勤奋吕蒙关于他怎么学习的2子字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幽寂的深山中，一白发长须的老者拄杖南山，长叹一声。

此时是北宋。北方辽国不断侵扰，民不聊生。南方如世外桃源般宁静的幽林，却只能让他对国家，对族人感到更加地愧疚——若是当初能尽自己之力，以自己非凡的才能去学习更多的东西，现在的他早该或以文、或以武地为宋国出一份力了吧。至少，不会像现在这样，空对一片青翠，不能为北方边疆的人民，自己的同胞做些什么，一事无成。

他叫方仲永。

那些年的金溪，有谁没听过他的名字？出身于世代耕作的家庭，写出的诗词居然连中举的文人都连连赞叹。可过了几年，这个在金溪家喻户晓的神童的才华却消失了，沦为普通人。说怪也不怪，毕竟当时他锋芒毕露地展示了自己的天赋之后便没有再接受后天的教育。这样一个人，连临安先生也难免叹息他所失去的才华，当年的他，该是多么有才能啊。而如今已至迟暮之年的他，却只能在耕作之余于深林之中兀自扼首痛惜，只是因为方父当年目光短浅，只图过眼云烟般的一时之利啊。

只可惜，再后悔，也回不到从前了。历史上的凡事，素来只有前进，而永远不会有退路。

战火纷飞的三国。羽扇纶巾。雄姿英发。

吕蒙走出营帐，刀光剑影之上是亘古不变的满天星斗。他想他忘不了那个梦，那个满头白发神情复杂的老人，以及那个老人令人惋惜的过去；他也忘不了梦中的那个地方，郁郁葱葱的群山，在山的那边，却是硝烟遍地一片狼藉的战场。沙场上，人们带着回家的希望向着对方砍去，而对方也为了同样的信念拭去犹豫对着他们扬起长刀。太残酷了，吕蒙同样置身于这样的战火之中，他真的不想这样。他觉得，他一定要尽力地去帮助那个老人，就算那个老人永远不会再有小时候的那些惊人的才华，他也要帮他，他不会让第二个那样的天才泯灭了才华。

又是那片山，宁静，安详。

方仲永又沏了一杯茶，对面位子上的茶还未饮完，不久前那里曾坐着一位将军，从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来的将军。那个人看上去一副武将之相，却字字珠玑。也许他自己小时候就是这样的吧。老人随手翻阅着那个人送给他的古书，都是罕见的珍本。那位将军说：“多读书，可以多了解历史，以古为鉴。”方仲永忽然轻轻地点了点头。没想到啊，一个偶遇的人，居然可以教他那么多，能有一些可以为它去努力的目标，他知足了。他记得那个将军说：“不要求太多。”

北宋末年。

依然是那片山，在安静，没有一丝硝烟的南方小城，金溪。与多年前不同的是，这里可以隐约听见一阵阵的读书声。

学堂边的大树下，一个五六岁的孩子正小心翼翼地给先生背书，先生是方圆几十里妇孺皆知的方先生，他手中正握着祖传的珍本，上书一人名——吕蒙。

这一切隐匿在一片青翠之中。

这学堂的创始人，是方仲永。现在的景象，是他毕生最向往的。

古代有没有被冤枉的古诗不算6月飞霜的

　　咏怀堂诗

　　一九四六年的秋天，我在南京作记者。记者生涯是忙碌杂乱的，不过有时也有难得的空闲。一天下午在城里闲走，晃到了清凉山脚下的龙蟠里。有名的国学图书馆就在这里。走进去看时，只见“逃难”归来的大批藏书，都一叠叠用麻绳捆起，堆在地上，还没有上架。馆长柳翼谋老先生和一些馆员正在忙着整理。他给我看了许多宋元旧本，顾校黄跋，告诉了我八年抗战中间这许多善本辗转舟车、流离颠沛的故事。后来我向他打听丁氏八千卷楼旧藏的阮大<SPS=1764>《咏怀堂诗集》，柳先生叹息着说，馆藏旧书中，宋元本缺佚倒很少，但明本却损失严重。这阮髯的诗集已经不知下落了。就连馆中新印的本子也已被人偷出去当作还魂纸卖掉，没有多余的可供出售了。

　　我当时住在离秦淮不远的地方，每次经过总免不了要想起《桃花扇》的故事；后来还在城南偶然发现了一条“库司坊”的小巷，据说就是当年曾被老百姓呼为“裤子裆”的阮大<SPS=1764>的故居所在。那么，咏怀堂的故址应该也在这里了。因此想找一部阮胡子的诗集看看。这个愿望，在六年之后无意中实现了。我在上海买到了阮诗三集。

　　这是徐乃昌的旧藏本。计《咏怀堂诗集》四卷；《外集》甲乙部：《丙子诗》二卷。都是崇祯中原刻。《诗集》前有扉叶，题“吴门毛恒所梓行”。叶灿序第一页版心下有“白下毛升梓”五字，与《外集》版式如一，当系同时所刻，时在祟祯八年乙亥(一六三五年)。《丙子诗》是十年丁丑(一六三七年)刻，“自序”说，“其称诗，遂自崇祯乙亥后，系曰《咏怀堂某年诗》，而后仿此焉。”《丙子诗》后尚有《戊寅诗》(只下卷)、《辛巳诗》各二卷，有新排印本。

　　奇怪的是我得到的《丙子诗》二卷也是八千卷楼的旧物，卷前有“钱载”、“箨石”二印；“嘉惠堂丁氏藏书之记”印；“翁同<SPS=2323>观”印。此本没有随楼书一起运往南京，我估计是被人抽下作为“礼品”送给翁常熟的。图书馆排印所据则是丁氏旧藏的另一残本，只存卷上；后来又据丁初我的传抄本下卷补印，作为补遗。丁初我是常熟人，他的传抄本根据的大抵就是此本。

　　现存的阮大<SPS=1764>诗，还有一种《和箫集》，二十年前在宁波发现，是明刻白棉纸印本。《外集》乙部有“别退思”诗，诗后小注说“和箫予寓黄诗稿，为退思所题”。看来这个集子刻成尚早于诗集四卷。《丙子诗》卷前属“齐安退思杜祝进较”，就是此人。

　　三十多年前在龙蟠里，只匆匆将《咏怀堂诗》的新印本翻了一下，记下了几联断句和卷前影印的名人评语，回来写了一篇《金陵杂记》。因为文中引了无想居士(王伯沆)的话，“乃知小人无不多才也。”曾招来过一通斥责。二十多年以后听到《和箫集》发现的消息，又曾设法去买下或传抄。这次的后果更为严重了。终于被揭发、认定为对一个历史上的大坏蛋寄予了爱慕与同情。可见三十年来，人们的意见其实并无多少变化。当某人被判定为坏种之后，他的著作，言行……就不必也不许再去深究，只要记住贴在他头上的标签就好了。这是很方便的办法，又能避免由于读了坏种的诗文自己也会随之变坏的危险。似乎也正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老脾气。不过我看办法并不高明，采取了这种对策，坏种并不会少下去，而且还会多起来。老花样会不断照样搬用，连改头换面的手脚都可以省掉。人们只能在重新吃了一通苦头之后，最后省悟身边又出现了新的、其实是和陈年旧货并无明显区别的“新坏种”。

　　为什么会经常不断地出现这样的悲剧，我想可能就为了人们激于义愤或别的什么原因，把历来一切坏种的著作和言行录都毁弃、封存，不再过问，终于淡忘，没有吸取必要教训的原故。

　　没有矛盾冲突就没有戏，这道理是大家都承认的。把坏种统统赶下舞台，或只留下几个贴着标签并无血肉的对立面，这有利于剧情的展开、结束，是无疑的。但这样一来，正面人物就无论如何也演不成戏，即使勉强演出也不是戏了。这个简单的、明白无误的道理，十分遗憾，恰恰正是人们多年来争论不休的。

　　鲁迅先生晚年手订文集，总要写一篇“后记”，有时这后记还是颇长的。好象当年就曾有人讥笑过，鲁迅的编印文集其实不过是为了一条尾巴。可见这办法一实行就立即为论敌所注意并引起了痛恨。鲁迅的“后记”就是着重介绍评论所及的事件、人物的言行和社会背景，“立此存照”，并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作意的。今天看来，这办法的好处是显然的，它免去了后来的研究者许多考订与争论，也堵死了恶意曲解、诬蔑的途径。试想，如果看不到这些反面材料，那么“两间余一卒”的，鲁迅，不就和唐·吉诃德有些相象了么？

　　这就是我一向主张不可忽视反面教材收集的理由。

　　细想一下，“小人无不多才”这话是确有语病的。因为这并不是事实。应该更正为凡是不平常的坏种，总有一定作恶的本领与能量，没有这条件，就不可能闯出大大的乱子来。也许这里所说的“才”，只是指文采而言。那么这种例子历史上也很不少。唐诗人中的沈<SPS=0022>期、宋之问；宋代的孙觌、方回；明代的严嵩、赵文华就都是好例。每逢社会发生疾遽变革的时代，这种“才子”往往就较多地出现，因为这时考验往往是更为严酷的。

　　方虚谷(回)的选本《奎瀛律髓》是很有名的，不过并不高明。这是一部作律诗的教科书，评选的方法则是恶俗的、教条主义的。首先，他认为诗人和别的人才一样，可以用某种机械的方法培养出来，这就是荒谬的。不过这并不妨碍方回曾写过一些好诗。大抵也因为名声太臭了，方回的诗集一直只有极少的抄本流传。我第一次接触此公的作品，是在抗战中间的重庆。那时学校有一些存书，受了水湿，在运动场上摊开了吹风。这中间有一大批商务印书馆版的《四库珍本》，其中就有方回的《桐江续集》。在那下不完秋雨的长江边上，读了“每重九日例凄苦，垂七十年更乱离”这样的句子，真是使人不易忘记。后来读周密的《癸辛杂识》，才进一步得知这位“诗人”的真面目，

　　“方回为庶官时，尝赋《梅花百咏》以谀贾相(似道)，遂得朝除。及贾之贬，方时为安吉<SPS=0036>，虑祸及己，反锋上十可斩之疏，以掩其迹，遂得知严州，时贾已死矣。识者薄其为人，有士人尝和其韵云，‘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余谏草存。’未几，北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践言死矣，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

　　(《别集》上)

　　真是没有法子想。方回是“诗人”，同时又是一个完全失去了羞耻概念的奴才。这事实不可能有任何争议。阮大<SPS=1764>饱读诗书，大概也熟知并佩服方回的手段，在数百年后几乎全同的时会依前法照办不误了，还有了新的发展。也确是没有争议的事实。看来这里似乎也是有着一种传统的，正如韩愈所说的“道统”一般，传来传去，连绵不绝，是否这以后就“无传焉”了呢？实在也难说得很。

　　陈寅恪的遗作《柳如是别传》中曾有一节论及阮大铖，

　　“圆海人品，史有定评，不待多论。往岁读咏怀堂集，颇喜之，以为可与严惟中之钤山，王修微之樾馆两集，同是有明一代诗什之佼佼者。至所著诸剧本中，《燕子笺》、《春灯谜》二曲，尤推佳作。其痛陈错认之意，情辞可悯。此固文人文过饰非之伎俩，但东林少年似亦持之太急，杜绝其悔改自新之路，竟以‘防乱’为言，遂酿成仇怨报复之举动，国事大局，益不可收拾矣。夫天启乱政，应以朱由校魏忠贤为魁首，集之(阮)不过趋势群小中之一人。揆以分别主附，轻重定罪之律，阮氏之罪，当从末减。黄梨洲乃明清之际博雅通儒之巨擘，然囿于传统之教训，不敢作怨怼司马氏之王伟元，而斤斤计较，集矢于圆海，斯殆时代限人之一例欤？……”

　　寅恪先生的意见是有代表性的。他承认阮大铖是坏种，但却欣赏他的才能。同时还提出东林人物在南明一局中的斗争策略问题，叹息他们没有采取正确的统战政策，给阮胡子留一条改过自新之路。贤如黄梨洲也未能突破当时清议的局限，给了阮大铖以过分的斥责。这些意见，其实也并不新鲜，寅恪先生又曾引及并认为“颇为公允”的夏完淳在《续幸存录》中的话，就代表了当时清流人物中的另一种看法。夏存古说：

　　“圆海原有小人之才，且阿<SPS=0844>亦无实指，持论太苛，酿成奇祸，不可谓非君子之过。……”

　　照夏完淳的说法，连阮大铖的党于崔魏，也是冤枉的了。阮大铖虽然以魏党余孽，终崇祯一朝十七年废置不用，在安徽故乡和南京一带闲住，但从他的诗集中看，交往之中也颇有东林中的人物，有些还是抗敌殉难的名臣与未来的遗民义士。范景文、史可法、文震孟、杜<SPS=0713>、方文、王思任、葛一龙、茅元仪、杨补、纪映锺、顾与治……都是曾与游宴倡和的诗友。他们中间，就颇有发出同情阮大铖言论的人物。如以发表宣言痛斥马士英有名的王思任，就说他“时命偶谬，丁遇人疴，触忌招<SPS=2246>，渭泾倒置，遂放意归田，白眼寄傲。只于桃花扇影之下，顾曲辩挝。”(《春灯谜》序)这甚至是说魏阉一案也“渭泾倒置”了。张宗子(岱)是《石匮书》的作者，是对晚明政局党争经过深思熟虑形成了自己见解的史家。他的《与李砚翁》一书，鲁迅曾经引用过。张岱主张具体分析，不能把东林说得毫无缺点，这当然是不错的。不过鲁迅指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题未定>草》)这是直到今天，也还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见解。张宗子也是阮大铖的朋友，曾称赞过“阮圆海之灵奇”的。《咏怀堂戊寅诗》有“张宗子吕吉士姚简叔嵇仲举入山相访”诗，张岱《<SPS=0257><SPS=0263>文集》稿本也有《阮圆海祖堂留宿》诗，这是崇祯九年阮大<SPS=1764>避居南京城外的祖堂山时，宗子往访彼此投赠之作。张岱的诗是：

　　牛首同天姥，生平梦寐深。山穷忽出寺，路断复穿林。得意难为画，移情何必琴。高贤一榻在，鸡黍故人心。

　　剧谈中夜渴，瀹茗试松萝。泉汲虎跑井，书雠豕渡河。无生释子话，孰杀郑人歌。(原注：时圆海被谤山居，故为解嘲)边警终紫虑，尊前费揣摩。

　　阮诗中也有“亦有同心侣，遥遥问薜萝”、“我法尊龙性，时情忌凤歌”之句，可以约略知道他们在献花岩畔夜谈的内容，他们谈到了政局斗争，而张宗子的同情是在阮大<SPS=1764>这一边的。张、王(思任)都是越人，他们的意见可以部分反映浙党的政治见解。

　　称赞阮大铖诗的人是不少的。寅恪先生的父亲、名诗人陈散原在《咏怀堂诗集》书衣上写下的评语是“芳<SPS=1376>深徽，妙绪纷披。具体储韦，追踪陶谢。不以人废言，吾当标为五百年作者。丙辰(一九一六)惊蛰，散原。”章太炎的评语是“大<SPS=1764>五言古诗，以王孟意趣，而兼谢客之精练。律诗微不逮，七言又次之。然榷论明代诗人，如大<SPS=1764>者少矣。潘岳宋之问险<SPS=1628>不后于大<SPS=1764>，其诗至今存。君子不以人废言也。戊辰(一九二六)孟春，太炎。”胡先<SPS=1916>在长跋中甚至称之为“有明一代唯一之诗人”。这些评论主要都是从艺术角度着眼的，而且一致提出了“不以人废言”的意见。《中国大百科全书》的<中国文学分卷>的拟目里也列入了阮大<SPS=1764>的名字，不过是列入“清传奇杂剧作家”，没有注意到他的诗。

　　《咏怀堂诗》的风貌也确是与王孟储韦相近，阮大<SPS=1764>自己也时时道出了他对陶谢的崇敬。奇怪的是，此外他还佩服着一个谢翱羽。有的评论说他的成就高出严分宜，也应是事实。其实严嵩诗学的功力又何尝低于大<SPS=1764>，不过他们的处境是不同的。一个是盘据政府几十年的权相；一个则是十七年(崇祯一朝)窜身草莽。这样他们虽然同样披着一件悠闲澹远的外衣，但面目到底不一样。内心委曲是很难掩盖的，即使有绝大的本领也困难。

　　《咏怀堂诗外集》乙部有十四首“还山诗”，作于天启甲子。“还山”就是“归隐”，这是几千年来士大夫十分锺爱的题目。他们都熟练地掌握了祖传的两套本领，“独善其身”与“兼善天下”，应付“穷”、“达”两种不同处境。认真考虑一下，就会明白这似乎是矛盾着的两面其实不过是相辅相成的手段，目的却只有一个。实在混不下去了就“归隐”，其实不过是避风头，是为出山作准备。历史上大约是有真正的隐士的吧，不过并不多。写这样的“还山诗”，照例还可以发一点小小的牢骚，如“不才明主弃”之类，但文章的结穴总要声述自己对皇帝恩情的感激，好象皇帝一直是死活拉住不放要他帮忙似的，现在终于放手了，使“遂初之愿”终于得到满足，又哪能不感激。这是这类诗的一般规格，是完全符合温柔敦厚的诗教的。

　　阮大<SPS=1764>苦心经营写下的这十四首诗，确是文彩斐然，不愧佳作。太炎说他最长五古，律诗少逊，七言尤次。这十四首全是七言律，却写得着实不差。象“拂袖行吟归去来，草堂猿鹤莫相猜。云霄自愧无修翮，雨露谁为弃不材。”“十年小草溷风尘，五斗于人太苦辛。削木为鸢应是幻，以蕉覆鹿定何真。”“腐草为萤难自照，长霄与鸟幸高飞，人生岂必皆朱<SPS=1389>，下泽乌犍策亦肥。”这些句子，确是深合还山诗的要求的。虽有怨气，但却不多。又如“星占处士山中卧，影弄婴儿世上名。但使榆关销战斗，何妨花坞有深耕。”就是在说，虽已解组归来，也还惦记着东方的边患，立意也是极好的。不过要想完全掩却胸中的心事，到底不容易。“圣世何尝分蜀洛，野心长此托巢由。”“宦海惊涛迷象马，名场孤注夺枭卢。”“任有网罗及鸿渚，谁将柯斧指龟山。”这些，就并不隐讳地揭出了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和“还山”的真正原因。阮大<SPS=1764>万历丙辰科中会试，不久居忧还里。同乡左光斗是一位谠直敢言的御史，一直是大<SPS=1764>倚以自重的朋友，也是他接近东林的关系人。天启甲子，吏科都给事中出缺，左光斗通知大<SPS=1764>来京递补。但因东林人物意见不一而未能如愿。这时阮大<SPS=1764>立即转而投靠魏忠贤，终于达到了目的。但只一月，就告归“还山”了。这是他背叛东林投奔阉党的开始。

　　明白了这背景，再来读“还山诗”时就可以领会得另一番滋味。他“还山”之时，曾对亲近的朋友咬牙切齿地说，“我犹善归，未知左氏何如耳。”果然，第二年左光斗就和高攀龙、杨涟等一起下狱论死了。他们都是反对大<SPS=1764>出任吏科都给事中的。

　　阮大<SPS=1764>这时又回到北京任太常少卿。但几个月以后，又自请“还山”了。这回告退的原因是看出魏忠贤的日子不长了。他每次到忠贤那里去献殷勤，总要用“重赂”向门房买回名刺。这样后来追查阉党余孽时，并抓不到他任何白纸黑字的把柄，这一手实在“高明”，是古今同类“英雄”万万不及的。

　　崇祯改元，大<SPS=1764>在家里准备了两本奏章。一通专劾崔、魏；另一通则分前后两个阶段指出东林、阉党各有应负的政治责任，一并送到北京杨维垣处，请他看准气候选一本上奏。这一手也是新鲜的创造，为前史所未有。大<SPS=1764>以光禄卿三上京华，大约也只几个月，又被劾罢官。第二年定了“逆案”，十七年中一直不得翻身。

　　十七年中，阮大<SPS=1764>先是住在故乡安徽，后来农民起义军打了过来，就逃往南京。游山玩水，作诗，娶妾，拍曲，演戏，同和尚相与，集子里留下的是晚明士绅“风雅”生活的写照。来往得最多的是会试同年此刻丢了官在金陵闲住的马士英，此外还有许多名士，贵官。阮大<SPS=1764>在诗里有不少“谈兵夜雨青油幕，买笑春风锦瑟房”一类的句子，说明他念念不忘以“边才”起用。当时边患、“内乱”如火燎原，许多人都以此“起废”了，这就是他忽然热中于谈兵说剑的真正原因。“丙子诗”下有“岁晏柬南高同卿”诗：

　　离居何必赋招魂，农圃如今道亦尊。鸡肋久捐尘外梦，鸱夷况有眼前樽。一林明月碧如此，六代寒山青不言。多少军烽连野哭，牛衣飒沓亦君恩。

　　诗确是写得漂亮，也并不脱离现实，但什么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呢？另一首《张金吾以书见讯赋答》就说得明白多了。

　　“人事已如此，安危仗有天。谁移元<SPS=1286>碣，一为勒燕然。谣诼<SPS=1225>夔窘，凭陵蜀洛坚。不然边徼火，何以烛甘泉。”

　　在无可奈何之中，阮大<SPS=1764>将国事之坏完全归罪于东林的门户之见。他想翻案，想“立功”。十七年中，几乎没有片刻放弃过这种意念。可以说，“南都防乱公揭”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

　　阮大<SPS=1764>和周延儒是旧友，《戊寅诗》下有“寿周相国挹斋五十”诗两律。《辛巳诗》上又有“送周相国挹斋入京”六律，都是逢迎拍马之作，读了会使人肌肤起粟的，不过这中间自有一段故事。

　　崇祯十四年，在籍的周延儒被召再度出任首辅。许多晚明野史都说这是复社党魁张溥活动的结果。花村看行侍者《谈往》“宜兴再召”说，“宜兴再召，通内而贽币帛者，别有大力出资而任支费，霞城贺氏与虞氏侯氏两家，又奔走而灵线索，庶常张博天如、祠祭主事吴昌时来之也。擘画两年，征召之<SPS=1379>始下。”《霜<SPS=0777>集》诗注说，“无何，太仓张博为门户计，鸠金赂要津，宜兴得再召。”孟心史校记云，一本“鸠金下有二十万两四字”。又说，“所谓要津，宦官宫妾而已。假吴昌时以通内，遂得奄人为内主，而绣鞋得附田妃之足矣。”这二十万两活动费，采用的是股份有限公司的筹款法，有的野史说股东之一就正是阮大<SPS=1764>。大<SPS=1764>送延儒入京诗第五首说，

　　逋客冥冥息影深，宁忧缯缴到长林。所虞朝著多坚垒，勿恤神州有陆沉。随地孤寒为引手，何人吐握不归心。期公尽洗荆榛劫，剩得青山与向禽。

　　这里盼望延儒为自己翻案并起废的意思是刻露的。《阮大<SPS=1764>本末小记》说，

　　“宜兴相公周延儒，为髫年昵友。既回籍，大<SPS=1764>时过其家。延儒与约曰，‘倘得再出，必起君’。崇祯十四年，延儒再召。大<SPS=1764>遣候，以金杯为寿曰，‘息壤在彼。’延儒召其使前，举杯<SPS=2257>者三，仍令持归，语使曰，‘饮此如与尔主面谈矣。旧约不忘。但今兹之出，实由东林，先与我约法三章，第一义即尔主也。归语尔主，倘意中有所为一人交者，当用为督抚，侯其以边才转荐，我相几图之，必得当以报耳。’使归，大<SPS=1764>以为无<SPS=1665>马士英者，遂以士英请。延儒入，即拔士英为凤督。”这就是马士英起用的经过，自然也就是弘光一局马阮合作的张本。

　　阉党冯铨也是阮大<SPS=1764>的密友。张岱《石匮书后集》《马阮列传》说，

　　“(大<SPS=1764>)与涿州冯铨称莫逆，醵多金力图翻案。特以先帝蓄怒党人，坚执不允。家居以诗酒自娱，多作传奇，寓言解嘲。”

　　利用戏剧进行政治宣传，应该说也是阮大<SPS=1764>的一种“创造”，他是早于康生三百多年，就发现了这个秘密的。据吴瞿庵跋大<SPS=1764>《双金榜》说，

　　“按圆海曾列籍东林，为高攀龙弟子。后附魏党，为刘蕺山(宗周)所劾。魏败，坐逆案削职。此词当是坐废时作。记中皇甫敦又名黄辅登，攀附登龙，义取暗射，即指高攀龙。孝标隐刘字，即指蕺山。孝绪为阮，即以自指。以东洛喻东林，以东粤喻东厂，入粤后屡言番鬼，番鬼者魏也。<SPS=0023>飞窃珠，亦窥窃神器之意。‘迕讦’一折，意谓己与蕺山同属攀龙门下，不宜相煎太急。通番一案，即言逆案。总不外自表无罪，乞怜清流之意。”这里所说颇有些“索隐派”的气味，不过也并非毫无影响。因为在晚明运用戏曲进行政治斗争甚至私人攻讦的风气是颇盛的，张秋水所讲《绿牡丹》(不是“粲花轩”本)的故事就是好例。阮大<SPS=1764>的另一本传奇《牟尼合》，董康曾据明刻复刻行世。后来王孝慈又收得明末刻本，发现《伶<SPS=2247>》一折两本内容不同。董本的内容是程咬金、秦叔宝庆贺尉迟敬德生辰；王本则是内官牛承恩等庆贺旧内史裴寂生日。王氏的判断是，

　　“是时南都久忘国耻，每耽戏剧。阮制诸曲，固以之自娱，亦兼以媚诸貂<SPS=0844>。……当时即刊有两种曲本，故此本独为白皮纸精印，所以媚宦官者至矣。其程秦本则以之宴清流及诸士人，显有不同。”

　　这不只是版本学上的一种故实，也说明阮大<SPS=1764>在以戏曲为政治服务时会玩出怎样奇特的花样。这是过去的戏曲史研究者所没有注意到的。王渔洋说阮大<SPS=1764>曾用绫绢朱丝阑精写《燕子笺》送给弘光帝，野史又曾记阮大<SPS=1764>降清后在营中为清军将领唱曲，“即起执板，顿足而唱，以侑诸公酒。诸公北人，不省吴音，乃改唱弋阳腔，始点头称善。皆叹曰，‘阮公真才子也’。”从新主子口中获得“才子”的称赞，大概是曾使阮胡子为之欢欣鼓舞的吧。

　　现存阮大<SPS=1764>的编年诗集，只到崇祯十四年辛巳为止。这以后的几年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期，忙是比过去忙得多了，但诗总还是作的吧。也许不等编好、付雕，清兵就已渡江，终于来不及出版。果真如此，那可是太可惜了。

　　我们虽然不能读到阮大<SPS=1764>辛巳以后的诗，却能从野史中知道他的许多故事。应该说，用行动为自己勾勒出的脸谱，其真实、生动就绝非没有“达诂”的诗所能及。在弘光一局中阮大<SPS=1764>的种种表演是人们熟知的；后来摇身一变，以“才子”的身份，归顺大清，直至“为王前驱”，死于仙霞岭上。这许多，钱秉镫曾据当年目击者的口述，写入《阮大<SPS=1764>本末小纪》，附于《所知录》之末。这是极有益的野史，能找到原书的读者都应该好好读一下。

　　四十五年前鲁迅说过，“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这里不但指出了鉴别古今一切人物的好方法，也是坚定信心鼓舞斗志的有效的手段。是我们应该牢牢记住的。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课文背景

鲁迅（1881-1936）

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和新文学运动的奠基人。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青年时代受进化论思想影响。

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学医，后从事文艺等工作，企图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9年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

1918年5月，首次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对人吃人的制度进行猛烈，地揭露和抨击，奠定了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的工作，站在反帝反封的新文化运动的最前列，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

1918-1926年间，陆续创作出版了《呐喊》、《坟》、《热风》、《彷徨》、《野草》、《朝花夕拾》、《华盖集》、《华盖集续编》等专集，表现出爱国主义和彻底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特色。其中，1921年12月发表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品之一。1926年8月，因支持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为反动当局所通辑，南下到厦门大学任教。1927年1月到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在中山大学任教。"四一二"事变以后，愤而辞去中山大学的一切职务。其间，目睹青年中也有不革命和反革命者，受到深刻影响，彻底放弃了进化论幻想。1927年10月到达上海。

1930年起，鲁迅先后参加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不顾国民党政府的种种迫害，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运动。1936年初"左联"解散后，积极参加文学界和文化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1927-1936，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大部分作品和大量的杂文，这些作品收录在《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等专集中。鲁迅的一生，对中国的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领导和支持了"未名社"、"朝花社"等进步的文学团体；主编了《国民新报副刊》、《莽原》、《奔流》、《萌芽》、《译文》等文艺期刊；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的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的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了大量古典文学，批判地继承了祖国古代文化遗产，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等。

1936年10月19日病逝于上海。

老照片之--鲁迅在中山大学

1926年秋，原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郭沫若随军北伐，中共广东区委员书记陈延年提议中山大学中共组织，要求校方邀请正在厦门大学的鲁迅到中山大学任教。鲁迅接到邀请电后，复电同意赴粤。中山大学、中共广东区委学委副书记毕磊和中山大学党支部书记徐文雅受命公开出面与鲁迅联系。

鲁迅是1926年8月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没多久，他感到厦门和仍受军阀统治的北京一样“不干净”，是一个没有希望的地方，因此，欣然接受了中山大学的邀请。他给许广平的信说到“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鲁迅和许广平相识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从通信到交流思想中萌发友谊，在1925年正式确立了爱情关系。许广平本是广州人，在北京女师大毕业后回广州任教，后被迫辞职，进了被称为“左派学校”的中山大学任助教。鲁迅接到许广平的信，告以右派势力在广州也很嚣张，进步势力遭到排挤。鲁迅在船上的回信是：“小小的颠簸自然是有的，不过这在海上就算不得颠簸；海上的风涛要比这险恶得多。”

1927年1月18日鲁迅到达广州后，就任中大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消息传开后，来访者络绎不绝，他开始与各方面人物接触。毕磊以中大学生代表身份上门拜访将中共刊物《向导》、《人民周刊》和共青团刊物《少年先锋》送给他，鲁迅热情地接待了进步学生。鲁迅拒绝了学校当局的欢迎会，却在1月25日下午在毕磊的陪同下，出席了中大学生会为他举行的欢迎会，受到热烈的欢迎。中大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朱家骅也以学校当局身份上台致欢迎词，说了几句奉承的话。鲁迅在演讲中说：“刚才朱先生说我革命家、是战士，我认为是其实不是的。朱先生那一套我不承认。”“如果我是革命家、是战士，就不应该到广东来了，应在北京或厦门与恶势九斗争，我为什么要来这里呢？因为这里是‘革命的策源地’，听说广东是可怕的地方，并且赤化了！”鲁迅说他在广东只见到街上不少标语，并没有看见什么可怕的东西，又语气双关地说：“按照我的眼睛看来，广东比起旧社会，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形。我觉得像红布标语中写的白字那样，‘红中夹白’，我感到对革命有点不放心！”

鲁迅在广州度过了农历新年，领略了南国风光，观赏了除夕花市，对国民党达官贵人的宴请请帖，一律写下“概不赴宴”退回。对报上借他来穗之题发表的各种文章，一概保持沉默，别有用心的记者邀他对广州的缺点加以“激烈的攻击”，鲁迅冷淡地答以“还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经革命，觉得无甚可以攻击之处”，由此又招来“老朽”之类的谩骂。鲁迅并未还手，他将全部精力贯注到准备开课的教学事务上，表示要对中山大学“尽一点力”，把“中大的文科办得像样”，出考试题，编排工作时间表，发通知书、计分、放榜，样样自己动手，忙个不停。还曾应香港进步青年邀请，赴港发表了《无声的中国》和《老调子已经唱完》的两场演讲，许广平担任了他的广州话翻译。对于广州的政治形势，他已看出“深绿和深红”的复杂性，他在冷眼观察，用许广平的话来说，“他是要找寻敌人的，他是要看见压迫的降临的，他是要抚摩创口的血痕的。等着终竟到来的机会”。在此期间，他在中大社会科学研究会发表演讲，说出了担忧：“广州的人民并无没力量，所以这里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

3月1日，中山大学举行开学典礼。鲁迅应邀即席发表了《读书与革命》的讲话，他说：“对于军阀，已有黄埔军官学校的同学去攻击他，打倒他了。但对于一切旧制度、宗法社会的旧习惯、封建社会的旧思想，还没有人向他们开火！”“中山大学的青年学生，应该以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他们进攻--这是中大青年的责任。”3月间，他与陈延年还有一次秘密会唔。

4月8日，他应邀到了黄埔军校，发表了《革命时代的文学》的演讲，说：“中国现在的社会情状，只有实地的革命战争，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他“仿佛觉得大炮的声音或比文学的声音要好听得多似的”。鲁迅对广州的饮食、文化市场常有接触，颇有好感。他给友人的信中提到广州的“食物虽较贵而质料殊佳”。据《鲁迅日记》和《鲁迅书信集》列出他在广州的9个月光顾过的茶室酒楼就有 20多家。为了给爱读新书的进步青年提供条件，他和孙伏园在广州芳草街租了几间空房，开了一间北新书屋。从3月25日到8月15日，这里自成了鲁迅和爱好文学的青年见面、谈论文学的一个去处。鲁迅辞去中山大学职务不久，书店也停业了，剩书廉价让给共和书局。移交时，鲁迅动手包装、搬运，自掏腰包付清停业结欠的80元。然后，还兴致勃勃地请那几位帮忙的青年去“妙奇香”茶楼吃饭。这位导师兼“老板”亲自提壶酌酒，谈笑风生，场面热闹，旁人还以为是祝捷宴。

北伐节节取胜，4月10日，鲁迅在白云楼寓所听到广州民众上街游行，庆祝北伐军攻克上海南京的欢呼声，写下了《庆祝宁沪克复的那一边》一文，他敏锐地提到“庆祝，讴歌，陶醉着革命的人们多，好自然是好的，但有时也会使革命精神转成浮滑”。他直言告诫，要防止“革命精神从浮滑，稀薄，以至于消亡，再下去是复旧”。鲁迅的预言，为两天后的上海“四·一二政变和5天后广州“四·一五”政变所证实。事变中，中山大学遭到大搜捕。下午，鲁迅冒着狂风暴雨，赶回中大出席各系主任参加的紧急会议。在会中他提议，要求当局不要再来继续搜查，还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朱家骅压制说：“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国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议。”鲁迅单刀直入：“试问朱先生，被抓去的学生都犯了什么罪？”朱家骅支吾说：“不清楚”。鲁迅语锋犀利地责问，“既然不清楚，为什么要在座的诸位都要服从他们的决定呢？”会议作不出决定，鲁迅愤怒退席。他奔走营救学生，捐款慰问被捕学生。然而，中山大学图书馆前贴出开除数百名学生学籍和教职员公职的布告。鲁迅以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表示抗议。学校当局还想利用他的声望装饰门面，都被鲁迅拒绝。中大当局拉不来鲁迅，翻脸将接近过鲁迅的人都说成“鲁迅派”或“语丝派”，用尽手段孤立鲁迅。鲁迅看穿了反动派罗织罪名的伎俩，坚持继续留在广州从事创作和翻译，他说：“倘我一出中山大学即离广州，我想是要被排进去的。”来访的青年朋友恳切地劝他到别的地方去，鲁迅说：“他们不是造谣说我已逃走了，逃到汉口去了吗？现在到处都是乌鸦一般黑，我就不走，也不能走。倘一走，岂不正好给他们造谣？”他在白云楼内的灯光下编完《唐宋传奇集》，在题记中悼念被杀害的革命青年。

7月16日，鲁迅在许广平陪同下，到知用中学作《读书杂谈》讲演，他告诫中学生，必须“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必须和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7月23日，在广州市教育局主办的夏期学术演讲会上，他作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演讲。他说到司马懿加罪对手的手法，掉转话锋，说譬如反对革命的军阀，在革命势力大起来时，挂起青天白日旗，还要做总理纪念周，真的“三民主义”信徒不去就要被说成反对“三民主义”模样，巧妙地抨击了反革命两面派。 9月27日，鲁迅和许广平登上“山东”号轮船，离开广州去上海。

在广州，鲁迅度过8个月零9天，他在复杂的环境中笔耕不辍，编辑了旧作《野草》、《朝花夕拾》，续译《小约翰》，创作了《故事新编》中的《铸剑》，编录《唐宋传奇集》等，写了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自古文字起源至汉司马迁的10篇。更写了一批杂文，辑成《而已集》，记录着他在广州期间的足迹和思想转变的过程，《而已集》的题辞，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在广州的这段经历史意义的小结：这半年我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泪揩了，血消了；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用钢刀的，用软刀的；然而我只有“杂感”而已。连“杂感”也被“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时，我于是只有“而已”而已！

鲁迅的幼时家庭背景

出生日期：1881年九月二十五日（农历八月初三）

出生地：生于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鲁迅原名周树人，字豫才，小名樟寿，至三十八岁，始用鲁迅为笔名。

祖父周福清（1837一1904），翰林院庶吉士，曾任江西金欲县知事，此时正在北京任内阁中书。

父亲周伯宜（1860一1896），秀才，闲居在家。

母亲鲁瑞（1857一1943）思想颇为开通，出身于绍共近郊安桥头一户官宦人家，没念过书，但以自修得到能够看书的学力。

家庭：

在绍兴，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做官经商且都不说，单是人丁的繁衍，就相当可观，所以到鲁迅出世的时候，周家已经分居三处，彼此照应，俨然是大户了。鲁迅的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成为标准的京官。绍兴城并不大，像周介孚这样既是翰林，又做京官的人，自然能赢得一般市民的敬畏。周家门上那一?quot;钦点""翰林"的横匾，正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的特殊地位。鲁迅真是幸运，他的人生长途的起点，就设在这样一处似乎距乐园相当近便的地方。

这就使鲁迅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条件。家里四五十亩水田，就是周介率不从北京汇一文钱回来，日常生计总是绰绰有余，足以将贫困从他身边赶得远远的。周家是讲究读书的，周介率甚至有过让儿孙一起考取翰林，在门上悬一?quot;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的雄心，那种书香人家的气氛，自然相当浓厚，鲁迅家中有两只大书箱，从《十三经注疏》和《四史》，到《王阳明全集》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从《古文析义》和《唐诗叩弹集》，到科举专用的《经策统纂》，甚至《三国演义》和《封神榜》那样的小说，都挤挤地堆在其中，不但自己家里有书，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从画着插图的《花镜》，到描写少男少女的《红楼梦》，几乎什么都有。

一次，一位亲戚甚至允许鲁迅到一间堆满杂书的小屋于里自由翻拣，他推开那房门的一刹那间，脸上的表情会是多么惊喜！从六岁开始，鲁迅就开蒙读书，先是随本家亲戚学，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论语》、《孟子》……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尔雅直音》，也在塾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自然，要他自己说，一定不觉得这样读书有什么快乐，但是，一个小孩子初生人世，不愁吃穿，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有傅学的老师指点，能够日日读书，还能用压岁钱自己买喜欢的书来读，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的条件了。

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独多那种粗暴专横，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倘遇上这样的父母，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鲁迅的运气如何呢？周介孚虽然脾气暴躁，有时候要打骂孩子，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通。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就读四书五经，叫一个六岁的孩子天天去念"学而时习之"，他会多么痛苦？周介孚却不这样，他让鲁迅先读历史，从《鉴略》开始，然后是《诗经》，再然后是《西游记》，都是选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即使读唐诗，也是先选白居易那些比较浅直的诗，然后再读李自和杜甫，这就大大减轻了鲁迅开蒙的苦闷。祖母更是特别疼爱他，每每在夏天的夜晚，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板桌上，摇着芭蕉扇，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什么猫是老虎的师父啦，什么许仙救白蛇啦，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鲁迅的父亲周伯宜，神态一本正经，却比祖父更为温和。他家教虽严，却从不打小孩子。鲁迅在《朝花夕拾》的那一篇《五猖会》中，记过他一件事，就是在小鲁迅那样快乐的时刻，偏偏逼他去背书。可实际上，周伯宜平时对儿子们的读书，监督得并不紧。在日常管教上，更常常很宽容。有一次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花经》，被周伯宜发现了，他们又害怕又绝望，因为这是属于闲书，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糟了，这下子肯定要没收了！"谁料周伯宜翻了几页，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使他们喜出望外，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再不用提心吊胆，像做贼似的。至于母亲鲁瑞，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几个孩子当中，她最喜欢的就是鲁迅。从人情来讲，父母总是爱子女的，可由于中国人祖传的陋习，这种父母之爱竟常常会演化成对幼小心灵的严酷的摧残。当然不能说鲁迅就没有遭过这样的摧残，他后来会写《五猖会》，就说明内心也有深刻的伤痕。但总的来说，他还是相当幸运的，至少在童年，他经常都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

鲁迅的中文藏书

王稼句

鲁迅先生读些什么书，又买些什么书，向为读书人所关心，孙犁老人说，他当年就是根据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去找读，去采买，以丰富自己的庋藏。我除了鲁迅的“书账”之外，经常读读的，是《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这是北京鲁迅博物馆在1957年7月编印的内部资料，共三册，第一册是手迹目录，第二册是中文藏书目录，第三册是外文藏书目录。我读的，当然是第二册与第三册。第三册，不过是看看鲁迅在于美术方面的兴趣。日本印的画册非常精美，鲁迅是着意收罗的，如颇为著名的《世界美术全集》、《世界裸体美术全集》、《玩具丛书》、《乡土玩具集》等，但由于我不识日文，只能是揣摸着读读而已。于第二册的中文藏书目录，倒是认真去读的。这份目录分三个部分，即线装、平装、期刊。据编者统计，线装书有930种，7579册，又未订之散页490页；平装书有797种，965册；期刊有218种。

我未将它与鲁迅日记中的“书账”对照过，但可以肯定地说，这是鲁迅中文藏书的大部。

在鲁迅的中文藏书中，线装古籍占了很大比例，经史子集的常见书，基本完备，其中尤以杂史、杂家、艺术、小说、总集为多，另外有80多部完整的丛书，有《汉魏丛书》、《儒学警悟》、《顾氏文房小说》、《说郛》、《津逮丛书》、《稗海》、《雅雨堂丛书》、《知不足斋丛书》、《十万卷楼丛书》、《仰视千七百二十九鹤斋丛书》、《观古堂汇刻书》、《双梅景丛书》、《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纪录汇编》等杂丛类丛书60余部；有《石林遗著》、《少室山房笔丛》、《巾箱小品》、《张南山先生全集》、《观古堂所著书》等自著类丛书20余部；又有《绍兴先正遗书》、《台州丛书》等郡邑类丛书。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的藏书以实用为目的，大都是当时流行的版本，没有什么宋版元椠。景宋女士在《北行观感》之四《藏书一瞥》里这样写道：“国学方面各种类书、丛书也占了一些地位，但似乎并没有什么难得的海内孤本，不知是原来没有呢？还是偶有一二亦不能保。或则因为鲁迅先生平时对于善本、珍本的购买力未必很多，而他的记忆强和图书馆的徘徊恐怕对于他更易借助。”然而在他感兴趣的方面，想要去研究的题目，版本则搜罗得较多，比如阮籍，他便有明刻本《阮嗣宗集》三种，另有张溥评本《阮步兵集》等；再如嵇康，鲁迅曾做过《嵇康集》的校点，藏有明人汪士贤校刊本《嵇中散集》两部，其中一部有鲁迅用石朱笔做的校勘，另外还有一部《四部丛刊初编》本的《嵇中散集》，上面有台静农过录的石朱笔校勘批注。

鲁迅于自藏线装书，十分爱惜，有的在第一册加盖一印外，一般没有其他藏书印记，鲁迅的用印有“鲁迅”、“会稽周氏”、“会稽周氏收藏”、“周氏”，一般也不作题跋眉批。凡有缺本的，他还补抄成全帙，如《罗氏群书》共有十册，其中缺了两册，鲁迅便手抄两册补全，并手抄全书目录一页，置于卷首。

至于平装本的中文书，鲁迅花钱买的不多，不少是出版社和著译者的赠送。当时与他有关系的，如北新书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等，都将一些新印的书赠送给他。著译者赠送的，包括像胡适、林语堂、顾颉刚、章衣萍等人，也都将自己的书题字签名送给鲁迅，如今浏览，确乎能略略感受到那时文坛气候的冷暖。

在那次应《京报副刊》征求“青年必读书”时，鲁迅说：“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其实“中国书”，特别是古典的“中国书”，鲁迅藏得最多，读得也是最多，这篇《青年必读书》，不过是他借题发挥的一篇杂感而已。

鲁迅曾拒绝诺贝尔奖提名

鲁迅是第一位受外国人关注并有可能获得诺贝尔获提名的中国作家。

1927年，来自诺贝尔故乡的探测学家斯文海定到我国考察时，在上海了解了鲁迅的文学成就以及他在中国文学上的巨大影响。这位爱好文学的瑞典人，与刘半农商量，准备推荐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托鲁迅的好友台静农去信征询鲁迅的意见。鲁迅婉言谢绝了。他回信说：

静农兄弟：

九月十七日来信收到了，请你转告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们得不到。你看我译的那本《小约翰》，我哪里做得出来，然而这作者就没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的，是我是中国人，靠着“中国”两个字罢，那么，与陈焕章在美国做《孔门理财学》而得博士无异了，自己也觉得可笑。

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瑞典最好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鲁迅写这封信的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学经过风风火火的10年之后，其时中国文坛上出现了许多卓有成就的作家，当然包括鲁迅本人。但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理性主义者，尽管新文学在最初十年取得了瞩目的成就，他仍能看出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差距，对中国新文学的实绩作出了客观的评价。

我们从鲁迅的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其一，鲁迅认为诺贝尔文学奖是高水平的奖项，在没有实力竞争的时候侥幸得到它，名实不符，不利于文学扎扎实实的发展，反而会掩盖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其二，鲁迅以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为标尺，意识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距离。强调这种距离，不是妄自菲薄，而是为了使中国文学能更好地向前发展。其三，鲁迅对诺贝尔文学奖保持一种平常心态。鲁迅看到世界优秀作家极多，而诺贝尔文学奖不可能把每位作家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僧多粥少，不必为此计较。

我想，鲁迅先生60多年前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态度，也是我们应该持有的态度。

鉴于过去我们对鲁迅与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有些误解，我们想在此多说几句。

一个典型的观点曾经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认为鲁迅获得了提名，但遭鲁迅拒绝，因为他不愿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政府增添光彩。这种将事件政治化的解释，虽然具有激进色彩，拔高了鲁迅，但与实际情况不相符。

首先，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操作程序就会知道，提名和获奖两者之间不能划等号，从提名到获奖有许多路要走，有的由提名到获奖中间长达二十余年，有的作家每年都获得提名，但终其一生亦未能获得评委的垂青。很少有一次获得提名便获得通过的。

其次，我们来一个假设，如果1927年鲁迅先生没有拒绝提名的话，能否在这一年摘取桂冠呢？可以看看1927年的评奖经历。这一年，评奖竞争非常激烈，进入候选人名单被淘汰的作家，竟有36人之多，这其中还包括托马斯·曼和高尔基这样屡获提名的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同时，法国一批有影响的学者推荐了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柏格森。这种推荐的号召力是不言自明的。如果把鲁迅和这些作家相比，他创作的数量或许还略嫌轻了些。

袁克定书法

袁克定，袁世凯之长子；学识渊博，精通英语、德语；善狂草、篆隶，也能作画。

其书法作品，当前市场价位不低，例如：

“北京翰海”2008-04-19拍品号0877，袁克定《书法对联》（145×36cm×2），成交价RMB 22400元。折合单价为2400元/平尺。

关于鲁迅的传记

　　鲁迅

　　[鲁迅先生生平简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