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素称天险，系水战用兵之所。
但在倚赖风水人力为动力的古代，占据上游和下游的兵家，其战略态势是有所不同的。
居上流者因有顺水之便，扬帆下驶，十分迅捷；且古代水战，除矢石外，拍竿、冲撞、接舷是交战的主旋律，而居上水的一方在这样的战斗中往往很占便宜，胜多而负少。
是以长江沿线割据政权间的水战，往往上游获胜；而南北对峙时，北方常常需要先占上游而后东下，否则不易成功。
历史上晋灭吴、隋灭陈、李靖可萧铣都都是先攻占上游巴蜀或荆襄，而后顺流东下；而曹操父子两次直接由淮南渡江，都无功而返。
因此元攻南宋时，不惜作取川滇和荆襄两次长途迂回，控制襄阳后才浮江东下，直取临安。
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春秋时吴楚之争，相对不善水战的楚军却总是顺江而下，如前571年，子重攻吴，破鸠兹（今芜湖东）至衡山（今高淳石臼湖北）；前548年屈建沿江而下灭舒鸠；前538年，楚攻吴破朱方（今镇江）等都如此，且往往克捷。
而吴人却不能逆流仰争，直到楚国亡臣巫臣教吴国以车战，使其可以陆战远征后，吴国才有了反击的手段，即舍水就陆，从两淮奔袭楚都。
于是我们便看到比楚国更长于水战的吴国一次次舍长用短，远攻徐、房钟（今蒙城）、潜（今霍山）等地，从大别山一带迂回，并最终沿这条路线“七战入郢”，攻克了楚国都城。
当然吴人并不甘于完全弃水战之长，但沿江上攻的战果却很不理想，前525年长岸（今裕溪口）一役甚至丢失了“余皇”王舟，此后只能更加坚定了走迂回之路。
不过水运补给的确方便，舍之可惜，吴人乃开鸿沟通于淮，以利运粮。
后来勾践灭吴，迁都于临沂，此举被诸侯视作决心争霸的信号，也在于其敢于远离水滨而立业。
反观三国孙吴，虽然立坞濡须，却终不敢舍舟过远，更不能远出两淮，始终不能构成对中原的重大威胁。
上游舟师也非全无短处，如果舟师太速，两岸陆军配合不及，一旦水师深入受挫，或根本有失，重舟逆水，撤退将十分艰难。
刘备伐吴时黄权便试图以此劝阻，南朝梁武陵王从四川东下争江陵，北周趁机袭取西川，其便阻于逆水，无法及时回救，终致覆没。
上游水小，战船往往也较小，有时不敌下游大船。
但自王浚、杨素等“连舟为舰”后，这一装备差距便相对不再十分明显了。
如果下游立足于骚扰游击，则进军时逆水而持重，一遇强敌，轻舟顺水，撤退十分迅速，往往令上游大感头疼。
楚国曾经被越国以此弄得不得安宁。
后来公输班发明钩拒，可钩住敌船不令撤退，楚军才得以捕捉并消灭越军主力，并最终灭越。
下游抵御上游，必须控扼几处峡口，如宜昌、江陵、田家镇、老鼠峡、采石、八卦洲等，往往夹岸依山立垒，辅以木排铁索封锁江面。
但如果两岸陆师不能坚守山垒，仅靠江中的防线是很难抵御顺流而下的敌船，从而避免“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的结局的。
上游虽形胜，然必须审时度势，具体分析。
梁元帝出于“形胜”考虑迁都江陵，却忽视了更上游的四川先后为政敌武陵王和敌国北周占据，北方不远又有另一政敌河间王觊觎，南方割据也远未平复，所谓上游的优势此时反倒成为劣势，结果果然立都两年便城破身死。
同样，自恃上流的关羽也因轻敌，沿江设烽，倾巢远出河南，结果被吕蒙白衣袭取烽火台，关羽情报迟缓，终于失去荆州。
随着时代的进步，江流的作用也在不断弱化。
萌于晚唐而大兴于两宋的“轮船”，上下水行驶如一，便已大大平衡了上下游水军的优劣态势；迨火轮船兴起，则坚船利炮，鼓行而西，再无窒碍，令国人深痛至今[转自铁血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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