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时期，武当道教以民族大义为重，积极投身到救亡图存的伟大行列中来。他们对国家竞行忠孝，倾其所有，支持抗战。一些道士和信徒挺身而出，一手拿香，一手拿枪，毅然战斗在抗日的最前线，实践着上马杀贼、下马学道的道教理念。1945年春天，侵占湖北老河口的日寇组织特别挺进入斩队，偷袭设在武当山周府庵的国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武当道教信徒和群众奋起抗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图谋。
道教在产生之初，就提出了“助国”、“保国”主张。《太平经》谓修道者当“助国得天心”；该书还说“天乃与德君独厚，故为其制作，可以自安而保国者也。”这里的“助国”、“保国”表示以某种方式来帮助国家治理，或者保护国家安全。其前提就是爱国，因为只有具备爱国主义思想情感才能产生爱国行动。《老君音诵诫经》说：“老君曰：吾汉安元年，以道授陵，立为系天师之位，佐国扶命。”这里所说的“佐”即辅佐，就是辅佐国家治理。“扶命”即扶持国家命脉的延续。既然要辅佐国家治理与扶持国家命脉延续，其行为也就蕴含着爱国情感，没有爱国情感，不可能有“佐国扶命”的实际行动。此后，道教中类似于“助国”、“保国”、“佐国”的言辞还有很多，《太上洞玄灵宝真文要解上经》中讲“兴国爱民，普济群生”；《灵宝无量度人上品妙经》中讲“齐同慈爱，异骨成亲，国安民丰，欣乐太平”；《高上玉皇本行经髓》所讲的“精心恭奉，家国安宁”等，都以特有的方式表达道教对赖以生存的国土的热爱。《老子想尔注》里有个说法，叫做道用之时，天下“竞行忠孝”。意思是讲，大道流行的时候，普天之下的人们都能够奉行孝心、尽忠报国。从这个说法中，可以看出道教对祖国倾注的热爱，体现了以道用世的理念，字里行间放射出强烈地爱国主义精神。
节衣缩食 毁家纾难
武当道教节衣缩食，毁家纾难，支援抗战的事例有很多。这里有两份关于武当山重要道观周府庵的历史资料，从两份资料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实情。
资料一是《续修大岳太和山志》，其中记载：民国十一年（1922），武当山紫霄宫各山代表总道总徐本善组织统计的《太和山全山道士数目及现领田产一览表》。表中显示，周府庵有道纳郑信学等31名，道徒19名，共计50名。田产原有三千零二十亩，新添马家嘴岗子、小河口西沟四处二百二十亩，共计三千二百四十亩。
资料二是民国三十二年（1943）十二月二十日，均县草店镇公所镇粮字第三一八号公文。文中称“事由：玆据转周府庵道衲程法银生活无着，恳祈转饬税务局拨给食粮以维生活由。一、据本镇周府庵道衲程法银十二月十八日呈称：窃衲等今春蒙准拨给察院口田地一份，将就耕种度日。后经委员袁锡民、李华亭将秋课提归税务局，所拨之课须待来年方能收益。目下衲等生活殊成问题，查于本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报请转报县府准酌拨口粮，以济老弱，迄今未蒙批示。衲等二十七名行将饿毙，情近无奈，只得具文再请鉴核，恩准转报速拨口粮，以资救济等情。二、据此，查该衲所称确系实情，前以镇粮字第九三号呈文转报钧府在案，玆据前情，理合具文再请。三、口口县府转饬税务局拨给口粮，以维该衲等二十七人之生活，实为德口。谨呈县长：戴。草店镇镇长：张博斋（印）”均县县长戴肇琼等人批示：“拟准照原案九名拨给。（印）”
周府庵是武当山下的一处较大的道观，1922年还有3240亩土地，50名道士。抗日战争时期，随着第五战区干训团和中央军校第八分校等单位的进入，周府庵的道士流亡了百分之四十六，土地、房产等被占用殆尽。到1943年秋天，程法银等27名道士已经到了生活无着，“行将饿毙，情近无奈”的地步。就连草店镇镇长张博斋也请求县政府“速拨口粮，以资救济”。均县县长戴肇琼等人可能手中的粮食也不多，他们没有向全部27名道士拨付，只是按照惯例，批准给九名老弱道士发放口粮。27名道士只有9人获得了政府救济性粮食拨付，不及正常需求的三分之一，道士的生活连半饱都谈不上。
县政府和镇公所统计的缺粮道士人数未必准确。1947年9月17日均县道教会会长冯教信，在书面回复均县县政府关于“关帝庙道姑李云卿请发口粮”一事时说：该衲所称三十二年（1943）已至武当山七真洞修道是实。当时该衲只顾入山修道，不知有道教会报名登记手续。现在关帝庙因无养廉，以致悬无住持看守庙宇香烟。始由地方代表会同本会令其衲等迁居该庙，以维庙宇香烟，而保名胜古迹之区。是以今春报名登记。该衲自接住庙之后，至于生活，毫无颗粒。逐日以食野菜及依门募化为生。如此生活，实属艰困，亟待需粮，以维生命。9月20日县长徐（沛之）在呈文中批复：“拟拨复点照。”从这份公文中可以看出，抗战正酣的1943年，武当山七真洞道姑李云卿就没有口粮。抗战结束两年后，已经是关帝庙住持的李云卿仍然没有口粮，每天靠吃野菜，以及依门募化为生。
做了六十多年道士，从来没有离开过武当山，解放后担任过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丹江口市政协副主席的王教化道长回忆说：抗战前，道观每年秋季给在庙道士4块钱，春季给2块钱，用来添置道衣道袍。抗战后，道业衰败，国难当头，道众们的生活甚是艰苦。添置道衣道袍的钱逐渐减少，后来，根本就没有了，衣服破了就自己缝补。
武当道士的生活困境，当地群众和地方政府知道，就连戎马倥偬的国军高级将领也是知道的。1939年春，国军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在武当山视察时，曾到遇真宫看望干训团第三大队。面对遇真宫道士的困难生活，他对当家道士陈宗杰说：“国家兴旺了，庙里的香火自然就好了。”1944年，国民革命军参谋总长白崇禧在视察第五战区时登临武当山。他在太子坡复真观休息时，见道众荷锄肩筐，垦植于山间。便询问道人为何不守祀庙观，而垦荒务农。得知武当道观土地、房产多被地方政府收归公有，道众生活全靠垦荒种田，全年收成尚不足以维持半年之口粮。于是，白崇禧立即召见草店镇长和武当乡乡长，令他们从地方公粮中给道人每人每年补助六斗粮食，以资糊口。此举解除了武当道士的饥荒，抗战胜利后，劫后余生的道士对白崇禧多怀感戴之情。
抗战期间整个均县几乎成了“第五战区兵站基地”，武当道观如酒仙庙、火星庙、三元宫、静乐宫、周府庵、遇真宫、冲虚庵等都被部队机关、学校、医院、军工厂改造利用。为修建通往大后方的老白公路，一些道教建筑被拆毁，宫殿砖瓦、石碑用作铺路、修砌过水涵洞。随枣会战后，日寇兵锋已达鄂西北地区，为应对敌人可能的进犯，第五战区在武当山下开始修筑堡垒等防御工事。丹江口市丁家营镇退休教师候兆庆回忆：1943年春天，国军的一个工兵团来到丁家营，在高家寨、五虎山、老鹰坡、李家湾后坡、火星庙梁子、刘家沟梁子、铜架山大寨等高地构筑工事。设置了重机枪、高射机枪、大炮阵地和碉堡。这些阵地和碉堡的建筑材料大多数都是就地取材，甚至直接拆用废弃道观上的材料。1944年，第125师驻守丁家营一带，防御工事才停修。
周府庵东南面的山顶上有座奎星塔，该塔建筑年代久远，基础坚固，造型优美，塔高约二十米，是草店的一大景观。“奎星”是黄道二十八宿之一，古人信奉其主宰文运。宝塔常与关帝庙相对，主沟渎为水道通利，主附库为财货积储。合道教“紫气东来”之意，属于风水宝塔的一种。陆军中将张寿龄等人在八分校工作时，曾多次登上此塔查看地形。后来有军官认为，奎星塔是一个地标，有可能为日机轰炸草店附近的军事目标提供参照物。于是，组织部队将奎星塔拆除。半个世纪后，张寿龄在回忆录中说：“我在办战区干训团时，时常登上这座宝塔观看地形。1940年初干训团改为中央军校第八分校。我回到老河口长官部后，不知什么人的主意，竟把这座古塔拆除。据说是第八分校的负责人，为了防止敌机把此塔作为对该校轰炸的目标，而这样干的。实属无知胆小而可笑，无聊之至！”
随着东北和东南沿海工业基地的沦陷，我国抗战急需的钢铁等工业品严重匮乏。军政当局为制造打击日寇的枪支弹药，采取了包括收集废铜烂铁在内的多项措施。均县城乡铜铁铝铅都收集在一起运往炼铁厂、兵工厂，群众家里除了铁制农具和锅铲，已经很难见到金属品。因为门扣、门锁等作为“废铜烂铁”上交了，许多家庭的门户是不上锁的；因为县政府宣传说一枚铜元可制造一颗子弹头，人们纷纷捐献出珍藏的铜元。旷日持久的抗战消耗了均县民间的几乎所有“废铜烂铁”，军方把眼光又投向了武当道观。在军政当局的许可下，第五战区炮兵第16团将武当山复真观（约海拔400米）以下的静乐宫、三元宫、周府庵、遇真宫、元和观、玉虚宫等道观的数千件铜质造像、供器、法器拆解集中，装了40辆马车运往汉中冶炼，制造枪弹。
因为多种原因，这批数千件武当道教铜像中，有数十件在汉中没有被冶炼。1946年，武当山道士筹钱准备把这批铜像运回来。谁知在运输途中，沿途都有部队打仗，道士们没有运成，只得返回武当山。解放后，陕西省安康地区成立了文化馆，铜像搬运至该馆内收藏。1987年1月17日，在文化部、陕西省等部门的支持下，武当山收回了46尊铜像。2008年6月21日，又有真武坐像在内的6件历经战火、饱经沧桑的道教珍贵文物离开安康，回到了武当山。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积贫积弱的中国经过艰苦卓绝斗争，赢得了伟大的胜利。武当道教和全国各阶层群众一起节衣缩食，毁家纾难，以自己的微薄之力，支撑着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直至将日寇赶出了中国。
上马杀敌 下马学道
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也是道教和道教徒自己的命运。在抗战期间，许多武当道教徒同广大民众同呼吸、共命运，他们上马杀敌，下马学道。一手拿香，一手拿枪。与全国人民一起参与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为民族独立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少道士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参军入伍报效国家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同仇敌忾，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抱守土抗战的决心。武当道士也纷纷脱下道袍，穿上戎装，参军入伍报效国家。
武当山南岩宫道长刘教明，河北人，生卒年月不祥。令当地居民印象深刻的是：此人是个大高个，而他的师傅也姓刘，却是个矮个子；有时刘教明下山办事，会披一件呢子军大衣。他说自己原是东北军的营长，后离开部队来武当山出家。1938年底，刘教明带领十几个道士下山，到均县城募兵处报名参军。刘教明等道士的集体参军行动，曾在武当山上下、均县城乡引起很大轰动。
郭高一（1924----1996年），俗家名郭玉杰，河南商丘人。少年时因为仰慕武当武术传人宋唯一、李景林之神技，而入武当学道。卢沟桥事变后，他毅然报名入伍抗日。后因部队被打散，郭高一流落到辽宁省北镇闾山道观出家，隐身继续学习武术，得到了武当三丰自然派传人杨明真道长的真传。“文化大革命”期间，郭高一还俗回到老家河南商丘。1981年在河南省泌阳县白云山重入道门。1983年，郭高一回到武当山紫霄宫当道士，并在武当道士中传授武当功夫，任武当道协武术总教练。他武艺高强，与朱诚德并称为武当武术的两面旗子。1996年，郭高一羽化于湖北九宫山。
庞高成（1917----2004年），湖北省均县习家店人。由于他全家信仰道教，3岁时便被家人送到武当山琼台中观出家，皈依武当全真派。抗日战争期间，庞高成报名入伍当兵，在湖北宜城、河南淅川等地同日寇作战。日本投降后，他复员回到均县家乡，继续在武当山中观修道。庞高成是武当山本地人，家族中世代信仰武当道教。他除了抗日时期离开过武当山，80多年始终诚心修道，为人十分低调。庞高成是1—4届武当山道教协会副会长。2004年1月5日，庞高成在武当山琼台羽化，享年88岁。
武当道士除自愿当兵抗日外，也有因地方政府强拉壮丁，而被迫当兵的情况。新华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的《丹江口市志》第482页，记载了均县仁和乡乡长的一个手令：“手令：二十九年（1940）五月二十日于本公所。据：该保应役壮丁温天福，闻征潜逃，籍图回避，复勾串工兵营士兵，借作护符辱骂保长，当即转报兵团，兹奉兵团部令，饬即将该天福家产先为查封等因。本所自应遵照办理，兹派颜办，仰即将该天福家产照数查封具报！不得循情于咎！切切！右令二十六保长姚守禄。附封纸一张。乡长：李楚樵；军事股主任：谭林定。”
解放后，温天福的家人是这样解释被抓壮丁原委的：乡保长为完成壮丁任务，要求已出过壮丁的温家再出一丁。温天福闻讯躲避，乡保长编造谎言，说温天福勾结士兵。当时，躲兵还怕躲不及，哪敢主动去勾结。真实情况是，温天福跟随师傅修道多年，会些符咒。他借画符念咒的名义骂过乡保长。乡保长怀恨在心，所以强拉我家的壮丁。
温天福这样的居家道士会被强拉壮丁，就连在庙道士也是会被强拉壮丁的。1943年，中央军校第八分校主任（实际负责人）徐燕谋中将，在武当山紫霄宫一带巡视。群众和道士向其反映地方上存在着强拉壮丁、得财卖放、抓野丁替壮丁等问题，徐燕谋大为震怒。他将多名乡保长叫到跟前，严加斥责，并把保长XXX痛打一顿，勒令他们将被抓壮丁中的道士全部放回。当徐燕谋奉调离开时，武当山的群众和道士为感其恩，立了一块碑：“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分校主任徐公燕谋莅均三载，揎泽旁流，即武当各宫、庵、观道众及编户，莫不沾露德化，口碑载道。值公车返陆军军事研究院之际，谨勒石纪念，以志不忘。”
二、流血牺牲殒命沙场
在战场上与日寇枪对枪、刀对刀，舍命拼杀的武当道士有很多，他们流血牺牲，殒命沙场，许多人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来。
赵元亮（1909----1987），甘肃省河西人。抗战时期，他因为擅长刀术，会武功，先后在骑兵团、特务营当兵。与日寇多次交战，奋勇杀敌，屡立战功。后在张自忠率领的第33集团军军部特务营侦察连任排长。1940年5月，日军集结30万大军进攻我枣阳、宜昌，第33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15日，张自忠率领包括赵元亮在内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宜城县南瓜店。在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的不利情况下，张自忠誓死不退，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16日下午4时，张自忠英勇牺牲。他是中国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军衔最高的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阵营50余国战死沙场的最高将领。赵元亮也在此次战斗中被敌人枪弹击中左臂，送往后方医院治疗。伤愈后，赵元亮身已半残。1941年，他皈依武当全真龙门派。在武当山修道行医数十年，1987年在武当山羽化，享年78岁。
窦来庚（1900----1942），字峰山，山东省临朐县人。从小拜武当太乙门派掌门人高凤岭为师，是武当太乙门派嫡传弟子。1923年4月，赴上海参加了全国武术运动会，获大会最优等奖。1935年承办“志成国术研究社”。“七•七”事变后，窦来庚与学员一起被编为第3集团军军部警卫武士大队，任上校大队长。1938年，窦来庚任山东省保安第17旅少将旅长，后委任为山东第十区行政督察专员。1942年7月19日，在与日伪军激战中负伤。窦来庚誓死不当俘虏，遂开枪自尽。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感其忠烈，追晋他为陆军中将。1988年2月23日，山东省人民政府追认窦来庚为“革命烈士”。
李本纯，湖北长阳人。武当道士，武当武术龙门派第十五代大师，在武当山修道习武多年，教授弟子古合云等多人。抗战爆发后，携弟子到部队教授武术。民国二十六年（1937）冬，日军空袭部队驻地，李本纯在轰炸中失踪。弟子古合云曾多方寻找，终无下落。
三、军营里传授杀敌术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6月6日有篇文章的题目是《击碎日军速亡中国迷梦》，副标题是“淞沪抗战时日军软肋：怕肉搏，因中国军人多练武术”。在武器装备和兵员战斗素质等方面远逊于日军的抗战时期，武术确实是中国军队克敌制胜的一大法宝。国军第51师在武当山驻扎多年，51师和其他部队官兵里就有人习练过武当武术。抗战爆发后，51师参加了淞沪抗战，给予日寇沉重打击，因而一战成名。淞沪会战后，51师和58师被合编为第74军。第74军是抗日战争中我军正面战场上最能打仗的部队，号称“抗日铁军”。武当道观里现在仍流传着一首歌谣，这首歌谣是在庙道士教授部队太极拳时诵唱的：
太极真传出武当，功夫全在辨柔刚。
倘若悟得真妙诀，强国强民亦自强。
刘理山，生卒年月不详，山东人。曾任西北军冯玉祥部少将旅长，1929年蒋冯大战后，他毅然弃官入道，在武当山麓朝阳洞三清殿任主持。他设茶水施于过往行人，将募化所得修建道房十余间。因刘理山精通医术，常走乡串户为人治病，所以当地人称他是“扁鹊再世”。抗战时期，他受聘给中央军校第八分校的学员讲授战术、地形测绘等课程。1944年，刘理山离开武当山，不知所踪。
李昊天和王维慎师徒。李昊天是八旗子弟的后代，属清皇室族裔，在清朝宫廷中学得武当松溪派内丹功法。清朝覆灭后，到武当山出家隐修了很多年。王维慎，原名王杰，字鸿弟。1914年生于四川南充一个医药世家，取名王杰，字鸿弟。7岁时便随其表兄，南充精武体校校长林济群习武，后又拜李良鹄为师，学习武当松溪派武技。18岁时出席高手云集的四川省武术擂台赛，力战群雄，一举夺冠，名震全川。成名后他又到武当山学习武当武术，拜李昊天为师。抗战爆发，王杰投考中央军官学校，改名王维慎。在军中，王维慎被聘他为武术教官。那时士兵都持大刀，王维慎则以一支竹棍代刀教练。与士兵对练时，他用力抖动手腕，竹棍就可将士兵的大刀击飞。在“8•13”淞泸抗战时任侦察排长，1940年初随军驻于江西浮梁抗击日寇。驻防期间，王维慎将师傅李昊天也请到军营教授士兵武术。抗战胜利后，李昊天将珍藏的一部武当松溪派秘籍《闲谈野议》赠给了王维慎，自己回武当山继续修道。
程定远，生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安徽人。他自幼身体瘦弱多病，遂跟当镖师的二哥学功夫。16岁那年，拜武当道士汪兰斋为师，习练内家功夫。不久又投到武当淮河派大师萧尚义名下为徒。武当淮河派武功以八卦为功法理论基础，基本功很讲究桩、步。其拳谱与其他太极拳歌诀多有相近之处，有御侮自卫的实战效果。日军占领南京后，程定远告别师傅萧尚义，离开武当山。他辗转南方数省，先后在江西宁都、赣南等地驻军中传授武功，“拳剑雪耻”、“青囊济世”为宗旨，传武、医民。抗战胜利后，程定远在南昌开设诊所，专治跌打损伤。
刘定国（1902----2002），湖北武汉人。1927年拜武当道士王至道为师，习练世代单传秘技----武当纯阳拳。1935年受聘于武汉军事委员会特别军训处国术大队任教官。抗战后在湖南长沙、湖北宜昌、四川万县等地民间和军中传授纯阳拳。1941年，参加了重庆德胜和川东师范举行的国术大赛。1942年，在重庆玄妙观得师傅所传的《纯阳秘籍》一书。解放后，刘定国回到武汉。2002年11月23日，武汉观居仙逝，享年百岁。
抗日战争后的中国哪一统治区的人民生活十分困苦？为什么？
当时德械师中国有啊，当年淞沪战役中德械师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如果一个德械师，大概满编1万四千人吧（如当时的88师），对上日军一个师团大概2万人到三万人之间，应该是战斗力相当吧。
不过主要看双方地形条件，后勤支援，火力支持等因素决定。
如果打防守战，我方防守，后勤给力，我想两个师团也能挡住。
如果野战，那估计我放要吃点亏了，不是说武器装备，毕竟人员数量上比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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