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朝都有自己的北京优势论
金、元、明、清定都北京都是依据了各自的北京优势说。
金人认定，燕都地处雄要，北依山险，南压中原，若坐堂隍，俯视庭宇，是看中了北京的地理环境。北京在地理位置上的确独特，它为中原北方门户，有人讲它是中国的“龙眼”所在。它面平陆，负重山，南通江淮，北连溯漠，可称得上是“财货骈集，天险地利”，实为汴(开封)、洛(洛阳)、关中(西安)、江左(南京一带)皆不及也。
元代在辽金的基础上建立大都，这是蒙古贵族认识到北京位于东西地势的交汇点上，又君临南方，进可以扼控全国(事实也是如此，从北京南进的军事、政治行动基本上都是成功的：蒙古铁骑的南下，燕王朱棣的南下，清兵的南下，袁世凯的南下等等)，退可以依托故地漠北，卷起首饰，骑上马，一溜烟就会遁入故地，这是以地利人和的建都原则为依据的。
明代建都北京，在老北京人的传说中是件有神秘色彩的事，徐达在刘伯温的授意下以射箭定都的传说，仿佛说明北京之成为首都是很偶然的。其实，明代迁都北京，有极为充分的历史、文化、政治、军事、经济、个人情感的原因。它是中国文明从西向东迁移变动的结果。
明开国定都南京，赖以推动全国，是符合明代人定都原则的，但蒙古势力返回并峙持于漠北，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如不全力守卫边疆，可能出现北宋第二。北京的地缘位置属交通要冲，占住北京，就挟制了西北到东北、北方到南方的四条关口(这是四条生命线)，北京城外有太行山、军都山、燕山，地势高峻，明代人认为“以燕京而视中原，居高负险，有建瓴之势”，“形胜甲天下，层山带河，有金汤之固，诚万古帝王之都”。
二、３００多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和同志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决定把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对于新中国的定都经过，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据说当时曾经向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的部长王稼祥咨询，他说，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呢？历朝皇帝都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就是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王稼祥片刻思考之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
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就分析说，北平，我认为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一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然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离港澳台近一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对王稼祥的这一番话，深以为然。
1949年3月5号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豪情满怀地宣布，新中国将定都北平。
当然，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原因是政治上的考虑。蒋介石反人民的政权定都南京，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既反映出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首都中国：迁都与中国历史大动脉的流向》一书)
三、究竟什么是历代都城选址的风水依据？
历代都城之选址，大都以“相形取胜”等风水原则为重要依据。形胜指山川河流、地理形势及物产优胜等自然环境。北京古城乃元、明、清各朝定都之地。在中国，历朝选址定都，均有风水和易学论证，所谓“自古建都之地，上得天时，下得地势，中得人心，未有过此者也”。
然而，自明、清以来，北京古都的风水形胜及其生态环境，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就其自然条件而论，北京城内，据明代崇祯八年(1635年)刊印的《帝京景物略》记载：“皇城西，古木深林，春峨峨，夏幽幽，秋冬岑岑柯柯……”俨然一派古木林深、遮天蔽日之景象。当年北京周围松林稠密，道路上只可容一人骑马前行。茂密的山林，也带来丰盛的水源。钓鱼台、玉渊潭、金鱼池等地，常年泉水涓涓，许多地方“泉从地涌，一决而通”。如今北京之形胜，可谓地势犹在，而面貌皆非了。
中国的城市一般是先做建筑,然后再做城圈,元大都则是历史上少有的统一规划、统一建筑、统一搬迁的都城。
“辨方正位”是中国传统建筑在选择基址与规划布局上的一个重要原则。风水理论又称作“方位理论”。北京的选址非常讲究。北京的位置，无论是从朝阳方位看还是从正阳方位看，都是“背山、面水、向阳”。
“相土尝水”也是建筑选址的一个基本原则。民间所流传的“水土不服”，主要是就水土质量而言的。清代注重养生之道的乾隆皇帝认为，水质好的标准是“其味贵甘，其质贵轻”。他曾命令内务府特制一银斗，以较量天下各大名泉的水质。结果发现只有北京的玉泉之水和承德木兰围场附近的伊逊之水水质最轻且味甘。为此，乾隆还特地撰写了《御制玉泉山天下第一泉记》。
明、清北京城风水格局之讲究、文化内涵之丰富，堪称中国历代京城之最。明、清北京城在整体规划和建筑设计上，运用了易学中极为丰富的文化方位和象数义理，这些内容本身就是风水的理论基础。
老北京城有不少入水口：
1像内城的入水口是北侧西面的积水潭水关和西直门南侧的金水河水关；
2、紫禁城护城河俗称“筒子河”，其入水口在筒子河西北角外沿西侧偏南，系一个双孔暗道；
3、紫禁城之内金水河(在正五行方位中西方属金，来自西方的河水称作“金水河”)的入水口为今神武门西面筒子河内沿的单孔暗道。它们均在西北乾方即“天门”方位。
4、北京内城水系的出水口，均设在东南巽方即“地户”方位(入通惠河)。
按照风水学的理念，水主财，水来之处谓之天门，若不见源流谓之天门开；水去之处谓之地户，若不见去处谓之地户闭。天门开，象征财源不断；地户闭，象征财用不竭。
与此相应，在建筑设计上，北京内城城墙的西北角和筒子河西北角的外沿，都缺一角。西北之天门方位缺一角，谓之“天口缺”，象征天门开。入水口和出水口均为暗道，分别象征天门开和地户闭。
当年明代迁都北京时，将元大都的北城墙往南缩回不多不少整五里，而且，为了避开水面广阔的太平湖，不惜将西北方向的城墙缺一角，其道理与筒子河西北角外沿缺一角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与入水口空间方位的安排密切相关。
所谓“水主财”，是指水多之处地面上的资源丰富，民多富裕；反之，则地面上的资源匮乏，民多贫困。以西北之天门、东南之地户分别为入水口和出水口，是因为中国的地势在整体上为西北高、东南低，如此安排，水流较顺。
四、博友提出过的相关理由：
1、北京在清朝入关之前已经作为元，明，两个朝代的都城了。可以说是一个帝王之都，文化底蕴和经济条件都相对发达。
2、北京的地理位置优秀，北望长城，东濒渤海，易受难攻，而且离满清的大本营沈阳位置较近，进可攻，退可守，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天然都城。
3、北京作为当年大明的国都，满清的定都技巧显然是“占都城已诛复国之心”。试想一下，国都都被别人占领了，复国的信心和锐气一定是大不如前了。这是从思想角度分析的。
4、在北京建都的成本相对较低，而如果重新建立新都，则太耗费生产，对于一个刚刚趋于稳定的国家来说是不利于统治的。而且当年清人在中原、江南杀伐太重，如果建都于这些地方显然不得民心。5、因为北京的地理位置可以控制中国南北两边的经济，而且北京还是南北交通，经济交流的一个中转中心，其次北京靠着渤海，还有利于自身经济的发展~~~
五、阴阳八卦能揭秘定都之迷
在中国5000多年辉煌灿烂的长河历程中，从古到今，走过无数朝代更替，让人最容易记忆的便是历代朝廷的首都选址及相应带来的文化宝藏。“他们”作为天子选来选去，为什么逃不出“八卦之炉”就那四个方向呢？这四个方向为什么没有直接明显地标识在八卦图中呢？
为什么这四个方向有两个方向多次被“天之骄子相中呢？......带着这系列的疑问，让我们走进八卦图中，去亲身感受下阴阳五行原理带给我们的神秘空间......
大家从八卦图中可知，有震、巽、离、坤、兑、乾、艮、坎。震为东为雷，巽为东南为风，离为南为火为电，坤为西南为地，兑为西为泽，乾为西北为天，坎为北为水，艮为东北为山。
震为(东方，春分)出身，巽为(东南，立夏)缤纷，坤为(西南，立秋)工作、用事，兑为(西方、立秋)成熟，乾为(西北、立冬)收割，坎为(北、冬至)交合，艮为(东北、立春)新生。
又12属相和时辰：子(23-1)鼠，丑(1-3)牛，寅(3-5)虎，卯(5-7)兔，辰(7-9)龙，巳(9-11)蛇，午(11-13)马，未(13-15)羊，申(15-17)猴，酉(17-19)鸡，戌(19-21)狗，亥(21-23)猪。
一年有十二月，有24节气，每月有2个节气，为什么在八卦图中只有八个月相应的节气，而另外四个月的节气呢？它们的节气该如何呢？这对我们了解清楚皇都的选址是必须要能懂的。其实，八卦图里是八个月16个节气。即艮(立春、雨水)，震(惊蛰、春分)，巽(立夏、小满)，离(芒种、夏至)，坤(立秋、处暑)，兑(白露、秋分)，乾(立冬、小雪)，坎(大雪、冬至)。即它们都是四季里每季的前两个月的节气，那后来的四个月，即三、六、九、十二月的那里去了呢？
在阴阳学里，三、六、九、十二为辰、戌、丑、未，都是为土为四季之末的月份。土代表的是收藏，在上古时代，当时洛书、河图的出现是在洛河一带出现的。(因此古以西安和洛阳为中国中心点)
戌为秋季之么，藏干辛丁戊，形成火生土，土生金，最终是金的体现，也为秋季之象。 (白虎)
丑为冬季之末，藏干癸辛己，形成土生金，金生水，最终是水的体现，也为冬季之象。 (玄武)
未为夏季之末，藏干乙己丁，形成木生火，火生土，最终是土的体现，没有最终体现夏象。(朱雀)
辰为春季之末，藏干乙戊癸，形成水生木，木克土，最终是克的体现，没有最终体现春象。(青龙)
因此，自古至今，历代朝廷皇都都是围绕在戌、丑、未、辰四个方向来选址。但，凡是在辰、未即东和南两个方向选址作皇都都不稳定，特别是在东边选址更是如此。因为，他们没有符合阴阳方位之象的体现，所以在这两个地方做皇都和打仗起兵的发源地、所至朝代不会长久。
再看，戌地之金秋象，秋为收获，秋为乾、为父、为天；丑地之北冬象，北为水，为阴阳交合、为新生。它们所藏之干都为之季相生所得，故为正气。所以，中国自古都是在戌地和丑地建国立都，(西和北)特别是在明朝之前，中国风水之龙是沿着黄河“之龙”盘穴之地定都。到了明朝，因开国之都选在南方未地，(南京)未能真正体现季象，故到来朱元璋之孙为能压住龙穴，有朱隶撰朝定都北京彻底疏通京杭大运河。由此，黄河之龙脉断，长江之龙脉兴为北地之丑水冬象，以后北都延续至今。
又，辰为龙，未为羊，戌为狗，丑为牛。龙宜藏不宜透，羊为吃草，狗为看家，牛为耕地。狗为忠，牛为勤，这就是中国自古为什么讲忠为先，勤为业的道理！
北京城龙脉之一：
天寿山是北京城的龙脉主山
永乐时人徐善述认为地理家以山名龙，是因为山之变态，千形万状，或大或小，或起或伏，或逆或顺，或隐或显，蜿蜒起伏，只有龙才具有这样的变化，故名之为龙脉，取其潜现飞跃，变化莫测之意。为何要称为脉呢？盖因人身脉络气血运行，而决定人之禀赋。凡人之脉，清者贵，浊者贱。龙脉就像人之脉络一样运行不息，如有生气贯注，故审山之脉络走向，而能识其吉凶美恶。龙主要是指山之外形，脉是专指隐藏于山里的生气。故曰识山易，认脉难。
龙，是一种被古人神化的动物，它本身并不存在，是古人心中虚拟的精神化身。它超越了一切动物属性，上升为形而上的本体存在。一方面它具有真实物质的存在，如具有肉、骨、毛，能行，能飞，另一方面它又具有超现实的精神存在，是宇宙中元气的化身。龙脉，脱胎于龙这种神话动物，脉原指人体之经脉，古人认为宇宙与人是一体的，人之脐是与宇宙的元气相通的，《朱子语类》云：
五行一阴阳也，阴阳一太极也。二气交感，所以化生万物，这便是天地之塞吾体，天地之帅吾其性。
龙脉便是宇宙元气如线一样注入人体而潜伏于地中样，有起有伏，如人之经脉，外化而为山与水。山虽然静止不动，但一高一低，绵延不绝，如气行于其中；水蜿蜒曲折，依山而行，就好像是把山里的气给带了出来。
在古代，龙被定格为最高权力即皇权的象征，奇怪的是这种权力作为可视存在即龙的形象存在时，普通百姓，不能擅用。但作为精神支柱时，百姓可以占有它，比如百性修宅造墓，可相地寻找龙脉。一旦百姓在龙脉上建房构墓，百姓就拥有了生气即龙脉，有龙脉护持，一样可以成为帝王。这是古代的人们把龙即最高权力普遍化的精神理念。统治者利用它，可以神化皇权的神圣与神秘，为自已的统治延续寻找到合理的解释；普通百姓利用它，可以为自已找到荫庇后人的吉兆和发迹的预言。
龙脉，在古代实际上是成为全社会的一种动力而存在的，皇帝依赖它而立于万世不拨之基，百姓依赖它而坚定生活的信念。
古人把这一神圣的动物即龙赋予山上，山而因此神化，成为宇宙元气的化身。事实上，“万物皆有情”，是古人认识事物的普遍规律，山脉被神化了，具有了神性，这种思想我认为是和先民们靠山生衍繁息有很大的关系，认为山是人生息之本，所以我们古人建城必靠山，建阴宅必选山，死后魂归于山。
为什么山具有如此巨大的力量？
我先把紫禁城的龙脉找出来，然后再来回答这个问题。
古人建城必寻龙脉，这是无容置疑的，紫禁城的龙脉也就是北京城的龙脉，因为紫禁城是北京城的中心，是龙脉所归宿的地方即龙穴，所以我们只要把北京城的龙脉认识清楚了，那么紫禁城的龙脉也就清楚了。
按中国传统堪舆思想即风水思想，定龙脉是建城的首要原则，即建城之前先寻龙脉，道理如建圹墓之前先寻山一样。而龙脉不是随意可寻的，它与其他事物一样也有一定的法则，定龙脉要望势、察迹、辩形、观色即要求山脉具有深度、广度、有萦绕之气，有五章之彩。在定龙脉的法则中，最重要的是望势，所谓望势即要求龙脉来脉悠远，认脉归宗，生气连贯，气势磅礴，这是定龙脉的根本。也就是说龙脉悠远，才有深度，才有根本，才显气势，所以定龙脉要认脉归宗，否则龙脉浮躁。而这“根”、“宗”、“源”又指的是什么呢？实际上说的是龙脉即山脉所发源的地方，龙脉源头愈远，则愈有气势。因为山即是气，山大，则气大。
那么，天下龙脉发源于何处才是最有气势的龙脉？
这就是昆仑山。
在中国人的世界观中，昆仑山具有两重性：一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大山，上通天，下通地，山上百神集结；二是地理上存在的山，是万河之源、万山之宗。所以古人认为昆仑山是天下的祖山，天下诸山皆发脉于昆仑山。
关于昆仑山是天下的祖山，史籍记载颇多，最早的莫过于屈原的《楚辞橘颂》：
凭昆仑以瞰雾露兮，隐岷山以清江。
言岷山、清江源于昆仑山。
相传为汉代青乌先生所著的《青乌先生葬经》云：
气结昆仑，形象质朴，既分南北，则南龙阳而清，北龙阴而浊。有始必有终，有行必有止。如而复终，止而又行，实昆仑主之也。
昆仑山是宇宙之气凝结而形成的，外表质朴，分为南北二龙脉，有始有终，有行有止，终而复始，止而复行。
唐代杨筠松《青囊海角经》云：
山之发根脉从昆仑，昆仑之脉，枝干分明，秉之若五气，合诸五形，天气下降，地气上升，阴阳相配，合乎德刑，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祸福悠分，存亡之道，究诸甲庚，天星凶吉，囊括虚盈。
昆仑山是天下的祖山，所有的山脉皆发脉于此，枝杆分明，秉五气，合五形，天气从这里下降，地气从这里上升，阴阳相配，四时合序，日月合明，相生相克，昆仑山浓缩了宇宙的一切生发之道。
南唐何涛《灵城精义》云：
高大如雪山齐天，不见其顶；绵亘如雪中之应，不见其来；丛集如昆仑八方之蟠踞，不见其分，则天下万派之山皆祖于此，此亦何以言祖言？故以都权之星名也。大抵权星多土金之体，盖惟土金能绵亘也。若水土火多作祖星，以其活动而卓立，则为分形矣，则宇宙间惟土石为大为盛。
宇宙间以土石为大，因为权星以土金为体，而土石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则为山，山高大不见其项，山绵亘不见其来，山蟠踞丛集不见其分，惟昆仑山为是，它是天下万脉的发源地。
明代刘基《刘基堪舆漫典》云：
昆仑山祖势高雄，三大行龙南北中。分布九州多态度，精粗美恶产穷通。
昆仑山雄伟高大，是天下的祖山，南北中三大干龙皆出自昆仑山。
明人徐霞客跑遍大江南北，搜寻南干龙凡40年，其目的就是为了证实他的家乡金陵（今南京）与昆仑山一脉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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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原先定都南京，为何后来迁都北京？
明朝为什么会迁都北京，朱元璋在打下天下统一全国后定都于南京，但是朱元璋去世之后，太孙即位，也就是建文帝，建文帝即位后实行的削藩政策，这就让藩王不满意了，燕王朱棣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发动了“靖难之役”。攻占京师之后，朱棣顺利的登上了王位，虽然再开始朱棣也定都南京，但是南京对于朱棣来说不是很安全。于是在1421年2月2日，明成祖决定正式迁都北京，并改北京为京师，并且也回复了南京的名称，在迁都之后，明成祖朱棣也保护了南京的地位，在南京也保存了一套中央机构，跟京师一样设六部。官员级别和京师一样。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仍然保留了南京的都城地位，并保留了一套中央机构。南京和京师一样。北京所在府为顺天府，南京所在府为应天府，合称二京府。具体原因如下：
1.明成祖时，国力已经十分强盛，四方来朝，成祖认为泱泱中国，需要一座能够彰显中华威仪，繁华的宫殿。所以在北京修建紫禁城；
2.北京是朱棣多年经营的地方，根基深厚。迁都北京有利于统治的稳固；
3.从古自今，有南面为王，这一说法，就是说，要人在北方，面向南方，方可称王，并且长久；
4.北京在明代被称为国八臂额扎城，认为北京的地下有条劣龙，是额扎起在上面镇住的，关乎明朝龙脉。
为什么帝王喜欢定都北京，朱棣为什么要迁都北京？
明朝建立后，起初的都城定在南京。但后来经过“靖难之变”朱棣夺取了政权，并将国都由南京迁往北京，而朱棣迁都北京的说法很多，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从政治方面考虑，自明朝建立以来，元朝的后裔一直想要重新夺回政权，因此不断出兵骚扰明朝的北部地区。朱棣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由此决定将都城从南京迁往北京。
其次，朱棣也是一位重情之人。朱棣在未称帝之前北京就是他的发迹之地，从他的封号“燕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在他获得皇权之后，不忘自己的发迹之地，于是决定迁都北京；另一方面，朱棣在攻打南京时，南京城遭受了战火的摧毁，皇宫城内可能遭受到了不可修复的毁灭，因此朱棣才迁都北京。
还有一个原因，北京地处中原地带，是连接东北、西南、西北的中心处，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
定都北京的第一位清朝皇帝是谁？
爱新觉罗-福临 世祖章皇帝 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 纯孝章皇帝。 不过 我认为定北京的一代清主 应该是 成宗义皇帝！爱新觉罗-多尔衮 懋德修远，广业定功，安民立政 诚敬义皇帝
同样定都北京，为何咸丰和慈禧逃得洒脱，而崇祯却逃不掉？
明与清，同样是定都於北京城，那为何同样面临敌方即将兵临城下。明崇祯走不掉，而清咸丰、慈禧光绪却可以逃得任性洒脱呢（1860年，咸丰避英法联军於承德；1900年，慈禧光绪避八国联军而逃往西安）？而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明清有以下几方面不同而决定的。
其一，从民族基因上看，满清属渔猎游牧民族。迁徙乃是其生活常态，而彼时的满清虽已经入关两百多年，放弃了渔猎游牧而选择了城市定居生活。但是，从其文化传统上看，迁徙本来就是其文化基因传统。所以，当敌方即将兵临城下，无力固守而选择逃跑也就自然不是问题。
其二，满清是以华夏征服者而自居，当情况对其不利时，也就不愿意责任担当。二战时期，日军进攻东南亚，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当地驻守的英军就或撤退或投降了。其本质上，就是英军并不愿意为殖民地而牺牲。而满清也是一样，满人与汉人泾渭分明，深怕汉化而丧失权力。所以，在政治上，其采取了“联蒙制汉”的策略，杜绝与汉人通婚而与蒙古联姻。满清在其入关后不久，就驱逐辽东汉人到关内，而把东北列为禁地，严禁汉人的闯入。就是怕将来在中原立不住脚，还可以像元末时期蒙古退回大漠那样，退回到东北。既然，满清是以华夏征服者自居，那么也就不愿意为华夏而选择责任担当。
其三，明清两朝的政治制度其实并不同。通常有学者认为明清的政治制度是一脉相承，是“清承明制”。然而，其实并非如此，明朝中后期，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内阁制，皇权受到很大制约。所以，不但崇祯帝想迁都却迁不了，就连万历帝想立自己最疼爱的福王为太子也没能实现。而满清在骨子里是一个奴隶制部落，其入关后又将奴隶制与华夏帝制相糅合。
清朝的政治，在本质上是一种奴隶帝制，皇权藐视一切。所以，明朝时，大臣还可以与皇帝争辩，甚至还有骂皇帝昏庸的。而清朝的为官之道却是“多磕头、少说话”（历经”乾嘉道“三朝的政坛不倒翁曹振镛所总结出的为官之道），这也不能怪曹振镛的无耻，就连曾国藩在慈禧面前，也是奉行这一套官场哲学。
而据曾经服侍溥仪二十余年的末代恭亲王毓嶦所讲：“在溥仪眼中他只是臣子，奴才。溥仪可能认为自己是主宰世界的人，是天下万人之尊，别人在他眼里都是奴才，甚至连他的皇后也不过如此。” 由此可见，满臣在清帝面前，自称是奴才是很实实在在的。而汉臣的地位更低，连叫声奴才的资格都没有。所以，当其主子要逃跑时，会有哪个奴才不识相，而出来阻拦吗？
明朝如果不定都北京应对边患是否能更加从容？
先说明一点——天子守国门应从明成祖朱棣1421年迁都北京算起，而之前的明太祖朱元璋、建文帝，乃至朱棣夺权后仍然有长达15年时间都是待在南京的。也就是说，从洪武元年（1368年）徐达北伐攻克元大都到朱棣正式迁都北京，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占到整个明朝国祚（276年）的五分之一左右，这个时间肯定不能算短。
再说朱棣为何要天子守国门。
首要原因是这哥们的统治根基在北方，无论是他赖以起家的基干武装（华北边防部队）还是麾下随他一路南征的新朝权贵，大家心心念念地还是想着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也包含衣锦还乡的意思）才待着踏实。而且从巩固皇权（便于掌控战斗力最强的精锐部队、避免重蹈唐末边镇藩将作乱或元末军阀并起的覆辙）的角度考虑，朱棣也觉得天子守国门起码可以紧紧握住军权。
其次，当时北部边防压力很大，天子守国门不仅是一种勇气和担当，也便于明廷从天下调集人力、物力——众所周知，汉族政权丧失对华北、辽东地区的统治已达几个世纪之久，且整个黄淮以北地区在元末大混战和后来朱棣与侄子建文帝的南北拉锯战中遭到的破坏很严重。而在中央集权制政体下，自古以来国家的各种资源都是朝着天子脚下汇集。如果采取自然恢复、慢慢发展的方式，恐怕北方的残破、离心状态还会持续更长时间。
有鉴于此，朱棣迁都北京就可以动用皇权来“人为地”强化北方控制力、加速恢复北方生产力，事实证明这的确是符合中国国情和历史发展的英明之举。实际上即便放到现在也是一样，中国革命发祥地大都在南方，开国元勋也多为南方人，如果也像明太祖那样定都在长江以南，势必会让本已拉开一段距离的南北政经差距继续扩大，长此以往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百害而无一利。
至于说战略纵深问题，其实与明成祖迁都与否并没有什么直接关联——朱棣在位时明朝国力军力强盛，基本上都是他主动发起进攻撵着对手打，在其看来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最宽广的纵深就是敌人的家园。换言之，天子守国门在他眼中根本就不算个事。朱棣为子孙留下了能征惯战的劲旅（包括数十万精锐边军）和固若金汤的长城防线，奈何后代不争气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