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梁启超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的改造，为了民族强盛和国家繁荣，竭力呐喊，四处奔走，付出了几乎全部的心血。然而他的政治主张却又因时而异，不断变化，前后矛盾，以致难以令人信服。
2，在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随康有为亦步亦趋，无论办报或教学，都注意并且用力阐述康有为的改良思想和变法理论。他以公羊三世说和西方进化论为依据，鼓吹变法，讲求维新，宣传西方科学文化，充分显露了年轻爱国志士的朝气和锐气。
3，戊戌变法的失败，使梁启超一度认识到要救中国，必须进行一次“破坏”：“历观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有所顾恋，有所爱惜，终不能成。” 但是这种居于改良和革命之间的摇摆，在梁启超的身上并没有持续多久，他仍然和康有为一道，鼓吹改良，主张“斥后保皇”。
4，当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展开之后，梁启超又改变旧说，转而提倡实行“开明专制”，试图与“革命”理论相对抗。 使梁启超难堪的是，正当他还在口干舌焦地鼓吹开明专制，反对实行宪制的时候，清廷却正式宣布要“预备仿行宪政”了。
5，以后，梁启超又高唱宪政，在立宪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随着武昌起义的爆发，统治中国近270年的清皇朝已经行将就木，眼看革命派就要取得政权，共和之制势在必行，梁启超再一次改变了以前的政治主张，提出了“虚君共和”的口号。
6，直到民国之后，这种多变的特征，在梁启超的政治生涯中依然时有反映，从拥袁到反袁，从护国到拥段。一变再变，终于技穷。
扩展资料：
1，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
2，清朝光绪年间举人，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3，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
4，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政治思想上逐渐走向保守，但是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 在海外推动君主立宪。
5，辛亥革命之后一度入袁世凯政府，担任司法总长；之后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并加入段祺瑞政府。他倡4导新文化运动，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梁启超
梁启超思想形成原因
1 梁启超出身成长与清代，接受了孔子学院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个优秀的继承者
2 梁启超在故乡广东长大，这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从广州与香港，成年后的梁启超，接触到世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文明成就，了解到资本家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不列颠代表着占世界幅员四分之一的有史以来最广大的利益，英皇与议会一体，代表着最先进的发展方向
作为天分不浅，终身好学的梁启超，利用身处的有利环境深造，达到学贯中西的造诣，成为君主立宪制的启蒙思想家，他提高中国国民素质，避免古老中国因循守旧而自我孤立与世界文明，这种新国民的新民论，即使在今天老人仆街无人敢扶的现实中国，仍有颠仆不灭的理论指导意义。
在经历百年革命战乱后，竟然落下一个山河败坏不宜居住，屁民赖活上层移民的大陆，梁启超的改良主义，令人迷途知返。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有何特点
1、内容上：法治思想是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其分为法治的“依据”“、基础”和法治的“根本”三方面；
2、实行：“三个相结合”,即“法治与民权相结合,法治与道德相结合,中法与西法相结合”。
3、意义：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振兴中国实业；他认为“法治主义是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
补充：梁启超法治五大主张：
（一）以大陆法系为楷模，制定资本主义“六法”体系。
为了仿行西方资本主义法律制度，梁启超建议不仅要广泛地翻译、 引进西方各国的法律学说，而且要翻译、引进西方各国的“国律、民 律、商律、刑律等书”以此为楷模，在中国首“立宪法”，制定包括民法、 商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在内的国内法。同时，还应加强研究 和发展国际法。
（二）为民立法，立法应以谋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为宗 旨。
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必须立“善法”、制“良法”。他说： “管子之言法治主义，以得良法为究竟者也。”什么是“善法”、 “良法”？如何区分“良善”之法与“不良善”之法？梁启超认为区 别两者的标准就在于法是为谁的利益服务？代表哪些人的利益？如果
法的主旨是为了谋“求国民最多数之最大幸福”，“循所谓最多数最 大幸福之正鹄”，就是“善法”、“良法”。因为“众人之利重于一 人，民之利重于吏，多数之利重于少数，昭昭明甚也。”
（三）立法权应归多数之国民，由专门独立的立法机构行使。
梁启超认为，实行法治极重要的问题是解决立法权问题。“立法 权之附属”问题，不仅是“为立国之大本大原”，是国家“政治之本 原”，而且它直接决定法律的性质，关系到“国民之能得到幸福与否， 得之者为多数人与否”，以及法治能否真正得到实现。
梁启超又遵循孟德斯鸠论立法、行政分权之理，参照西方 各国关于立法机构的设置，主张设置独立的、专门的行使立法权的立 法机构。他说：中国“因事势，从民欲”，迫切需要设立一个独立、 专门的立法机构，“立制改变，以利国民。”
（四）实行法治必须做到“法立而必施，令出而必行”。
梁启超认为，一个国家实行法治，除了首先根据国内外形势制定 出“良善”的“新法”之外，还必须强调法的严肃性，坚决认真贯彻 执行，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他说：“法也者，非将以为装饰品 也。而实践之之为贵。”又说：“立法非以为观美也，期于行焉。欲 养成人民遵守法律之习惯，则当一法之将颁，必先有能推行此法之实 力以盾其后。若法意虽甚善美，而形格势禁，不获举而措之，则毋宁 暂缓焉。”立法不是为了装饰门面，美观好看，归根到底是为了实行。 如果法律立而不行，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与价值，徒具虚文。有法等于 无法，还不如不立法。他说：天下古今之国家其得失的标准在什么地 方？“亦曰法之立不立。令之行不行而已矣。”他赞扬先秦法家法治 主义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法令不立则已，立则期以必行而无所假借”。
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梁启超十分推崇法家管子的 一些主张，认为要实行法治，做到令行禁止，取信于民，还必须注意 以下几点：（1）赏罚严明；（2）不得滥用法权；（3）划一性，简要 性；（4）要适时，勿保守；（5）治于法律，一律平等；（6）不脱离 国民文化程度、素质水平。
（五）司法独立。
梁启超根据孟德斯鸠的法理以及中外历史实际，明确提出要建立 近代法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独立为立宪政治之根本”原则，“以 司法独立为第一要件”。因为“司法之权若与立法权或与行法权同归 于一人或同归于一部，则亦有害于国人之自由权。盖司法权与立法权 合，则国人之性命及自由权必至危殆。”因此，必须彻底改革中国封建司法制度，建立近代民主司法制度。
梁启超对法治看法：
1、（一）受孟德斯鸠学说的影响，梁启超首先把有无法律和法律是否发达看作是区分人类与禽兽、文明与野蛮的重要标志。
2、（二）法是“国家之意志”，“天下之公器”，国家应以立法治天下。
3、（三）法是规定与保持合理的权利与义务界限之工具。
总之，梁启超认为，“以法治国”，“法之于治国”，正是为了“正定人民之权利义务，使国家之秩序，得以成立。” 梁启超的法治思想不仅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性,而且在当今仍有很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梁启超的家乡是广东新会哪个村？
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会城街道茶坑村（银湖中路，小鸟天堂侧）
梁启超的夫人是谁啊？
梁启超的两任夫人分别是李蕙仙和王桂荃。
1、李蕙仙
李蕙仙，汉族，1869年出生，出生在北京南边的固安县，是梁启超的第一任夫人。1889年时任朝廷维新派大臣李端棻以大学士身份典试广东时，特别赏识梁启超，还亲自将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公元1891年23岁时与19岁的梁启超结婚。李蕙仙于1924年9月13日病逝于北京。
2、王桂荃
王桂荃，女，1886年出生，四川广元人，梁启超的第二夫人，1968年逝世。她是李蕙仙得力的助手，也是她各项意图的忠实执行者，又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为了香火旺盛，梁启超在李蕙仙的准许下，纳了王桂荃为妾，1903年她成为梁启超的侧室。
扩展资料：
1899年梁启超应康有为之请，赴美国檀香山开展宣传工作，由钦慕梁启超已久的何蕙珍担任梁的翻译，并由此开始了一段“发乎情，止于理”的爱情故事。光绪24年，即1898年，时年28岁的梁启超在给夫人李蕙仙的一封信里，详细讲述了他对才女何蕙珍的迷恋。
在思考一夜后，李蕙仙给梁启超回了一封信，大气得体地表示愿意成全。收到回信的梁启超慌了神，立即表明：“其于蕙珍，亦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已。”
一句“发乎情，止乎礼”，让李蕙仙放下心来。实际上，梁启超与同志创立一夫一妻世界会以后，就已立下誓言，要给天下人做榜样，坚持一夫一妻的信念，尊重女权，摒弃一夫多妻的旧伦常。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李蕙仙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王桂荃
梁启超到底改过谭嗣同的诗么
康有为在英国人的保护下逃到了香港，梁启超也在日本人的保护下来到了日本。谭嗣同则拒绝了出逃的建议，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变法而流血者，此国所以不倡也。有之，请从嗣同始。”他决心为变法而献身。在监狱中，谭嗣同的那首《狱中题壁诗》更是传诵至今，妇孺皆知。然而根据历史学家黄彰健的考证，这首诗是梁启超的伪作。 首先怀疑梁启超伪造谭嗣同血诗的是王照。王照，戊戌变法前的吏部侍郎。变法开始以后，屡次上述陈述新政，为光绪所重用，变法开始一个月后，被赏三品衔，以四品京堂候补。戊戌政变以后，王照也被抄家查办，王照因此也逃到了日本。在日本，王照住的地方和康有为仅一墙之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王照经常听到康梁两个的议论，伪造戊戌变法的历史，其中就包括私改血书的事件。 今人黄彰健先生的考证也证实了这一点。这首流传甚广的血诗，的确是有梁启超提供并首先在日本流行起来的。据梁启超说，这首诗还被日本人谱成乐曲，广为传唱：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这么一首好诗，怎么可能是伪造的呢？原来的又是怎么样的呢？ 黄彰健先生进行了进一步的考证。历史学家的伟大在这时候得到了体现：历史是不会被隐蔽的，事实永远是事实，他可以遮蔽一时，但是乌云终究是要散去的，历史真实的面目终究是要恢复的。他经过一番周折，真的找到了原诗。从表面上看，原诗和伪造的差不多，似乎伪造是多此一举，原诗是： 望门投趾思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第一句：“望门投趾思张俭”被改成“望门投宿思张俭”。张俭是后汉书中的人物。张俭因为畏罪而逃跑，但是他的亲友因此而受到株连，有十几个人被杀，家乡也被毁掉。意即：今天虽然变法失败了，但是我不会向张俭一样逃跑而连累了亲友。改动两个字，但是意思没变。 第二句：“直谏陈书愧杜根”被改成“忍死须臾待杜根”。杜根也是后汉书中的人物。东汉宣帝时，杜根认为安帝已经长大，可以亲政了，便向太后上书请其还政。太后则把他抓起来给杀了。谭嗣同在这里是说，他虽然没有向太后上书，请其归政，有愧于杜根。梁启超改过的诗，仍无碍诗义。 第三句：“手掷欧刀仰天笑”被改成“我自横刀向天笑”欧刀在古代是行刑的时候用的刀。原诗是说，戊戌政变前，面对复杂的政治形式，既不应该张俭那样溜之大吉，也不应该向杜根一样直谏，必须要诉诸武力。但是现在我们策划的武装反抗并没有成功，我谭嗣同也视死如归，没什么好说的了。 但是梁启超改过的诗把意思全部改变了。以政变后的“横刀”的被动性来改变政变前“掷刀”的主动性，没有了武装夺权的意向。这其实正是康梁的目的所在。他们从来不愿意承认武装夺权的行动，而谭嗣同的这句诗却把这一行动赤裸裸的呈现在世人面前，这是他们所不希望看到的。 第四句：“留将公罪后人论”被改成“去留肝胆两昆仑”。在清朝刑律里有“文武官犯公罪”的条款，是指因公事失错致罪，但是不至于谋反。在谭嗣同看来，维新派人士在那种情况下，武装夺权，迫不得已。光绪的密诏让他们不要违背太后，但是康有为并没有执行，相反却想围攻颐和园。谭嗣同认为这样的做法即使有错，也是公罪，是非得失，还是留给后人去讨论了。 谭嗣同是诗更加的坦白，但是对于康梁来说，公罪也是罪，谭嗣同竟然承认自己有罪，这句是非改不可了。这句改了之后也更加豪迈，也是全诗中最为精彩的一笔。 戊戌政变过去已经一百多年了，而这首流传颇广的狱诗又恢复了它本来的面目。历史是不会被人玩弄的，它终究是要向世人展现它本来的面目。来源于：百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