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一大特色是创造了那一时代的活生生的人物群像，人物从书中跳跃而出, 极富个性。
书中的几十个主要人物都有鲜明的特色、气质、个性。
反映了那个时代人的精神面貌，折射出关中大地的深厚的文化底蕴。
白嘉轩。
书中第一主角，是白鹿原上靠自己的辛勤劳动和一位长工的鼎力帮助过着富裕生活的小财主。
本书一开篇，就以调侃的笔触叙述了白嘉轩连续娶了七房女人的“壮举”，前六房女人都死了，直到娶了第七房女人，为他生了七女三男方才罢休。
并非他好色，而是坚信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伦理道德。
他是封建大家族的族长，他公正廉洁的处理族内的事物，而且都在祠堂内公开进行，维护族规和乡约的权威。
儿子孝文在外吸毒滥搞女人，他也在祠堂内大庭广众之下，照打不误。
他的追求就是实现儒家的理想境界：“耕读传家”。
他有儒家倡导的仁爱精神，他对待雇的长工鹿三，视为家庭的一员，以哥弟相称，并肩劳动，从不克扣工钱。
他出钱让鹿三的儿子黑娃和自己的两个儿子一起到私塾上学。
他听了朱先生的忠告不要再雇长工，在解放前三年没有雇长工，因此土改时免于被划成地主富农。
我们在解放后的小说中见到的地主千篇一律的是“周扒皮”式的人物，而白嘉轩则不同，他亲身参加劳动，而且视劳动为第一需要,如他自己所说“我干这着儿浑身都痛快”。
他自称一生没有做过一件损人利己之事。
当然实际上也并非如此，他为儿子娶了一位山里的姑娘，带来一包罂粟籽，种了十几亩罂粟，靠此发了财。
在书的最后一页，他感慨于一生中唯一做下的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是以自己的一块水浇地巧换了别人的一块风水慢坡地做坟园，因而时来运转。
其实从经济上来讲他是吃亏的。
他所竭力维护的族规乡约实际是儒家的封建伦理道德，维护小农经济千古不变的持续。
正如鹿子霖说他“除了祠堂还能弄啥呢？他知道祠堂墙外头的世事吗？”祠堂是小农经济的堡垒，他永远不会走出祠堂的范围。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小儿子修义无生殖能力，为了免于无后，他亲自策划，由他母亲实行，让小儿媳引诱小长工苟合，达到了生子有后的目的。
反映了他对封建伦理道德实用主义虚伪的一面。
他对新的事物有一种本能的抗拒，女儿白灵跳出封建樊笼，在新式学堂读书并走上革命道路，他采取了决绝的态度，甚至把白灵锁在屋中，急于包办婚姻把她尽快嫁人。
中国小农经济几千年不变，必然有这种人物在维持，因而我觉得这个人物新鲜而生动，复杂而真实可信。
扬弃阶级斗争惟成分论简单、教条、僵化的评论人物模式，从人性、人格、人品的视角看来，他都不失为一个好人。
例如，在鹿三暗杀死儿媳田玉娥后，“白鹿村里没听到一句说她死得可怜的话，都说她死的活该”，白嘉轩却加以反对：“他害谁不害谁，得看谁本人咋样，打铁须得自身硬：凡是被她害了的都是自身不硬气的人。
”这话无异是对“红颜祸水”论的一个批判。
朱先生
关中大儒，白鹿原的圣人，儒学的精华铸成他头顶的光环。
15岁应县考中秀才，22岁省试中头名举人。
辞官不就，乱世能修身而济世，就难能可贵。
他复兴白鹿书院，主持赈灾，以清廉为民所颂。
帮助官府禁种鸦片，先拿他小舅子白嘉轩开刀，犁掉他种的十几亩罂粟，从而顺利的在白鹿原上铲除了所有罂粟。
他不顾个人安危只身劝退20万清军对国民革命军的反扑，使百姓免于兵燹之灾。
他甘于寂寞、清贫，组织编写滋水县志。
他的一生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体现了正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
他逝世的时候，白鹿原上的百姓数千人自发的赶来祭奠。
然而他也未免偏激，他的衣食住行没有一丝洋货，他死的时候妻子误给他穿上一双洋袜，他的小腿竟然不肯伸直。
这似乎也折射出儒学的封闭性和保守性。
作者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刻画了这个不平凡的人物。
朱先生的原型是一代关中大儒、清末举人牛兆濂（1876~1937）。
书中朱先生赈灾济民、主持禁烟、规劝军阀刘振华等事迹，都取材于牛兆濂的生平事迹。
鹿三
他是白嘉轩的长工，他在白嘉轩的耳濡目染之下，对封建伦理道德的维护比白嘉轩更坚决更忠心。
他是封建堡垒的最忠诚卫士。
因而对儿子黑娃和雇主郭武举的小老婆田玉娥私奔回乡拒不接纳，黑娃参加农民运动，他甚至拿起长矛要去刺杀他。
后来黑娃当了土匪，他更是把他扫地出门，他把田玉娥视为罪恶之源，残忍的用矛头刺杀了她。
这是一个奴性十足，可怜、可悲而又可恨的人物。
黑娃
从小就跟随父亲鹿三给白嘉轩干活，天生就的反叛性格。
白嘉轩让他在私塾念书，他根本没兴趣。
不愿走父亲的路，跑出去给郭武举当长工。
在这里邂逅了郭武举的小老婆田玉娥。
干柴烈火两人爱得死去活来，他是白鹿村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
他义无反顾的参加大革命农民运动，在白鹿原上来了个“风搅雪”。
是第一个抡起大锤砸毁封建堡垒（祠堂）的人，他勇敢的参与烧毁围攻西安的河南反动军阀强抢的军粮，铡死祸害农民的淫僧、恶霸。
可惜大革命失败他走错了路当了土匪，虽然临解放时，他反正起义，但毕竟当土匪有恶行，后来被当作土匪枪毙，有了一个可悲的下场。
可见在人生的路上一步走错会有多么难以挽回的后果。
然而他毕竟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鹿子霖
白鹿原的财主，他和白嘉轩形成鲜明的对照，他是个官迷，白嘉轩说他是“官瘾比烟瘾还难戒！”，他整天想的是干损人利己的事。
他利用黑娃当土匪被追缉，威胁利诱霸占了田小娥，并利用她勾引白嘉轩大儿子白修文下水，并引诱其吸毒，使鹿子霖潜在敌手白嘉轩在祠堂里脸面扫地。
他的恶行还不止此，他在白鹿原的干儿子有二十多名，原来都是他下的种。
他生性奸诈，缺少人性。
给大儿子兆鹏包办婚姻，兆鹏革命出走后，儿媳长期幽闭家中，却为了保持家族面子，不肯给她一纸休书。
在长期的生理和感情压抑下，她对公公产生幻想，鹿子霖阴险的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段，使儿媳精神彻底崩溃，死得很惨。
此人有点小聪明，没用到正地方，用到耍阴谋上。
最终“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也死得很惨。
白灵
天生的叛逆性格。
她的第一次反抗是以愤怒的惨叫不肯缠足，白嘉轩不得不退让屈服。
当时女孩子是不能上学的，她偏不听邪，不但和哥哥一起上了私塾，而且自己跑到省城上了新式学堂，参加了革命运动，成了第一批冲出封建牢笼投身革命的女青年。
在一次回家探望父母时，被白嘉轩锁在屋中，想包办婚姻把她立即嫁人。
不想他机智的凿墙逃跑，与家庭彻底决裂。
她无愧是那个时代的革命先锋。
然而她的结局却是十分悲惨，令人万分同情。
她奉组织命令投奔延安，却被无端怀疑为敌特，同其他21个由西安投奔延安的青年学生一样遭到被活埋的命运。
可见革命阵营中极左势力对革命的危害起了敌人起不到的作用，让后人体会到革命的残酷性。
田玉娥
在正人君子和道学家看来他是典型的“红颜祸水”，是罪恶之源。
她是郭举人的小老婆，实际是郭举人泄欲和泡制健身保健品的工具。
她被休后嫁给黑娃过了几天虽然贫穷但却自由有尊严的日子，她甚至于当了农民运动的妇女主任。
如果大革命成功，她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
可惜大革命失败了，黑娃一念之差当了土匪，遭到通缉，投身国民党的鹿子霖，以此威胁利诱使田玉娥成了他的二奶。
并被迫按照鹿子霖的意图把白嘉轩的儿子白修文引诱拉下水，并使其吸毒堕落。
她性格的软弱，导致了她极其悲惨的结局，被公公鹿三一矛刺死，红颜艳质变成臭遍全村蛆虫爬满的骷髅。
实际她没有甚么罪，她唯一的“罪”就是她的美丽。
中国妇女永远承受比男人更多的苦难！
姜政委、毕政委
这两位政委都是极左代表人物。
此类人物在中国长期革命过程中，经常能红得发紫，飞黄腾达，常青树一般。
对革命起了敌人不能起的破坏作用。
姜政委把大革命后西北地区仅存的党的正规武装力量36军带入敌人的陷阱，使36军遭到全军覆没。
以区区几百人要去攻打省城西安，无异以卵击石。
在关键时刻，他借口向省委汇报，提前开溜，跑到国民党省党部汇报去了。
这个叛徒的得逞就在于他似乎“豪情万丈”的极左言论和不懂军事而有权胡指挥。
他对反对者抡起的大棒就是动辄把别人打成右倾主义。
毕政委，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
由西安来的敌特混入革命队伍被发现后，他搞了一次大规模内部肃反，把由西安来投奔革命队伍的21名青年学生全部打成敌特（包括白灵在内），残忍的活埋了。
把反对他肃反扩大化的人（包括军队创始人廖军长）一律打成右倾主义，撤职监禁。
他的罪恶行为最后被纠正，但给革命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这人一番检讨后，未受任何惩罚，改名换姓，异地做官去也！
极左思潮给中国革命造成的损失，给人民造成的苦难罄竹难书，其嚣张的极致就是文化大革命。
鹿兆鹏
书中的首席革命家，是白鹿原上第一批走出封建私塾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思想的青年。
他领导学生运动、农民运动、参加地下工作、惩罚革命叛徒。
，功绩卓著，没得说。
美中不足的是，在封建包办婚姻面前，他不如白灵那样坚决抗争，其父鹿子霖三个大耳光就把他打入洞房。
他对妻毫无感情，参加革命后，与家决断。
以解放他人为己任，却不能给被他弃如敝履的老婆一纸休书，放她一条生路，未免令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