵护、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明白了“风水”之理，我们就会知道，西安的城市规划，首先要保护好西安的山水环境，营造良好的自然生态。因为西安的山水，不仅是生态的，也是人文的。如此一来，西安随后采取的保护秦岭北麓自然生态、进行“大水大绿”工程以及恢复“八水绕长安”景观的举措，就有了明确的意义。这是城市规划理念在西安的成功。2011年，西安在举办“世界园艺博览会”时就打出了“华夏故都、山水新城”的口号，并以“天人长安·创意自然—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主题。
只讲建都之地的选择，当然还远远不够。韩骥先生作为城市规划大师，还要从都城选址和建设格局上为我们讲述古人的智慧和妙思。他认为“高峰还在隋唐长安城”，不但规模巨大，而且规划严正，分区明确，山水交融，“充分体现我国古代山、水、城一体化营建的优良传统，反映出统一而强盛的帝国的恢弘气度，是中国城市建设史上的伟观。”
韩先生指出：从周选择丰镐之地建都、秦跨渭河建都、汉在渭水南岸建都到隋唐选择龙首原建都，其间经过了1700多年。大家会发现，以唐长安城为原点，周、秦、汉都城是逐步靠拢的趋势。所以，隋唐长安的城址是经历1700年演进而选择的“风水宝地”。从唐以后，虽然长安城多次易名，乱世则缩小，盛世则扩大，但城址原点再也没有变迁过，时至今日又过了1400余年，仍然保持着城市的精、气、神，依然能够焕发青春、重现辉煌。
隋唐长安城的选址有什么特点呢？韩先生总结了三点。
一是隋唐长安坐落在“八水环绕”的中心。北有泾渭，南有潏滈，西有沣涝，东有浐灞，符合风水说的“得水为上”理念，具有“八卦”的意象，也符合现代城市需要水利系统完备发达的选址理念。
二是隋唐长安坐落在“回龙顾祖”的龙首。清代陕西巡抚毕沅在《关中胜迹图志》中把“龙首山”与终南、太白、太一、骊山并列为关中“名山”，韩骥先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曾经骑自行车朝发杜陵，沿着这条龙脉向北行进，暮至未央，站在龙首原登高南望，感慨“黄土一片、气象万千”。反观今日，从杜陵的万亩生态林，到曲江南湖、大唐芙蓉园，再到大明宫遗址公园，自然景观与文化产业相得益彰，一派生机勃勃。这在风水说中称为“干龙气旺”。
三是隋唐长安坐落在“明堂开阔”的宝地。与同期国际都城相比，长安城用地规模最大，实测外郭城东西长9.72公里，南北8.65公里，周长36.7公里，总面积84平方公里。“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延至八水之滨，可供建设用地达1000平方公里。
除了“风水”，“数”也是古人的一个重要的思维概念，不同于数学中的“数字”。《说卦传》是这样介绍的：“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参天两地而依数。”研究“数”的学问被称为“数术”，常用的范畴如象数、气数、运数、命数等。
隋唐长安城在建设格局上更是十分讲究，韩骥先生在《风水长安》文章中从“象、数、理、气”几方面有十分详细的解说。其中有些观点，将在下文有关章节中简述。
经过上述分析，韩骥先生对历史古都的保护和现代新城的建设提出了重要的理念和指导性意见。其要点是重视保护西安的“风水”和城市的“地灵”，包括显示“山、水、城、宫、苑、寺、市、坊”等要素的宏伟布局，恢复“八水绕长安”的河、渠、池、沼体系，大到用地布局，小到景观配置，都应突出和保护西安特色。要通过规划、建设、园林一体化，体现中国传统的山水城一体化的理念。他指出，我们要把凯文·林奇关于城市形象“五大要素”[7]与中国传统“地理五要”[8]结合起来，兼收并蓄，灵活运用，让具有生态美、综合美的西安城市风貌特色更加浓郁和丰富多彩。
在西安的实际工作中，许多重大项目的规划定点都体现了韩骥先生的这些理念，例如市委、市政府新办公地点的选择，西安铁路客运北客站的选址，“欧亚论坛”永久会址的定点，以及即将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西安丝路国际会议中心”、“西安丝路国际会展中心”和第十四届全国体育运动会的“西安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简称“三中心”）地址的选定，韩骥先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宫格局——城市形态的中国模式
2004年西安启动第四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08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实施。在这一轮总体规划中，引人瞩目的是，“九宫格局”被正式确定为西安城市格局的发展模式。
“九宫格局”的提出，正是韩骥先生为新世纪西安城市规划做出的贡献，也是他规划思想的一次飞跃。2005年，他发表文章，详细介绍了这个理念的缘起和主要精髓。
在文章开头，他如数家珍：“有史以来，每一个伟大民族的首都，都有着自己民族所特有的城乡聚落的图式。棋盘式的雅典，轮辐式的罗马，枝状伸展的巴黎，中心放射的华盛顿，哪个不是灿烂夺目、光照世界，各领风骚数百年？”他笔锋一转：“有着五千年悠久文化的华夏民族，也有着自己一脉相承的首都城乡聚落图式。它形象简洁，但内涵极为丰富，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与时俱进，但又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图式的名字叫做九宫格局。”
说起“九宫格局”，中国人并不陌生。小学生习字，用完“描红”就要用“九宫格”临写。初学中国史，西周的“井田制”不能绕过，“井田制”的图形就是一个标准的“九宫格”。放到地图上看，无数个大大小小的“九宫格”汇在一起，正是当时乡村的土地规划图样。这么好看的图式，当然要被古人用作都城的规划营建模式。
《周礼·冬宫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9]。”这里的“国”指都城，“营国”即营建都城。这段话文字简短，却包含了完整的都城形制、规模：总面积九里见方，四面各三共十二座城门；城中道路九纵九横，道路宽度可并行九辆马车；以宫室为中心，左为宗庙建筑，右为社稷祭坛，前为朝，后为市。这套“九宫格”的都城布局形式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
这样看来，我国从周朝开始，城乡规划就十分有章法：城内是“九宫格局”的空间结构，功能完备；城外是“九宫格局”的井田划分，权利分明。城乡道路贯通协调，“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等级严明。《考工记》开头四字“匠人营国”是本文标题由来，也是韩骥先生一生写照。
美国城市设计大师凯文·林奇在《城市形态》一书中指出：“两个发展最完善的宇宙模式理论是中国和印度的。中国人的宇宙观有着巨大的影响，几乎主宰了所有中国、韩国、日本和大部分东南亚城市的布局方式。”韩骥先生在文章中明确指出：“九宫格局”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宇宙模式”，具有古人认为的宇宙象征意义，包含着比较深奥的易经哲理。他对此进行了详尽地解释和说明。
“象天法地”是中国古人的规划手法，即“摹拟天象，布局地上”。“太极八卦”就是人们心目中理想的宇宙之象。《周易·兮辞》曰：“易有太极，后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太极”又称“太一”，指宇宙最初浑然一体的元气；“两仪”即阴阳，天为阳，地为阴；“四象”即指春夏秋冬四时，也指东南西北四向；八卦象征天、泽、火、雷、风、水、山、地等八种基本物质。《易经金度》解释：“太一取数以行九宫。”郑玄注解道；“太一者北辰神明也，下行八卦之宫，每四还于中央，中央者北辰之所居，故为之九宫。”上述这些概念，都是古人用于思考的哲学范畴和大智慧，今天仍可作为参考借鉴。
韩先生在文章中进一步解释说明“九宫”的“数理”和其中包含的特殊的文化意义。
《数求记遗》这样讲：“九宫者，即二四为肩，六八为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这是一个奇妙的数字排列，纵横斜加之和均为十五。所谓“洛书”[10]就是这个数列。古人认为单数为阳，偶数为阴；阳数中一为万物之始，九为最大最高的阳数；数列居中之数为五，所以在“九宫格局”中，九宫、五宫位置最为重要尊贵。这也是历代皇帝被称为“九五至尊”的由来。
这些在今天视为常识的东西都是古人认真思考、斟酌、对比的最佳选择，有必要了解它们的来龙去脉、去芜存菁并予以推陈出新。
韩先生以现代规划大师的敏锐眼光读出中国传统“九宫格局”思想中的三个鲜明特点：一是城市规划中的轴线结构，二是它的经纬格网和道路系统，三是它模数制的规划方法。这三个特点加上象征主义，就是贯穿三千年的我国封建社会都城设计的典型结构形式和传统的设计技巧。他感慨地说：“一个泱泱大国，忘记了、失掉了自己的传统，该是多么可悲的事！”
因此，在进入新世纪之初，当西安着手进行2005-2020年城市总体规划修编时，韩骥先生提出用“九宫格局”的发展模式来规划、设计21世纪大都会西安的城市布局。他是这样描述的：
古城中央，轴向伸张；九宫格局，虚实相当；初期发展，东西南向；古城保护，控制未央；近期发展，南北延长；高新、经济，曲江、路港，功能整合，各具所长；卫星棋布，米字方向；户县、周至，蓝田、阎良，韦区、高陵，临潼、咸阳，放眼关中，集群带状；九城之都，大市泱泱。
这里不用多加解释。从正式颁布的城市规划文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九宫格局”是对半个多世纪以来西安现代化建设所形成的城市图式的高度概括，是对跨世纪城市发展方针的具体描述，是新世纪现代西安大都会发展模式的最优选择，也是对3100多年来西安古都建设文脉的合理继承和发展。
美国著名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家E·D·培根曾经用许多设计图形展示了城市外拓外展和内视介入的不同变化[11]，表达了这样一个理念：“一个好的城市格局就应该是以最简单的划分，适应最复杂的变化。”“九宫格局”的魅力就在于此。
长安龙脉——城市结构的长安传统
凯文·林奇在《城市形态》中说：“城市的形态，它们的实际功能，以及人们赋予形态的价值和思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形态的产生总是和人的企图和人的价值取向的结果。”
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西安刚刚从“十年浩劫”中缓过气来，城市建设百废待兴，首先面临的是城市基础设施欠账太多，城乡面貌陈旧难堪。更可怕的是西安社会心理也呈现一派自怨自艾、自黑自损、自暴自弃的消极态度。好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的出土开始让世人重新关注陕西和西安，也算长了点志气。
这时有领导发出“重振汉唐雄风”的号召，意在激发起沉寂多年西安人的意志和斗志，收到一定效果。
也就在此时，1994年1月，韩骥先生在《经济观察》杂志上发表了《长安龙脉》一文。这篇文章为“重振汉唐雄风”竖起了一道“脊梁”，这篇文章发表后，立即被《西安晚报》和多家报刊转载，称颂一时，影响深远。
真是一篇回肠荡气的文章！
韩先生一开篇就用生动的文学语言写道：经过苍茫的古原，跨过奔流的渭河，从国际机场沿着高速公路进入西安市区，迎面展开的是一条宽阔笔直的大道，从渭水之滨纵贯市区直指终南山麓，坦坦荡荡，山水相连，好不风光气派！它，就是号称“长安龙脉”的西安城市中心主干道。
他接着指出：这条干道“像西安城市的‘脊椎’一样，担负着繁忙的城市活动，也展现着古都宏伟的气势。沿着干道自北向南，右手是汉长安城遗址，左手是唐大明宫所在，前方是明清西安府城。严整的砖石城墙内是繁华的商贸中心和宏伟的行政大厦，城外的南郊则是文化旅游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山影衬托着挺拔秀美的电视塔，构成干道南端的对景。这条‘长安龙脉’不仅具有巨大的规模和尺度，而且贯穿着古都西安悠久的历史、奋进的现在和繁荣的未来。”
下来，韩先生用几个大段落将“长安龙脉”的历史由来和世界各大古都以及北京的中心干道一一详细介绍，通过对比，帮助我们了解和预测这条“长安龙脉”未来发展。
正如他后来在《九宫格局》一文中指出的，中国传统城市规划非常强调“城市轴线”的作用。从周、秦、汉、唐到明、清，历代王朝在西安建都设府，莫不如此。特别是纵贯南北的中轴线，被视为城市的命脉，对都城而言则被称为“龙脉”，在城市布局中起着特殊的作用。中轴线又称“子午线”，子午为天地，即乾坤，“坎离辅乾坤”，南北轴线为主，东西轴线为辅，因此“十字街”就成中国古城最基本的轴线系统。
接下来，韩先生又为我们娓娓道来西安历史上先后有“七条轴线”的来由，那就是建章宫、未央宫、桂宫、长乐宫、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以及与大明宫占据同一条轴线的明代秦王府。古风水先生认为“京都以朝殿为正穴，州郡以公厅为正穴”，历史上有如此多的宫室朝殿，西安自然就成了遍地龙脉、王气昌盛的帝王之都。
放眼世界，韩骥先生为我们介绍了法国巴黎、美国费城、日本京都与东京以及我国北京的城市中轴线，以供西安在城市规划中参考借鉴。
巴黎的主轴线是香榭丽舍大街，始建于1667年，东起卢浮宫，西至塞纳河畔，全长五公里，而后分期规划，不断延伸，最后跨过塞纳河，在轴线上兴建了巴黎的新都中心——拉德芳斯，形成一条展现巴黎不同时期建筑艺术和历史风貌的“法兰西大轴线”。主轴线上的凯旋门、方尖碑、诸多广场、古典花园、德芳斯巨门，副轴线上的埃菲尔铁塔，各种建筑无不精美，体现了巴黎独具的气质和格调。
费城是美国建国初期的首都，城市大小与西安明城内面积相当，不同的是有一条东西方向的轴线，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通过城市设计，从原先的威廉培恩市场街主轴向西带状发展，越过底拉瓦尔河径直伸展，目的是“将市中心的影响延伸到费城西郊纵深，为这一地区带来生气”。主持这个设计的，就是美国著名的E·D·培根规划、设计大师。费城对我们的启示是：他们对中轴线上的建筑性质、体量、色彩和高度都有所要求，还设立了专门的艺术委员会进行审核把关，以此加强规划管理。
京都的中轴线令西安人有几分亲切，也有几分骄傲，因为京都的城市规划是向唐长安城学来的。京都古名平安京，公元784年仿长安城建造。以朱雀大街为中轴，分九条四坊，集中大量历史文化遗产。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建筑大师丹下建先生受京都市委托，进行了新的城市规划。他重新建立了一个在视觉上非常突出的城市轴，把集中于城市北部的平安京旧城区与城市南部的新城区连接起来，有机地形成一个古今交融的系统，集中担负城市功能和日益增大的城市活动，成为现代京都的整体结构。
丹下建先生还为东京先后提出了两个“高质量的”“良好的”规划设想，以保证东京在新世纪的地位。这两个设想里面都有恢弘的“城市轴”，他认为：“运动的城市轴是开放社会——东京的象征。”
韩先生由此得出一个启示，那就是：“当城市由单一中心变为多中心时，沿着城市主轴线定向带状发展是最佳的开发形式。如果我们把城市建设理解为市场的培育，那么开发形式的选择就如同建设过河的桥梁一样重要。”
韩骥先生祖籍北京，生长于兹，就学于兹，对北京历史规划和现代规划娴熟于心。他在文章中指出：明清北京城是一座典型的封建王朝都城，是在继承历代都城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创建出来的。北京古城的中轴线充满了礼仪规范，南起永定门，正南方向穿越紫禁城及景山最高点，止于清初重建的钟鼓楼，全长八公里。这条中轴线是北京的皇家龙脉，是有计划、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规划，其总体完整性是世界都市规划的卓越成就。
北京中轴线的传统特色有四：一是鲜明的整体性和强烈的节奏感；二是沿着中轴线布置大型建筑群体；三是在中轴线的高潮部分用一连串的宫廷广场组织丰富多彩的庭院空间；四是沿着中轴线在建筑色彩和植物色彩的彩色变换交融中行进。世界上没有一个城市能像北京这样把建筑色彩运用得如此淋漓尽致！如果把中国的城市规划、城市建筑与西方做一对比，用梁思成先生的话说，“西方的建筑就好像西方的画一样，画面很完整，但是一览无遗，一看就完了，比较平淡。中国的建筑设计和中国画卷特别是很长的手卷很相像：用一步步发展的手法，把你由开头领向一个高峰，然后再慢慢地收尾，比较地有层次，而且趣味深长。”到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这条中轴线又有了新的发展，例如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和新颖宏大的奥林匹克中心。
历数完上述城市的中轴线，韩先生论述重点回到西安的“长安龙脉”上。他指出：“长安龙脉”是一条伟大的轴线，且不说它在时间和空间的涵盖上超过北京、巴黎、京都和费城，就其特色而言，它南北通畅，山水相连，文物古迹丰富，又串连多种现代功能，尤其有利的是沿途大部分属于未开发的处女地，可以画出最新最美的画图。
为此，韩骥先生建议：要十分重视对“长安龙脉”的规划设计，“既要有宏观布局的考虑，又应有局部建设的设计，还得建立相应的法规。”他提出；“长安龙脉”应该集交通轴、功能轴、历史文化轴与城市景观轴等四位一体，成为西安总体布局和城市发展的“脊柱”，全线贯串经济技术开发区、省市行政区、商业贸易区、高新技术开发区和中央商务区（CBD）等五大功能区，成为西安城市的神经中枢。它维系着汉城遗址、唐大明宫遗址、环城公园、曲江风景区四大历史文化古迹，是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纽带。它将建成立体交通干线，成为现代西安形象的集中体现。
在韩骥先生此文发表以前，久居西安的人从未用这样的眼光和视角观察过西安，经他这一点出，令大家突然觉得西安原来这么有底蕴、如此有颜值，一种热爱家乡的情感油然而生，真是有“醍醐灌顶”“茅塞顿开”之效。更要紧的是，这篇文章让大家知道：一个城市的规划原来这么重要！也正是这篇文章的发表，奠定了现代西安城市发展以南北轴向为主导的理论基础，赋予历史文化轴以新的生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成为城市的发展轴。
西安后来二十多年的发展，一一实现和验证了韩骥先生的设想：一是新落成的西安市行政中心位于“长安龙脉”的北端张家堡广场的两侧，左右相称，对景并峙；二是西安地铁二号线贯穿南北，并在这条龙脉的北大街口与地铁一号线轴线相交形成“十字支撑”；三是这条龙脉通过电视塔向长安区和终南山延伸，途经著名风景区“曲江新区”和“常宁新区”；四是新建成的“汉城遗址公园”和“唐大明宫遗址公园”开放迎客；五是经济技术开发区楼群耸立，东西守望在这条龙脉两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当然受经济基础和实际需要的推动，但当初如果没有正确的理念做先导，这一切是不可想象的。可以想象的只有杂乱无章。
古城保护——名城保护的古都情怀
世界越是进步、越是现代化，人们越是经常抚今追昔，对古代文明硕果仅存的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就越加重视。这如同我们许多人活到“知天命之年”“古稀之年”，突然发现自己年幼时用过的几件物品，看到它，抚摸它，昔日的情景会立即浮现眼前，各种情愫会立即涌上心头，令你倍加珍惜现在的一切。因此，作为这些历史名城的现代建设者和管理者，有责任为人类社会保护好这些历史遗产，把她留传给子孙后代。
在当代中国，梁思成先生力主保护北京古城的思想和行动可歌可泣。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在首都北京社会主义建设高潮中，关于北京城墙的存废问题上，领导层和建筑界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争论，时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系主任的梁思成先生独排众议，力主保存城墙，并提出了一整套保护北京古都风貌的规划思想。
他指出：“北京城是一个具有计划性的整体，”“是中国（可能是全世界）文物建筑最多的城。”北京“宏伟而庄严的布局，在处理空间和分配重点上创造出了卓越的风格，同时也安排了合理而有秩序的街道系统，而不仅在它内部许多个别建筑的丰富的历史意义与艺术的表现。所以，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北京固有骨干的卓越，北京建筑的整个体系是全世界保存得最完好，而且继续有传统有活力的、最特殊、最珍贵的艺术杰作。这是我们对北京城不可忽略的起码认识。[12]”
关于北京城墙，梁先生十分动情地说了这么一段话[13]：
这个城墙由于劳动的创造，它的工程表现出伟大的集体创造与成功的力量。这环绕北京的城墙，主要虽为防御而设，但从艺术的观点看来，它是一件气魄雄伟、精神壮丽的杰作。它的朴质无华的结构，单纯壮硕的体形，反映出为解决某种的需要，经由劳动的血汗，劳动的精神与实力，人民集体所成功的技术上的创造。它不只是一堆平凡叠积的砖堆，它是举世无匹的大胆的建筑纪念物，磊拓嵯峨，意味深厚的艺术创造。无论是它壮硕的品质，或是它轩昂的外像，或是那样年年历尽风雨甘辛、同北京人民共甘苦的象征意味，总都要引起后人复杂的情感的。
然而，北京城最后还是很遗憾地被拆除了。
另一个然而，梁先生的学生韩骥在七十年代初来到了西安。他是梁先生古城保护思想的传人，通过自己毕生的工作不懈宣传解说并努力实践梁先生这些重要思想。因为，西安就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中硕果仅存的几个城市之一，而且是代表城市之一。
在上世纪整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韩骥先生一直致力于古城保护的理论研究和保护措施的制定，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正如鲁迅说过的那样，他“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和学习上”。我们回顾他几篇旧作，会发现他作为一个态度严谨的学者进行了许多认真的思考，至今还闪烁着耀眼的理性思维光芒。
在《谈保护古城风貌》[14]中，他写道；“保护古城风貌，是当代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运动中的一种先进的学术思想，同时也是衡量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水平的检验标准，”“是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为了保持古城的历史价值，在实践中找到的一条道路，是经历许多成功和失败而取得的宝贵经验。七十年代以来，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历史古城采纳了这一学术思想并用于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果。”
有幸的是，1983年国务院在对北京和西安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终于明确要求“在保护古城风貌的基础上进行城市现代化建设”。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对于我国学术界和市政管理部门也是一个新的课题。
韩先生继续为我们讲述：“自从城市由马车时代进入汽车时代之后，历史古城的保护就成为市政建设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国外学术界对于是否应该保护争论了大约三十年，怎样进行保护又争论了大约三十年，经历了一个从局部到整体、从物质到精神的漫长的发展过程。”
显然，探讨这些争论的过程、了解辩论双方的观点和分歧点是有益的，有助于我们厘清思想和认识，从而做出正确选择。
韩先生指出：日本是最早提出古城保护主张而且卓有成效的国家。他们在1897年就颁布了“古代神社及佛寺保护法”，1929年到1966年又颁布了“国宝保护法”“风致地区保护法”“建筑古迹保护法”和“古都保护法”。欧洲也行动较早。从1913年英国制定“古建筑法”到1933年国际现代建筑协会通过的“雅典宪章”（即“三十年代城市规划大纲” [15]）提出在城市发展中应保留名胜古迹和古建筑。1977年“玛丘比丘宪章”（即“七十年代城市规划大纲”[16]）指出：“城市的个性和特性取决于城市的体型结构和社会特征，因此不仅要保存和维护好城市的历史遗迹和古迹，而且还要继承一般的文化传统。一切有价值的说明社会和民族特性的文物必须保护起来。”1977年巴黎通过法令，对十八、十九世纪形成的旧城范围的建筑作了具体规定，还做了细致的保护与开发规划。1978年全美洲“保护艺术遗产讨论会”决定，要保存民间建筑和半农村的村镇。
等等，等等。韩先生不厌其烦列举各国的保护条例和规定，就是以谆谆之言向市领导和有关部门“谏言”，要关注世界潮流，尽快改变对保护城市历史风貌认识模糊、行动迟缓的现状。他在文章中指出：保护城市历史风貌是为了保存文化遗产、发扬爱国精神、提升民族文化，同时，历史古城已成为不可多得的旅游资源。他提醒大家：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各国有不少古城经营得当，城市在保护的基础上获得了发展，提高了城市的政治地位，增强了城市的经济活力，扩大了在世界的影响。反之，如果不能妥善处理保护和开发的关系，会导致“建设性的破坏”，使古城面目全非、毁于一旦而遗恨千古。
他像一个耐心而又严肃的老师，为我们讲解了何谓“古城风貌”。古城风貌就是历史古城的风采、容貌或面貌、格调，是在特定的自然地理条件影响下和人文历史发展的孕育下逐渐形成的，凝聚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总和，体现了历史古城的城市文明。由于各个城市的自然条件和历史发展过程各异，从而形成了城市之间不同的风貌特色和个性与格调。他指出；具有视觉形象特征的建筑文化直接反映古城的风貌，并对城市面貌带来深刻而悠久的影响；城市的民俗乡风、文学艺术、音乐戏剧、传统工艺、风味特产、名人轶事乃至待人接物、文明礼貌等等也是古城风貌的体现。这些特色越突出，城市的个性就越突出，引人入胜的魅力就越突出。
经过认真思考和研究，韩骥先生提出保持历史风貌要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一是要有一个明确而一贯的指导思想；二是要选好典型的层次和侧面；三是要坚持保护与利用并重的方针；四是要制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五是要有严格的立法管理；六是要作为地方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
正是由于韩骥先生和其他有识之士的不断宣传和呼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安历届政府开始高度重视城市规划，同时加强了古城风貌的保护工作。
特别要指出的是，经过历届政府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西安古城墙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并得到不断修缮和美化。韩骥先生说：在保护规划的编制和决策实施过程中，梁思成先生的精辟论述被不断引述和采纳，这也是用行动告诫世人：“在城墙废存的选择上，有着遗恨千古和万世流芳两种结局。”
几十年来，西安成功地抵御了盲目发展重化工和其他高污染项目的诱惑和冲动，而是致力于发展高新技术、现代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旅游和文化产业等五大主导产业，坚定地实施“新旧分治”的方略，在城市新区建立“四区一港二基地”的新兴产业集群，形成了“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旧城区和新城区各展风采，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相互依托”的西安城市特色。
五都考察——五大古都之东方典范
西安是中国和世界历史文化名城，但同时又是中国六大古都之首和世界四大文明古都，代表着人类一个古老的文明，因此又不同于一般的历史文化名城。韩骥先生认为：“古都为历史文化名城之首，是该国家、民族、历史文化名城之代表作。古都与一般历史古城相比较，或高于古城，或优于古城，或大于古城，或先于古城。”因此，我们在保护西安古城风貌这个历史性的任务面前，应该有更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进入新世纪以来，从世界历史文化古都的角度来看西安，用国际标准审视西安的古都保护与发展，已经成为西安新的重大课题。韩骥先生为此又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尽管这时他已年过古稀，仍然老骥伏枥，殚精竭虑地为西安长远谋划者。
2002年，他通过自己多年的出国考察经历和学习研究，写出了《从世界五大都看西安古都保护与发展》的长文，后来在《城·墙》杂志2015年第四期上发表。
在文章中，韩骥先生首先详细介绍了雅典、罗马、开罗、伊斯坦布尔和耶路撒冷这五大古都保护与发展的概况，然后总结出他们五大共同特点。他指出：这五个方面的基础是“古都”的规划、建设、管理的指导思想。
一是五大古都拥有规模宏大、水平最高、风采诱人的世界文化遗产。雄据在阿克罗波里斯山上的雅典卫城，始建于公元前480年，是希腊鼎盛时期的杰作，现在仍然是雅典市的标志，其主殿帕特农神庙，从19世纪中叶开始，就被认为是世界建筑史中最完美的典范。在台伯河西岸的梵蒂冈，有世界最大的天主教堂——圣彼得大教堂。耶路撒冷保存完好的三圣之地，伊斯坦布尔宏伟壮丽的两教神庙，不但建筑、环境保存完美，而且古都历史风貌浓郁宜人。位于“千塔之城”开罗西南郊区的吉萨金字塔，始建于公元前2100年，高146．5米，边长 230米，用230万块巨石砌成，是世界七大奇迹仅存的一处，它象征着人类古老文化。正是通过它们，展现了古都历史文化风采，令人信服地产生对古都传统文化的景仰与爱戴。
二是五大古都拥有内涵丰富、特色浓郁、成街成片的历史街区。历史街区展现了多姿多彩的传统文化和地方特色，使古都亲切宜人。伊斯坦布尔旧城区的“大巴札”是世上少有的室内巨型市场，创建于1461年，占地达3万平方米，8面开门，内有4000家店铺，20家客栈和65条街巷，每天车水马龙、人如涌潮。“普拉卡”是位于雅典附近阿克罗波里斯山北麓的一条著名的历史街区，临近卫城，以其迷宫般的街道和新古典主义建筑而闻名，有“上帝的邻居”之称。这里长期控制新建，一色红瓦粉墙小街小巷，文物古迹随处可见，古色古香情趣盎然，已成为著名的无导游旅游娱乐区和购物区。在现代开罗和穆卡塔姆山之间，是11～16世纪建造的古城，这里集中了大量古阿拉伯建筑艺术财富，仅古遗址就约有400处，以爱资哈尔清真寺为起点的爱资哈尔大街的北面，是独具特色的东方广场。
三是五大古都具有传统文脉和现代功能相结合的城市规划布局。五大古都规划布局均为新旧分治：雅典、罗马是新城环绕老城发展；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开罗是新城在老城一侧发展。他们对老城都采取“严格保护、控制规模、慎重改善、保持风貌”的方针。而新区的规划建设在格局上，手法上、风格上又十分注重传统文脉的继承与发扬，虽然新旧分治，却也一脉相承。这里，值得我们研究借鉴的是罗马后来在规划理念上的变化：一开始罗马城市新区采取围绕老城发展的模式，但当大体量的现代建筑尤其是高层建筑出现之后，人们认识到，城市新区发展必须避开古城，随后他们就按照新区在老城一侧发展的模式进行了新的规划布局。
四是五大古都拥有一批不同历史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在五大古都，除世界文化遗产这种最高级别的标志外，每座城市还都拥有相当数量的“三优”即具有优良布点、优秀设计、优美环境的标志性建筑。值得注意的是自18世纪以来，五大古都的标志性建筑无不强调文化传统和民族风格，追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开现代建筑地区化、传统建筑现代化之先河；五大古都当代建筑创作追求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走的是多元途径，从建筑理念、造型风格、材料选择、色彩运用和小品装饰诸多因素之中，或综合体现，或突出某个因素加以发扬。
五是五大古都认真保护环境，保持历史环境风貌，强化城市环境特色。对历史环境保护的国际准则是上世纪70年代中期才得到普遍共识，在此后的30多年中，五大古都普遍加大了历史环境整治的力度。如开罗曾在吉萨金字塔附近建设了一大批游乐设施，严重破坏了环境风貌，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之下进行了大面积拆除，恢复到上世纪初古陵墓开阔肃穆的旷野形象。雅典保持了位于阿提卡半岛最南端的舒尼翁海神庙的历史风貌，视线所及，左面的马克罗尼索斯岛和更远处的凯奥斯岛，都呈现出浑然天成的自然景致，这就保护了“舒尼翁落日”动人的传统景观。伊斯坦布尔成立海峡规划局，对南北岸线10数公里、东西纵深1～2公里的海峡风光带，严格进行管理，建筑丰富而不杂乱，多样又显得有序，山水建筑溶为一体。五大古都中，保持历史环境特色最为突出的当属耶路撒冷老城。它的种种遗址、古迹和圣迹，都保持原貌，朴实无华，突显了宗教的神圣感。在罗马，许多宗教题材经由一代艺术大师的创造，变成了全人类共享的艺术经典。
韩先生外出考察的笔记做得很详细，含有许多手绘的国外建筑图、规划小样图，他的摄影技术很高，每次都用相机拍下不少珍贵资料。我还保存了一本他考察罗马的笔记本，他记录的那些考察资料之丰富、观感之深刻，令人感叹。
他在《五都考察》一文详细介绍了这五个国家的古都保护经验和各自特色，大量的篇幅还是回到思考西安在古都保护上存在的差距和努力方向。
韩先生冷静客观分析了西安在世界古都中的地位，他指出：作为东方古都的西安，与雅典、罗马、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开罗这五大古都相比较，虽说是各有千秋，但在历史名城保护与发展方面，在现今的国际国内地位方面，在国际活动和旅游事业方而，西安的发展水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首先，西安现在已不是首都，只是内陆省会，而开罗、雅典、罗马、耶路撒冷都是现今的国家首都，伊斯坦布尔近代曾是首都，迁都之后，仍是该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最大最富的都市。另外，耶路撒冷作为宗教圣地，千年来一直受到世界关注，雅典、罗马作为欧洲文化的发祥地，文艺复兴后几百年长盛不衰，开罗和伊斯坦布尔在19世纪中叶借考古高潮亦名声大振。而古都西安，虽在历史文化界素为人知，而走向世界、被国际所认可，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与发展的水平来看，罗马当居首位，依次的排列是雅典、伊斯坦布尔，耶路撒冷、开罗，而后才是西安。这样的次序并不是说东方的古都不如西方的古都，事实是在东方，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也居于西安之前。
韩先生认为：西安要达到国际水平，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还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对照前述的儿项特点，西安的差距和努力方面是：
——争取使更多的文物古迹项目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渭河北岸的帝王陵墓遗址，渭河南岸的汉长安城遗址、唐火明宫址、明西安府城城廓和城内若干主要古建筑，曾于90年代初期申报“世界遗产名录”，但由于周边环境差，尚未通过国内的审察，还需作大量的工作，以期达到申报条件。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历史文化名城的“金字招牌”，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古城的水平和地位，这也是为什么那么多古城为此不惜付出代价，长期奋斗力争的原因。西安的文物古迹地下多地上少，现存古建筑尤其少；但周丰镐、秦阿房宫、汉长安以及唐大明宫四大遗址和历代帝王陵墓的确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其差距则是在考古发掘和环境保护上还需做大量工作。
——下大功夫保护西安的旧城区和若干历史街区。在旧城中已经有书院门、北院门两条传统历史街区，如果，10年内以此在骨干，以钟鼓楼为中心，将东到柏树林，西至竹笆市，南到南门顺城路，北到西华门，3个平方公里作为古都文化中心加以保护利用，再用10年，以西大街为骨干，向城西延伸2个平方公里，使古都文化中心扩大为5个平方公里，这样就控制了西安旧城的半壁江山。从长远看，21世纪上半叶，应将西安旧城整体保护，恢复古城风貌。除此而外，曲江风景区、环城风光带、南山若干古寺庙区都有必要从历史街区、历史风景区的角度，按国际法规的标准再行研究。
——态度坚定地在总体规划格局上确立“新旧分治”模式。由于50年代第一个城市规划的良好基础，西安的城市规划不亚于五大古都中的任何一座城市。从已经建成的效果观察，城市格局、道路系统具有良好的东方古都的气质，城市建筑风格也有初步的体现。当前主要任务是确立“新旧分治”的规划模式，在21世纪上半叶，保护和控制旧城，在南郊和北郊建设新城，这个部署，在国务院批准的西安跨世纪规划中已经体现，还有必要通过地方法规以保证其实施。从城市形象上宏观比较，在这方面西安大有可为，前景广阔。我们的差距是在建筑的总体控制上，主观随意性大，在建筑的高度、风格、色彩上急需制定纲领，不要轻易变动，假以时日，自然会形成古都西安的特色风貌。从五大古都的经验看，“新旧分治”模式，有利于古城保护，有利于新城开发，“新的新到位，旧的旧到家”。
——在标志性建筑和城市雕塑上要舍得下大功夫。古都西安的标志性建筑首先是古西安城楼、大、小雁塔，钟楼、鼓楼碑林、城隍庙以及著名的古寺庙。由于历史战乱和木结构的弱点，在古都之中，西安存在的古建筑少得可怜，因而古建筑的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按照文物法的规定，既要保护古建筑，同时要保护其周边环境。近期应该落实的项目有：南门箭楼和北门城楼的复原工程，城隍庙修复清理工程，大小雁塔清理环境工程等。标志性建筑的另一部分是现代建筑，以西安的文化历史地位而论，要进一步倡导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创作道路，按照“风格分区”的原则，走多元化、地区化、现代化之路。特别强调的是行政、文化和旅游建筑，要具有民族传统和地方特色。城市雕塑是历史文化名城“点睛之笔”，需要制定长远规划，修建一系列反映历史事件、历史名人的城市雕塑，以此揭示古都西安的文化底蕴。古城雕塑的风格，材料亦应走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路子。
——高度重视山水环境的保护。与五大古都相比，西安的自然环境是相当严峻的。罗马的台伯河，开罗的尼罗河，雅典的爱琴海，伊斯坦布尔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都带给古都秀丽的风光，只有耶路撒冷在一片沙漠包围的高地之上。历史上八水环绕的长安，恢复大地的水环境还有待时日，这就是西安在今后几十年中改善古城环境，恢复古都风貌的首要任务。山岭的保护主要是终南山和北坡山麓，重点是各文物点周边和各峪口附近。与山水密切相关的是绿化植被，唐槐、隋柳，应广为种植，交通枢纽、旅游路线、古建遗址更应突出传统树种，继承历史文脉。
上述建议都是韩骥先生在临近退休前后的思考，表明了他对西安的深厚情感。
读完韩先生的关于五都的文章，令我想起了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的一段话，也是关于这几个都城的：
如今的雅典，除了奥运会和旅游业还能带给它些许生气外，在其他方面都死气沉沉，而耶路撒冷则由于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显得过于喧嚣。哀哉！它们昔日的辉煌早已不再。连罗马也未能幸免，维吉尔乃至佛罗伦萨的但丁也被冷落多年，但少有人浏览问津。虽然巴黎和伦敦可能也在日渐式微，但仍然是数得着的心灵之城。当今的国际通用语是美国英语，纽约也因此成为文学名城中的名城。
布鲁姆主要是从文学角度看这些城市，他提出一个“心灵之城”的说法。韩骥先生是从古都保护、城市发展角度看这些城市。从韩骥先生的文章中，我们能看到他五条建议的一个核心，就是“新旧分治”。这是梁思成先生当年的建议，也是韩骥先生数十年的秉持。与梁先生不同之处在于，韩骥先生经历了五十年中国的社会变迁和近年来西安的快速发展，他看到了现代化进程中的迫切需要。
2002年，西安市政府依据《城市规划法》[17]的有关规定设立了西安市规划委员会，这在全国是首创。市政府决定：凡属重大建设项目、重要地段规划乃至重要建筑，规划局在上报市政府审批前，必须经过规划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论证审查。从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休的韩骥先生担任总规划师，十多年来，他主持的规划委员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韩先生当面对我讲过：“我们经历了从工业化到城镇化的历史过程。美国城镇化进程突破的第一个临界点30%（中国1998年为30%），突出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破坏严重，文化创新严重滞后。这具有普遍意义。又有一说，当城镇化到达70%时，对城市形象塑造是决定性阶段。因此，从30%到70%这个时间段，中国规划师的任务是继承与创新。”
2008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西安的第四轮城市总体规划，其中关于西安的城市特色明确表述为：“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旧城区与新城区各展风采，人文资源与自然资源相互依托。”
2009年，国务院批准的《关中—天水经济发展规划》颁布实施，其中明确要求西安要建设“国际化大都市”。这是国家对西安最高的城市定位，必须充分理解其重大意义。在国务院批复的全国城市总体规划中，只有北京、上海和西安被明确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很显然，北京市中国当然的政治中心，上海是经济中心，作为中国文化中心，国家赋予西安的任务是在国际上彰显中国文化的巨大魅力。这是至高无上的光荣与重任。为此西安经过充分研讨，提出建设“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个提法在2018年2月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关中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中得到确认。这个提法对西安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九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中国需要对外展示中国文化的影响力，需要对内发挥中国优秀文化的凝聚力。西安作为周秦汉隋唐等十三朝的国都，集中体现了中国历史上鼎盛时期文化的开创性、先进性、完整性、兼容性和连续性，理所当然要成为继往开来、弘扬和发展新时代文化精神的代表；西安又是开拓、沟通、扩展东西方文化、经济交流的古“丝绸之路”的起点，理所当然要在借用古“丝绸之路”历史符号，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一带一路”伟大倡议和国家战略中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为此，西安必须加快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保护好古城风貌，统筹老城、新区发展，加快大西安都市圈立体交通体系建设，形成多轴线、多组团、多中心格局，建成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化大都市。
直到今天，他已进入耄耋之年，身体需要静养了。但在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他还是应邀出席一些省市重要项目的规划研讨、论证会，积极为西安和陕西的发展献计献策。
2017年7月，在市委市政府举办的“大西安空间发展规划研讨会”上，韩骥先生做了一个热情洋溢又语重心长的发言。他说：“我对大西安规划抱有很大信心，规划指导思想很明确，有许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同时，规划是大关中的西安，是大西北的西安，具有前所未有的开放视野。”在韩骥先生看来，城市格局是顶层设计，“多轴线、多组团、多中心的城市格局”特别符合西安实际。韩先生提议：研究大西安，也可以朝着“九宫格局”的基本思路走。他认为，西安是“九宫格局”的发源地，“九宫格局”是西安的特色，也是代表作。这是符合西安作为中国历史古都身份的选择，是发扬我国城市规划传统的光复旧物，是民族文化的回归，当这一规划实现时，古都西安将以自己具有中国气派的宏伟格局自立于世界大都市之林，华夏幸甚！西安幸甚！与会同志听了韩骥先生的发言，都能感受到他“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拳拳报国之情。
具有“华夏智慧、古都情怀”的韩骥先生为西安的规划建设操心、劳顿了五十多年，可以称得上是西安城市规划的“压舱石”，赢得了省市各级领导和西安人民的厚爱和敬重。他为能够在耄耋之年看到西安如此美好的发展前景，感到无比兴奋和激动。这完全是基于对古都西安的热爱。
建筑与规划，是一个城市的骨骼和灵魂。西安的古城风貌（包括规划理念）能够比较完好地保存到现在，得力于前人的秉持和当代的努力。我们由衷希望西安的现今和今后的领导们能够尊重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积极借鉴、合理吸取世界先进的规划理念，牢牢把握规划的科学性、规划的艺术性和规划的政策性，把西安的古都风貌世世代代保持下去并不断焕发青春的活力。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为什么天水被称为“易学之都”？
这个称号是近几年喊起来的，之所以这样说，和两个人有关系，一是人文始祖伏羲，二是宗教人物道长任法融。
首先说伏羲，天水有国内唯一的夫子庙，伏羲手里就拿着个代表易学的八卦。天水被誉为“易学之都”，历史悠久，最有名的莫过于伏羲化卦的传说，相传伏羲女娲在洪水中逃生后，结为夫妻，繁衍生息，成为人类始祖。同时，伏羲在生活生产实践中有许多发明创造，教人结网捕鱼，延续火种等，对中国文化最大的贡献在于认识自然规律，始画八卦，用八种符号分别代表自然界的八种事物：天、地、水、火、山、雷、风、泽，用八卦推演出许多事物的变化，预卜事物的发展。
天水的卦台山又名画卦台，位于北道区渭南乡，距天水市北约15公里，登临卦台山顶，俯瞰三阳川，渭河从东向西弯曲成一个“S”形，把椭圆形的三阳川盆地一分为二，形成天然的太极图。卦台山东麓渭河中心，有滩地数处，形似太极图样，各种滩石与河水冲击，好似传说中龙马从河中负书显灵，形成八卦源头。明正德12年（公元1517年），从巡按冯时雍奏立庙于州北三阳川卦台山上，建立庙宇，纪念伏羲。现存山门、戏楼、午门、钟楼、西殿和伏羲大殿三间。大殿正中塑有全身贴金、身着树叶的伏羲大像一尊，右塑振翼龙马，左作八卦图，成为风水文化探寻的重要源头。
再说说任法融，他是天水人，经常关心参与家乡的发展，由于他的巨大影响力，近年来天水的易学发展迅猛。
任法融 俗名任志刚，汉族，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新阳镇席寨村人， 生于1936年6月23日。1950年3月出家入道于陇县药王洞，拜王嗣琳道长为师，宗奉全真龙门派，后到龙门洞修道。1955年到我国道教发祥地之一陕西省周至县楼观台道观挂单，后任监院;1986年担任陕西省道教协会会长;1989年受聘担任中国道教学院副院长;1999年8月在中国道教协会第六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副会长。2005年六月二十四日, 在中国道教协会第七届全国代表会议上,任法融道长被选举为新一届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为中国第八届、九届、十届政协委员。一生精修深悟，著述颇丰，在日、韩、新、马等国有多种译本出版。2000年7月1日，由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任法融道长担任团长的大陆中国道教协会道教参访交流团莅临台湾进行了参观访问。为增进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作出贡献。 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还应邀参加了天水市隆重举行的公祭伏羲大典。
天水为什么被称为龙城？
相传在七千年左右，帝太昊伏羲氏生于成纪（甘肃天水）常年活动在中原地区，以木德王建都于宛丘（河南淮阳）。 伏羲智勇双全、力大无比在中原地区征服了许多部落，他集中了当时人们喜爱的几种动物特征创造了马的头、蛇的身、鸡的爪待许多动物的综合体，自称“龙师”并将龙作为华夏族的族徽——图腾，为此中华民族始称龙的传人。 伏羲的另一功绩在于，他正姓氏，自姓为风，；制嫁娶，男婚女嫁；做网罟，教民渔猎；画八卦，代替结绳；造琴瑟，功成作乐；定官职，分理海内……从此，我们的先人从荒蛮转入了早期文明。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是“龙的传人”，龙成为了一种文化。在中华儿女的心中，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龙这一虚幻的神物，盘旋人们心中已有几千年之久。 中国龙起源于距今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出于对大自然的崇拜与五谷丰登的美好愿望，在心中构造了一种拥有马头、鹿角、蛇身、鱼鳞、鹰爪、鱼尾等特征的神兽，并赋予它翻云赋雨，兴风作浪的神力，这就是龙。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龙频繁出现，它成为了开天辟地的神，帮助黄帝统一了中国，又力保大禹治水，为千千万万人民造福。 在封建时代，龙象征着皇权、神权，是不可侵犯的威严，而在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龙更成为一种吉祥物，飞入寻常百姓的生活。人们舞龙、赛龙舟，在灯谜、对联、图画中，龙成为了不朽的主题。 作为龙的传人，我们应该将流传千年的龙文化发扬光大，弘扬一种浩穷天宇的民族之气。 龙，集日月之精华，汇天地之灵气，具百兽之形，兼包容四海、吐纳百川之胸襟。在这新的时代，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将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它还将代表中华民族的精神，成为新世纪的中华魂。为什么说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 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人类是由女娲捏黄土造出来的。女娲创造了人类，那么女娲她自己又是谁创造的呢？按普遍的说法，女娲最早应是奉蛇为图腾的民族创造出来的。 什么是图腾呢？图腾（totem）是原始社会氏族的一种标志。图腾信仰是一种非常原始的信仰。而蛇图腾的色彩在女娲、伏羲等的形象上能明显地看出。蛇图腾分布很广，现主要集中在我国的东南部和西南部。在几千年的不断迁徙中，各民族的文化互相交融，蛇图腾传遍了长江南北，在台湾的高山族、海南的黎族中都有蛇图腾的遗迹或习俗。在奉蛇为图腾的地区，人们一般认为蛇是龙的原形，龙是蛇的神性显示。所以在江苏、浙江、安徽一带称家蛇为苍龙、天龙、家龙等等，在广东、广西、福建等地有些民族自称龙种、龙人、龙户；并建蛇庙，祭祀蛇神。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而且有深厚的历史渊源。龙是中国人的象征,中华民族骄傲地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 天水早期名称叫上圭，上圭是由春秋时圭县演变而来的。“天水”是当地历史使用时间最长的地名。最早始于汉武帝三年。天水得名于“天河注水”的美丽传说。3000年前，天水“山水秀丽，林木密茂”。秦末汉初这里，连年干旱，繁华，富饶的上圭县城变得残垣断壁，民不聊生。传说，一夜红光闪耀，大地震动，天上河水倾泻而下，形成一湖“天水湖”。“春不涸，夏不溢，四季滢然”。人说湖与天河相通，又叫“天水井”。汉武帝得知后设郡“天水郡”。天水别称秦州。秦的来源，是由种植禾（即毛谷）而来的。西周时，孝王“封其地为附庸，邑之秦”给伯益之子非子，始叫“秦地”。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秦国的开端。天水是“秦”的发祥地。唐盛世时，秦州是我国西去长安的一大重镇，被称为“千秋聚散地”。唐玄奘西去取经，曾“过秦州，停一宿”。安史之乱后，杜甫曾弃官，挟家带小，赴秦州避乱。天水另一古称“成纪”。成纪得名与传说中伏羲氏有关。称天水为“龙城”是自它是“人首龙身”的人类始祖伏羲出世之地。《汉书.地理志》也载，天水郡有成纪县，故天水素有“羲皇故里”。
天水麦积山石窟为什么被称为“东方雕塑馆”？
洛阳龙门石窟，大同云冈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敦煌莫高窟被称为中国四大石窟。龙门、云冈以石刻闻名于世，莫高窟以壁画独绝，麦积山因泥塑石雕众多，有被称作“东方雕塑馆”。
麦积山石窟始建于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后秦，曾吸引到许多高僧大德都来到这里修行。当时北方形成多个少数民族政权，战乱频繁，民不聊生。建造如此规模的石窟，一方面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底层百姓在绝望中寄希望于神佛保佑的见证。所谓麦积，大概只有北方小麦区的人才知道。 以前割下来的麦子，因为不能及时处理，便先放在场里，堆积成小山一样的形状，麦积山因酷似积麦而得名。参观麦积山，要走在半山腰凌云架空的栈道上，看起来陡峻异常，有恐高症的人不宜上去。
据说当年开凿石窟，先将木材堆积至高处，然后施工，建造一层，拆除一层，一层一层递进增高。北周大都督李允信为他爸造散花楼，征用40来万工人工匠，建成麦积山最为壮丽的殿堂式洞窟。到隋唐时期，洞窟形式和规制完成，之后的宋、元、明、清持续开凿建造，才造成现在的麦积山石窟。现存洞窟共计221座、泥塑和石雕10632尊、壁画1300多平方米，是名副其实的“东方雕塑艺术陈列馆”。有个俄罗斯雕塑专家参观完麦积山石窟后说：“北魏和宋朝的雕塑在我看来最引人入胜。”
实际上，四大石窟，如果要论自然风光，以麦积山为最。爬到麦积山最高处，顺着三尊巨佛的目光，可以欣赏远山雾岚、天光云影。当地说雨后的麦积山最为壮美，是谓“麦积烟雨”，为古秦州八景之一。
什么人可以被称为书法大师？
什么书法大师！俗称，而不是尊称！
近年来，互联网上出现了一些时髦的称谓，如：书法泰斗；书法大师；书法家；书法界顶尖人物；书法院院士；书法院研究员，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道内对会写几个字的人的俗称，他们都没有官方的任命文件和认定证书。
那么，书法大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这里面有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对德高望重的实力派书法人的尊称；第二层是对一些善于“胡闹”的、一瓶子不满半瓶子咣当、喜哗众取宠的写字人的贬义的称谓。在这类人中，有写丑书的，有用注射器射墨的，有盲写的，有用掃把疙瘩写的。所谓的、真正的“书法大师”，大多是指本段第二层所指的人。
说起来也怪了，不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别人叫他“书法家”，反而喜欢别人叫他“书法大师”。是啊，还是书法大师影响力大，“书法家”算什么呢！
最近，互联网上还有称某某人为“书法泰斗”的，厉害啊！不称之为书法家而称之为“书法泰斗”啦！
这到底是谁给他封的啊？恐怕没人封吧？
说白了，就是他的弟子们和一些崇拜他的人封的。这些人为什么称他为“书法泰斗”呢？很简单，就是把他推上“书法泰斗”后，自己就成“小书法泰斗”啦！自己的名气也就慢慢变大了，也可以大把大把捞银子了。
这就叫“小书法泰斗”沾“书法泰斗”的光，“书法泰斗”被“小书法泰斗”们捧。
哈哈！有意思！
我们认真分析一下，书法大师和书法泰斗到底哪个影响力大呢？是等同？还是相差一个级别？那么，书法家与书法大师和书法泰斗相比，又是哪个大，哪个小呢？
登高必跌重！要当心哟。
以上为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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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有人把崔永元的粉丝被称为当代义和团？
义和团的特征是什么？他们大部分人有爱国情怀，追求公平正义，但他们又认知水平低下，没有文化，没有独立思考能力，所以容易被蛊惑，煽动，同时又崇尚暴力，缺乏纪律性，爱占便宜。
真实历史中，义和团的起因是贫苦农民报团取暖，对抗帝国主义封建官僚，可由于其暴力特性，很快就被地痞流氓控制，以正义的名义烧杀抢掠，给无辜百姓安上各种毛子的帽子，欺压乡里，无恶不作，庚子国变罪魁祸首之一就是义和团，八国联军的赔款数量的内涵就是每个清国人赔偿一两白银，义和团就是清人的代表。
而崔粉的所有特性完全符合义和团。他们有好的愿景爱国，追求公平正义。可他们却不关心法治的公平正义，也理解不了，他们跟随在教主身后吆喝，却不去管教主的指责从来没有证据，对所有不同意见者从来不用理性的讨论去驳倒对方，而只有谩骂。
当代义和团名至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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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粉想证明自己不是暴民，就放下崔教主扣帽子，泼脏水，骂人那套，也别没理就举报。咱们摆事实讲道理，好好辩论一下，用理性思维辩赢我，我删帖道歉，有没有一个能打的崔粉？
怎样才能被称为孝子？
首先，父母养你小，你就有责任和义务养她老，这是传承！百善孝为先，在有生之年，在经济条件可以的情况下，多些陪伴，多些包容和理解，少点抱怨，愿天下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平安度春秋！
宋朝为什么被称为“天水一朝”？
宋朝为何被称为“天水一朝”？
为何把宋朝称为“天水一朝”，因为赵姓的郡望是天水郡，赵家自称祖上出自天水赵氏，同时史学大师一直倚重“天水一朝”，因为民国著名学者史学家陈寅恪在《赠蒋炳楠序》中就写到：“尚气节而羞势利,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永远之瑰宝。”《宋史》卷六十五:“天水,国之姓望也。”所谓“天水一朝”,其实也就是“赵宋一朝”的另一种说法。“天水,赵之望也。”还有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也称宋代是中国“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所以，天水一朝的由来估计跟这些大家有关，毕竟，这些人物，在当时都是拥有一定话语权的人。
北宋著名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更是将当时汴京的繁荣昌盛、水陆商业的繁忙、虹形大桥和街市的热闹非凡，表达的淋漓尽致，且在宋代，不仅经济发达、文学、画家史学家众多，连天文、数学、医药、指南针、火药等都高度发达，而且《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宋四大书，更是把宋代推向了一个巅峰。而且在宋代生活特别的富有情调，喝茶、逗曲、填词吟诗、夜市喝酒，宴饮听琴，无不让人羡慕那时的美好时光。
或许真的是被史学家们讲述的太多了吧，天水一朝就这么成为宋超的代言流传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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