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以散文著称的八位文学家的合称，而李白是诗仙。
唐宋八大家，又称唐宋古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韩愈，柳宗元和宋代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欧阳修八位散文家的合称。
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的代表人物。
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
明初朱右选韩、柳等人文为《八先生文集》，遂起用八家之名，实始于此。
明中叶唐顺之所纂《文编》中，唐宋文也仅取八家。
明末茅坤承二人之说，选辑了《唐宋八大家文钞》共164卷，此书在旧时流传甚广，“唐宋八大家”之名也随之流行。
自明人标举唐宋八家后，治古文者皆以八家为宗。
通行《唐宋八大家文钞》164卷，有明万历刻本及清代书坊刻本。
清代魏源有《纂评唐宋八大家文读本》8卷。
韩愈
韩愈，贞元八年（七九二年）进士，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唐宪宗时，曾随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镇之乱。
在刑部侍郎任上，他上疏谏迎佛骨，触怒了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
后于穆宗时，召为国子监祭酒，历任京兆尹及兵部、吏部侍郎。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诗人。
他和柳宗元政见很不和，但并未影响他们共同携手倡导古文运动。
他们反对过分追求形式的骈文，提倡散文，强调文章内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曾经因为进言佛骨一事，被贬袁州，即今江西宜春。
任职袁州期间，韩愈政绩卓越，并且培养了当时江西省的第一个状元。
现宜春秀江中有一沙洲，名为状元洲，传说就是当年学子读书之处。
宜春城中最高山头建有状元楼，宜春市区有昌黎路，都是为了纪念韩愈的特别功绩。
韩愈时代的诗坛，已开始突破了大历诗人的狭小天地。
韩愈更是别开生面，也创建了一个新的诗歌流派。
他善于用强健而有力的笔触，驱使纵横磅礴的气势，夹杂着恢奇诡谲的情趣，给诗思渲染上一层浓郁瑰丽的色彩，造成奔雷掣电的壮观。
另外韩诗在艺术上有“以文为诗”的特点，对后世亦有不小的影响。
当然韩诗中也有追求怪诞诡谲的游戏文字，是不足取的。
著名作品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师说》等。
更有《祭十二郎文》传世，与欧阳修的《陇冈阡表》以及清代袁枚的《祭妹文》并称中国古代三大祭文。
艺术风格
韩愈被列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又将他与杜甫并提，有“杜诗韩笔”之美称。
他的散文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
其赋、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
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篇和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
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
其中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许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
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序》，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
学习《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清河张君墓志铭》、《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等。
为友情深厚的文学家而作，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等。
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也有一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
柳宗元
柳宗元的骚赋成就极高。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
”此论相当中肯。
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
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
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
《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户乙）。
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
”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
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惩咎赋》、《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均用《离骚》《九章》体式。
或直抒胸臆，或借古自伤，或寓言寄讽，幽思苦语，深得屈骚精髓。
《晋问》两巨篇，则为另一种类型，形式仿照《天问》《七发》，造语奇特深奥。
此外，柳集中也有不少有关佛教的碑、铭、记、序、诗歌等作品，对禅宗、天台宗、律宗等学说有所涉及。
政治、哲学思想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
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
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
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
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
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
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艺术风格
柳宗元是思想深邃的哲学家、文学家，他重视文章的内容，主张文以明道，为“道”应于国于民有利，切实可行。
他注重文学的社会能，强调文须有益于世。
他提倡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指出写作必须持认真严肃的态度，强调作家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他推崇先秦两汉文章，提出要向儒家经典及《庄子》、《老子》、《离骚》、《史记》等学习借鉴，博观约取，以为我用，但又不能厚古薄今。
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骈文有近百篇，不脱唐骈文习气，但也有像《南霁云睢阳庙碑》那样的佳作。
古文大致为5类：①论说。
包括哲学、政论等文及以议论为主的杂文。
笔锋犀利，论证精确。
《天说》为哲学论文代表作。
《封建论》、《断刑论》为长篇和中篇政论代表作。
苏轼
苏轼的文学观点和欧阳修一脉相承，但更强调文学的独创性、表现力和艺术价值。
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他认为作文应达到“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
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的艺术境界。
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
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
释德洪《跋东坡（左忄右允）池录》说：“其文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
苏轼的散文与韩愈并称“韩潮苏海”，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宋代散文最高成就的代表。
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和张耒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
故称苏门四学士。
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燮星期《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
”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
……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为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
”其诗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
少数诗篇也能反映民间疾苦，指责统治者的奢侈骄纵。
词开豪放一派，对后代很有影响。
《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丙辰中秋》传诵甚广。
诗文有《东坡七集》等。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苏轼在中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名作有《念奴娇》、《水调歌头》等，开豪放词派的先河，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刘辰翁在《辛稼轩词序》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
苏轼还擅长行、楷书，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
他曾遍学晋、唐、五代名家，得力于王僧虔、李邕、徐浩、颜真卿、杨凝式，而自成一家，自创新意。
用笔丰腴跌宕，有天真烂漫之趣.。
自云：“我书造意本无法”；又云：“自出新意，不践古人。
”黄庭坚说他：“早年用笔精到，不及老大渐近自然”；又云：“到黄州后掣笔极有力。
”晚年又挟有海外风涛之势，加之学问、胸襟、识见处处过人，而一生又屡经坎坷，其书法风格丰腴跌宕，天真浩瀚，观其书法即可想象其为人。
人书并尊，在当时其弟兄子侄子由、迈、过，友人王定国、赵令畤均向他学习；其后历史名人如李纲、韩世忠、陆游，以及的吴宽，清代的张之洞，亦均向他学习，可见影响之大。
黄庭坚在《山谷集》里说：“本朝善书者，自当推（苏）为第一。”
苏轼在绘画方面画墨竹，师文同（即文与可），比文更加简劲，且具掀舞之势。
米芾说他“作墨竹，从地一直起至顶。
余问：何不逐节分？曰：竹生时，何尝逐节生？”亦善作枯木怪石。
米芾又云：“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胸中盘郁也。
”均可见其作画很有奇想远寄。
其论书画均有卓见，论画影响更为深远。
如重视神似，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主张画外有情，画要有寄托，反对形似，反对程式束缚，提倡“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并明确提出“士人画”的概念等，高度评价“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造诣。
为其后“文人画”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存世书迹有《黄州寒食诗》《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与《祭黄几道文》《前赤壁赋》等。
存世画迹有《古木怪石图卷》《竹石图》；后来发现的《潇湘竹石图卷》也是他的作品。
艺术风格
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
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三苏”之中文学成最高的就是苏轼。
苏轼对文艺创作倾注了毕生精力。
他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反对“贵华而贱实”，强调作者要有充实的生活感受。
他认为为文应“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文理自然，姿态横生”（《答谢民师书》），要敢于革新独创。
苏轼重视文艺创作技巧的探讨，他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进一步“了然于口与手”来解释“辞达”（《答谢民师书》），已经触及了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
苏轼的创作实践体现了他的文艺观。
苏洵
苏洵是有政治抱负的人。
他说他作文的主要目的是“言当世之要”，是为了“施之于今”。
在《衡论》和《上皇帝书》等重要议论文中，他提出了一整套政治革新的主张。
他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审势”、“定所尚”。
他主张“尚威”，加强吏治，破苟且之心和怠惰（dàiduò）之气，激发天下人的进取心，使宋王朝振兴。
由于苏洵比较了解社会实际，又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以古为鉴，因此，他的政论文中尽管不免有迂阔偏颇之论，但不少观点还是切中时弊的。
曾巩说苏洵“颇喜言兵”。
苏洵的《权书》10篇、《几策》中的《审敌》篇、《衡论》中的《御将》和《兵制》篇，还有《上韩枢密书》、《制敌》和《上皇帝书》，都论述了军事问题。
在著名的《六国论》中，他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
实际上是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
《审敌》更进一步揭露这种贿敌政策的实质是残民。
《兵制》提出了改革兵制、恢复武举、信用才将等主张。
《权书》系统地研究战略战术问题。
在《项籍》中，他指出项籍不能乘胜直捣咸阳的战略错误。
他还强调避实击虚、以强攻弱、善用奇兵和疑兵、打速决战、突击取胜等战略战术原则。
苏洵的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的篇章。
在《送石昌言使北引》中，他希望出使契丹的友人石昌言不畏强暴，藐视敌人，写得有气势。
《张益州画像记》记叙张方平治理益州的事迹，塑造了一个宽政爱民的封建官吏形象。
《木假山记》借物抒怀，赞美一种巍然自立、刚直不阿的精神。
苏洵论文，见解亦多精辟。
他反对浮艳怪涩的时文，提倡学习古文；强调文章要“得乎吾心”，写“胸中之言”；主张文章应“有为而作”，“言必中当世之过”。
他还探讨了不同文体的共同要求和不同写法。
他特别善于从比较中品评各家散文的风格和艺术特色，例如《上欧阳内翰第一书》对孟子、韩愈和欧阳修文章的评论就很精当。
苏洵作诗不多，擅写五古，质朴苍劲。
宋人叶梦得评其诗“精深有味，语不徒发，正类其文”（《石林诗话》）。
其《欧阳永叔白兔》《忆山送人》《颜书》《答二任》《送吴待制中复知潭州二首》等都不失为佳作，但总的成就远逊于散文。
苏洵著作，宋代以多种版本流行，原本大都散佚，今存者有北宋刊《类编增广老苏先生大全文集》残卷。
通行本有《四部丛刊》影宋钞本、《嘉佑集》15卷。
艺术风格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恣肆，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欧阳修称赞他“博辩宏伟”，“纵横上下，出入驰骤，必造于深微而后止”（《故霸州文安县主簿苏君墓志铭》）；曾巩也评论他的文章“指事析理，引物托喻”，“烦能不乱，肆能不流”（《苏明允哀词》），这些说法都是比较中肯的。
艺术风格以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
一部分文章又以曲折多变、纡徐宛转见长。
苏洵在《上田枢密书》中也自评其文兼得“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孟、韩之温淳，迁、固之雄刚，孙、吴之简切”。
他的文章语言古朴简劲、凝炼隽永；但有时又能铺陈排比，尤善作形象生动的妙喻，如《仲兄字文甫说》，以风水相激比喻自然成文的一段描写，即是一例。
苏辙
苏辙生平学问深受其父兄影响，以儒学为主，最倾慕孟子而又遍观百家。
他擅长政论和史论，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说“当今天下之事，治而不至于安，乱而不至于危，纪纲粗立而不举，无急变而有缓病”，分析当时政局，颇能一针见血。
《上皇帝书》说“今世之患，莫急于无财”，亦切中肯綮。
史论同父兄一样，针对时弊，古为今用。
《六国论》评论齐、楚、燕、赵四国不能支援前方的韩、魏，团结抗秦，暗喻北宋王朝前方受敌而后方安乐腐败的现实。
《三国论》将刘备与刘邦相比，评论刘备“智短而勇不足”，又“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胜”，也有以古鉴今的寓意。
苏辙在古文写作上也有自己的主张。
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说：“文者，气之所形。
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
”认为“养气”既在于内心的修养，但更重要的是依靠广阔的生活阅历。
因此赞扬司马迁“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荡，颇有奇气”。
他的文章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
例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于一炉，于汪洋澹泊之中贯注着不平之气，鲜明地体现了作者散文的这种风格。
苏辙的赋也写得相当出色。
例如《墨竹赋》赞美画家文同的墨竹，把竹子的情态写得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苏辙写诗力图追步苏轼，今存诗作为数也不少，但较之苏轼，不论思想和才力都要显得逊色。
早年诗大都写生活琐事，咏物写景，与苏轼唱和之作尤多。
风格淳朴无华，文采少逊。
晚年退居颍川后，对农民生活了解较多，写出了如《秋稼》等反映现实生活较为深刻的诗。
抒写个人生活感受之作，艺术成就也超过早期，如《南斋竹》：“幽居一室少尘缘，妻子相看意自闲。
行到南窗修竹下，□然如见旧溪山。
”意境闲澹，情趣悠远。
苏辙于诗也自有主张。
他的《诗病五事》以思想内容为衡量标准，对李白、白居易、韩愈、孟郊等都有讥评。
如说李白“华而不实”，说“唐人工于为诗而陋于闻道”，这看法在宋代有一定代表性。
艺术风格
苏辙的散文表现出迁洋泊的风格和秀杰深醇之气，他在古文写作上有自己的主张。
其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提出了“文气”说，所谓“文者，气之所形”，并论及“养气”之法。
他擅长政论和史论。
在政论中纵谈天下大事，如《新论》、《上皇帝书》、《六国论》、《三国论》等，皆能以古鉴今，针砭时弊，在革新政事上颇有见地。
此外，赋也写得相当出色，如《墨竹赋》，描摹竹子的情态细致逼真，富于诗意。
其文风格汪洋澹泊，也有秀杰深醇之气，如《黄州快哉亭记》，融写景、叙事、抒情、议论为一体，鲜明地体现了苏辙散文的风格。
他对散文的发展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欧阳修
欧阳修继承并发扬了韩、柳古文的优良传统，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即北宋古文运动)。
作为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欧阳修不但驱除了学时文坛上浮华新怪的不良文风，开创一代诗文新风，而且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和高远的才情开辟了新的创作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将诗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欧阳修是我国十一世纪中期的重要作家，他的散文、诗、词在北宋文坛上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公认为当时的文坛领袖、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尤其是散文的成就，最为突出。
他一方面在继承唐代著名散文作家韩愈、柳宗元、李翱等人的创作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的特有风格，同时对于当时以及其后明、清两代的一些著名散文作家的创作，也具有重大的影响。
艺术风格
欧阳修是宋代文学的一代宗师，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在散文理论上，提出文以明道的主张。
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百事，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
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
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具有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艺术风格。
叙事既得委婉之妙，又简括有法；议论纡徐有致，却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
章法结构既能曲折变化而又十分严密。
王安石
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
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学创作和政治活动密切地联系起来，强调文学的作用首先在于为社会服务，强调文章的现实功能和社会效果，主张文道合一。
他的散文大致贯彻了他的文学主张，所作多为有关政令教化、适于世用之文。
他反对西昆派杨亿、刘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风，认为“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
所谓辞者，犹器之有刻镂绘画也。
诚使巧且华，不必适用；诚使适用，亦不必巧且华。
要之以适用为本，以刻镂绘画为之容也。
”（《上人书》）正因为安石以“务为有补于世”的“适用”观点视为文学创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时弊、反映社会矛盾，具有较浓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临川先生歌曲》《临川先生文集》等。
他所著的《伤仲永》在人教版初一下册课本有收录。
他的散文雄健简练、奇崛峭拔，大都是书、表、记、序等体式的论说文，阐述政治见解与主张，为变法革新服务。
这些文章针对时政或社会问题，观点鲜明，分析深刻，长篇则横铺而不力单，短篇则纡折而不味薄。
王安石的政论文在唐宋八大家中是突出的，他驾驭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其言简练明快，却无害于笔力雄健。
其文以折为峭而浑灏流转，词简而意无不到。
《上仁皇帝言事书》，是主张社会变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据对北宋王朝内外交困形势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变法主张，表现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国之疵”的进步思想。
《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在叙述并阐释宋初百余年间太平无事的情况与原因的同时，尖锐地提示了当时危机四伏的社会问题，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树，认为“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它对第二年开始施行的新政，无异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马谏议书》，以数百字的篇幅，针对司马光指责新法为侵官、生事、征利、拒谏四事，严加剖驳，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措词得体，体现了作者刚毅果断和坚持原则的政治家风度。
安石的政论文，不论长篇还是短制，结构都很谨严，主意超卓，说理透彻，语言朴素精练，“只用一二语，便可扫却他人数大段”（刘熙载《艺概．文概》），具有较强的概括性与逻辑力量。
这时推动变法和巩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成果起了积极的作用。
王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脍炙人口，《鲧说》《读孟尝君传》《书刺客传后》《伤仲永》等，评价人物，笔力劲健，文风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给人以显豁的新鲜觉。
他还有一部分山水游记散文：《城陂院兴造记》，简洁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禅山记》，亦记游，亦说理，二者结合得紧密自然，用简单的自己游山洞的经历说明了大道理：“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
艺术风格
王安石是伟大的政治家兼文学家，他的散文如其为人，崎岖挺拔，刚劲有力雄健简古。
其政治文观点鲜明，言词犀利，见解卓越，如《读孟尝君传》短短24字却否定了历朝的观点实属千秋传诵之名篇。
苏洵的散文论点鲜明，论据有力，语言锋利，纵横次肆，很有说服力。
艺术风格雄奇为主，而又富于变化。
苏洵的文章多为政论和军事论著。
如《衡论》、《上皇帝书》等文，以古鉴今，明确提出治国兴邦的政治革新主张；在《审敌》、《六国论》中，认为六国破灭，弊在贿秦。
实为借古讽今，指责宋王朝的屈辱政策。
同时提出改革兵制，信用将才等主张。
所作抒情散文不多，但也不乏优秀之作，如《张益州画像记》、《木假山记》等。
曾巩
曾巩散文成就很高，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重要骨干。
作为欧阳修的积极追随者和支持者，几乎全部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理论上也是主张先道而后文的。
但比韩愈、欧阳修更着重于道。
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
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
《宋史·曾巩传》评论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
王安石说：“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
苏轼认为：“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
苏辙则用“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来概括曾巩的学术成就。
朱熹也推崇他“予读曾氏书，未尝不掩卷废书而叹，何世之知公浅也。
”其议论性散文剖析微言，阐明异议；记叙性散文舒缓平和，翔实而有情致，对后世创作影响极大，明清两代著名作家都将其作品奉为典范。
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诗。
现存诗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
元代刘埙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
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隐居通议》卷七），道出了他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
但他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
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
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
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
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
词仅存《赏南枝》一首。
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艺术风格
曾巩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支持者和参与者。
主张先
道而后文。
其文自然淳朴，不甚讲究文采。
在八大家中，他是情致较少的一个。
他的文章绝少抒情作品，多为议论文和记叙文。
他的散文以议论见长，立论精策。
如《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论历代治乱得失，感慨深切。
《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倾吐怀才不遇的愤懑不平，文风质朴，纵横开阖，有摇曳曲尽之妙。
《越州赵公救灾记》，将纷繁杂乱的事项写得条理分明，练达晓畅。
其记叙文中偶有写景之作，刻画极工。
如《道山亭记》述山川之险，精雕细刻。
《墨池记》谈古论今，不无卓见。
《宋史·曾巩传》评其文“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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