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学习中国文化的方法、途径与意义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
身为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学习、传承中国文化就显得格外重要。
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正处在世界观、人生观日趋完善的时期，如何汲取我国传统文化中之精华，为我所用，已经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现在大学生在学习内容的选择上越来越多样化，但随之而来的是专家学者们长期诟病的问题，大学生对本国文化的学习极其忽视，文化素养越来越差。
但据我观察，我们大多数同学并不是没有学习中国文化的兴趣和热情，而是始终采取的是一种低效的，甚至可能导致对文化意义误解的学习方法。
对于非中文专业的同学来说，平时接触我国文化的课程多是公共选修课。
在大学课程体系中，这些课程的授课模式大多是“概论+通史”。
结课考试的机制，也往往围绕这一模式。
中国现行的教育体制下，考试就是学生平时学习的指挥棒，这就造成了我们很多人只学些概论、通史类的知识，而忽视了对原著经典的阅读。
不读经典，我们的学习只能是肤浅的，表象化的，有时甚至会为某些思想所左右。
当然，对中国文化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就更无从把握了。
所以我认为，大学生学习中国文化应该采取“经典阅读”的方法。
现在教育界的许多专家也提出了与此类似的“元典阅读”，即倡导对中华文化思想源头的经典作品（如《四书》、《诗经》、《老子》、《庄子》等）的阅读。
这个范围似乎有些小，还可以扩展到历史、哲学、艺术等多个领域中。
也就是说我们不论学习中国文化的哪个方面，都不能笼统地了解大概就算学习，一定要阅读这个方面的原创性经典作品。
不读《史记》、《汉书》，怎么能算学过中国历史？不读《论语》、《道德经》，怎么能真正领悟影响中国人性格形成的儒与道的哲学？这就好象我们英语专业的学生，每天只抱着《英美概论》通篇阅读，而不去读英文原版的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不去读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我们就不可能真正了解西方的社会、文化心态。
我读过的我国文化经典不多，但觉得受益匪浅，也从中找到了些通过“经典阅读”学习我国文化的途径。
在开始“经典阅读”的时候，我们首先要面临的是古文阅读的问题。
我国的许多原创经典都是用古文完成的，读起来确实艰难、吃力。
有些同学选择了放弃或是阅读今译本，这还是避开了与经典的直接接触。
我们不应该因为读起来费劲、费时就放弃它，相反，应该借助各种工具书，耐心地逐字逐句研读。
这个过程中，不仅对经典原著的内容有了认识，同时对古文字本身也逐渐熟悉和了解。
毕竟，古汉字、古文在中国文化中也占有尤其重要的位置。
古文解读是我们必须突破的一环，如若不然，我们在阅读欣赏唐诗、宋词等美文是，如何体味其文字的神韵。
其次，在阅读原创经典的同时，要把作品置于时代、整个文化的背景中，以点带面地学习。
孟子有云：“诵其诗，读其文，而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
”阅读经典作品，只是“经典阅读”学习中的第一步，我们还要自觉的展开对作者，以及时代背景的学习，并将作品与整个中华文化展开联系，把握其思想内核。
这样就很容易把文学、历史、艺术与哲学整合在一起，学习中国文化的知识也就更加系统了。
还有就是要通过对经典的学习，从中联想到对现实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央视热播的《百家讲坛》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的做法就值得我们学习。
她在主讲的系列节目《于丹<论语>心得》中，就很好地通过自己对《论语》原著的研读、思考，将两千五百年前孔子的儒家智慧与现代实际生活相结合，找到了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契合点。
其实通过阅读我发现，我们祖先的智慧很多都是超前的，跨时代的，对我们实际生活的指导意义丝毫不亚于现代人的总结。
所以只要你善于发现，中国的文化绝对是你思想是的百科全书。
中国文化的基因是每个中国人与生俱来的，但是只有经过后天培养，这种文化基因的积极作用才会明显。
所以学习中国文化应该是我们的分内之事。
其意义小可从个人学识修养，大可从民族文化上讲。
曾有人做过调查显示，参加工作的大学毕业声有很大一部分认为学中国古典文学对他们影响很大，因为中国古典文学尤其能培养出优雅的气质与品味。
有言道：“腹有诗书气自华”。
阅读文学典籍不仅仅是让我们知道中国文化的昌盛，更为重要的是使我们浸润了传统文化因子，培养一个文明大国应有的人才素质涵养。
读史哲典籍更会让我们从深层的思维、思想上，理解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从骨子里头，体现出民族文化的风度；从宏观上把握我们民族的思维深度和方式，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拥有自身民族的文化特质。
从大的民族文化层面讲，美国学者亨廷顿曾说21世纪世界的冲突是文明的冲突。
他的这个理论影响很大，也有着很强的预见性和合理性。
自清朝中后期，中华文明就处于劣势。
经过这一个半世纪的向西方学习，我们的价值观、文化构成可以说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但是其中很多地方有了严重扭曲，表现就是唯西方之是非为是非。
如前不久有人提出废除中医，就是对西方医学的迷信和对中医文化的无知表现。
文学上，孔庆东评价为：用汉字写美国故事。
即我们的作家纯粹是拾人牙慧，而未从传统文化中寻求资源。
诺贝尔文学奖的伤痛可为例证。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提倡“读经运动”，提倡国学，表面上看是人们开始重视传统文化，但深层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丢失得太厉害了，到了令有识之士痛心疾首的地步。
当下的青年是在快餐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对传统文化了解甚少。
阅读经典并不要求我们对典籍非常熟稔，而是要求我们通过对中国文化最主要的载体——书籍的阅读，达到对中国文化有个理性的审视，客观的认识，从而在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中，至少不迷失方向，做出理性的思考。
不戚戚于东方文化，不汲汲于西方文明。
学习中国文化最大的意义也在于此；拾起我们曾经丢弃的民族文化自信，使民族文化在平等的地位与西方文化碰撞，在碰撞中互相取长补短。
正真的英语专业学生是中西文化交融在一起，有这民族文化积淀和西方文化吸取的人。
现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使我们更倾向于接受西方文化，所以强调学习中国文化是势在必行的。
这不仅是为了提高我们自身的民族文化和人生素养，更为重要的是做一个搭建在两种文明，多种文化间的桥梁。
2.中华民族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积淀和形成了自己独特而伟大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表现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居安思危、乐天知足、崇尚礼仪等等特征。
中华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就在于“和合”二字。
（1） 和合的字源和理念
“和”、“合”二字均见于甲骨文和金文。
和合，就词义本身而言，“和”，指和谐、和平、祥和；“合”是结合、合作、融合。
“和合”是实现“和谐”的途径，“和谐”是“和合”的理想实现，也是人类古往今来孜孜以求的自然、社会、人际、身心、文明中诸多元素之间的理想关系状态。
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天人合一”，指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二是“中庸”，指人际关系，即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
“天人和一”旨在承认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反对将它们割裂开来。
“中庸”则强调对待事物关系要把握一个度，以避免对立和冲突。
提倡“贵和”、“持中”的和谐意识，有利于处理现代社会各种矛盾，以保持社会的稳定。
在中国，以广泛深厚的和合文化为基础的追求社会和谐的思想源远流长。
老子提出“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 子》第四十二章），认为道蕴涵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
这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
”把和作为处事、行礼的最高境界。
其他人如墨子、管子、荀子等先秦诸子也多有关于“和”或“和合”的论述。
“和合”概念在先秦时期基本形成。
随着“和合”概念的形成，中国的原创文化也经过“百家争鸣”，逐渐“和合”形成儒、道两大显学，并且在两汉之际“和合”地接纳了由印度原创的崇尚“因缘和合”“圆融无碍”的佛教文化。
因缘和合论成为佛教的重要理论，在历史上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此，“和合”概念被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所通用，并成为其概括本身宗旨的核心概念，同时也被其他文化流派的思想家普遍接受并广泛运用。
西汉董仲舒为适应“大一统”杜会发展的需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实则以儒家思想为本位，兼取道、法、阴阳五行说等各家思想，主张把礼治与法治相结合，明显受到燕齐文化的影响。
钱穆先生说：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
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
认为西方文化似乎冲突性更大，而中国文化则调和力量更强，中国文化 的伟大之处，乃在最能调和，使冲突之各方兼容并包，共存并处，相互调济。
西方人好分，是近他的性之所欲，中国人好合，亦是近他的性之所欲。
注重和合，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人的特性。
（2） 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是古代中国人处理自然界和精神界关系所持的基本思想，其突出特征是：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服从自然规律，人性即天道，道德原则与自然规律一致，人生理想就是天人谐调。
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过程、历史过程、人生过程、思维过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这一思想特征贯穿了“天人合一”观念源起与演变的基本过程，贯穿于古代的哲学、科学和艺术中。
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二十五章》），认为宇宙间有四大，人居其一，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从一个侧面确立了人与天的相互关联。
庄子提倡“与天为一”，《庄子•达生》云：“弃事则形不劳，遗生则精不亏，夫形全精复，与天为一”。
抛弃世事，忘怀生命，使形体健全，精神饱满，从而达到与天合为一体的自然无为境界。
《周易•文言》明确提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时，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吉，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顺应自然的“与天地合德”的思想。
汉代董仲舒甚至以“人副天数”的观念为基础建立起天人感应的谶纬神学体系。
《春秋繁露•阴阳义》即云：“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
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在宋代理学中，“天人合一”思想更趋成熟、精致、完善。
张载直接提出“天人合一”命题；《正蒙•诚明》云：“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可以成圣”。
中国医学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则提出“天人相应”的命题，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与天地如一。
天人同构，人体的小宇宙与天地的大宇宙相对应。
书中列举了诸如“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等等 。
在美学上，和谐化诗意关联的“天人合一”思想，深刻浸渍了中国古代审美境界论，使得古代中国人特别强调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的合一。
其次，“和合”文化中和谐化辩证法的普遍运用，使得中国美学智慧特别注意以对应性、相融性、辩证性、和谐性来理解和处理一系列审美范畴的展开与构架。
有人指出，纵观中国古代美学基本特征（如强调真善统一、情理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认知与直觉的统一等）和中国古代审美理想（如儒家对“和”、道家对“妙”、佛禅对“圆”的追求），无不是“和合”文化在审美层面的诗性展开和逻辑延伸。
这表明，中国诗性智慧和审美意识与“和合”文化有着一种特殊的亲和性和关联性。
“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诗性智慧之根。
（3） 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和合文化”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具体准则，它在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视作一种人生和道德的至高境界和追求目标。
“中庸”最早见于《论语》。
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
”（《论语•雍也》）他的“五美”之说实际上也是讲中庸：“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论语•尧曰》）
何谓“中庸”？据宋儒说，不偏不倚谓之中，恒常不易为之庸。
儒家文化的这种中庸之道塑造了中国人的中庸之德，使中国人形成了中庸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处事作风和人格境界。
面对现实人生很多具体的两极选择，人们试图有效地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找到了一个均衡的支点，并使对立双方归于统一。
在生活实践中，守中、不走极端，成为古代中国人固守的人生信条。
在今日的语境下，“中庸”就是要正确把握度并协调好各种关系，以益于社会的和谐稳定持续进步。
中庸之道的真谛在于：坚守中正，寻求适度，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
协和万邦是和合文化的又一实践。
“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这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各国人民友好相处的传统道德基础。
从中国先秦时期老子主张大国理应谦下(“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到西汉董仲舒主张“洽四国”，唐代高祖李渊主张对周边邻国行“宏仁恕之道”，等等。
和睦相处，消弭战祸，“化干戈为玉帛”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和实践目标。
在这种和合的文化下，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极少对外用兵。
和而不同是和合思想的一个特征。
所谓“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指不同事物之间的搭配、融合、平衡达到最为圆满程度的一种状态。
例如音乐，五音的高低疾缓臻于完美，就称为和；又如饮食，五味的多寡浓淡搭配得宜，也称为和；又如身体，阴阳之气平衡饱满，也称为和；又如德行，处事不刚不柔曰和，为古代五德之一。
可见此种和的境界有三个特点。
第一，它是一种至善的状态；第二，它是由不同事物之间构成的一种完美的关系；第三，这多种事物在和合的关系中保持着原有的个性，而不必舍弃个性，一刀切成一堆齐刷刷的火柴棍儿。
和而不同，“和”异于“同”之处，就在于它保留了其中每一种事物的个别属性。
4.1. 中国古代建筑概述
建筑， 是指供人们进行生产、生活或其他活动的房屋或场所， 它除了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外， 还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
中国古代讲究“道器”，形而之上为之道，形而之下为之器，从来不把建筑作为一种学术，技术由师徒相传，以实地操作、心传口授为主。
读书人很少关心建筑，木书也很少。
再者，中国以农立国，崇尚节俭，把建筑视为“大兴土木，劳民伤财”。
对于新巧建筑，贬多于褒。
这些建筑观都影响了中国建筑的发展。
中国建筑长时期缓慢的，却是极富韧性的超稳定发展这表明了在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 存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建筑发展观。
中国古代建筑的独特风格源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而研究古代建筑必须理解中国传统文化。
2. 中国古代建筑风格
中国古代建筑类型虽多， 但可以归纳为4 种基本风格。
2.1纪念型风格
大多体现在礼制祭祀建筑、陵墓建筑和有特殊涵义的宗教建筑中。
其特点是群体组合比较简单，主体形象突出， 富有象征涵义， 整个建筑的尺度、造型和涵义内容都有一些特殊的规定。
例如古代的明堂辟雍、帝王陵墓等。
2.2宫室型风格
多体现在宫殿、府邸、衙署和一般佛道寺观中。
其特点是序列组合丰富， 主次分明， 群体中各个建筑的体量大小搭配恰当， 符合人的正常审美尺度; 单座建筑造型比例严谨， 尺度合宜， 装饰华丽。
2.3住宅型风格
主要体现在一般住宅中，也包括会馆、商店等人们最经常使用的建筑。
其特点是序列组合与生活密切结合， 尺度宜人而不曲折; 建筑内向，造型简朴， 装修精致。
2.4园林风格
主要体现在私家园林中，也包括一部分皇家园林和山林寺观。
其特点是空间变化丰富， 建筑的尺度和形式不拘一格， 色调淡雅， 装修精致;更主要的是建筑与花木山水相结合， 将自然景物融于建筑之中。
3.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易学文化
我国在西周时就提出了“ 天地与我并生， 而万物与我为一” ， 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即是我们所提倡的“ 天人合一” 。
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这种天地之道即是我们所讲的风水理论。
风水理论探求建筑的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 排斥人类行为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注重人类对自然环境的感应， 创造了中国东、西、南、北、中各具特色的城市布局、建筑形式及建筑景观， 因地制宜， 美不胜收， 具有一定的科学性。
3.1“五行说”
“五行论”将世界万物分为五行， 即金、木、水、火、土。
五行相生相克，木生火，水生土，土生金， 金生水，水生木和金克木，水克火，木克土， 火克金， 土克水。
西方属金，东方属木，北方属水，南方属火，中部属土。
木为青、火为赤、土为黄、金为白、水为黑。
在建筑布局上，南为前，前为火， 北为后， 后为水， 前为宫殿后为寝宫。
东为木，木为文，西为金，金为武，因此，在东面设置文化性的宫殿“文华殿”，在西面设置兵器类的宫殿“武英殿”。
遵照这一思想，文武百官在上朝也是以东文西武位于两侧。
抛开其迷信的部分，风水学关于环境的选择，阳宅、阴宅的定点、定向，住房形态的分析等等论述与主张反映了实际生活的利弊，是经过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经验总结。
在风水理论中， 建筑的选址所体现的一个原则就是“相形取胜”。
就是建筑在修建之前，通过对地形、地貌、水土等方面的综合观察和比较，选择最佳的修建之地。
风水理论中关于建筑选址的最佳地形是背山、面水、向阳， 以座北向南为最佳。
山地，既便于排水，保持水土，形成局部的良好气候，又有利于阻挡冬天寒冷的北风。
“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近水可以获得生活用水的便利条件，同时，在夏天可以形成凉爽的南风。
向阳，可以获得良好的光照顷天时、得地利， 必然是一块有利于人们安居乐业的风水宝地。
因此，中国古代的皇宫、民居、寺庙建筑都是按照这一原则来选址。
例如北京故宫在整体布局上是北靠燕山，南临永定河。
周代的王城洛阳，北靠邝山南临洛河。
以环境来规划建筑，让建筑溶入环境，“因任自然”的建筑思想，是中国建筑区别于西方建筑的一大特点。
天时、地利、人和， 勾画出一个个赏心悦目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
3.2“ 阴阳论”
在整体的布局上是采用了对称形式， 结合了风水理论中“ 阴阳论” 的哲学思想。
阳阳学说将宇宙世间万物分为阴与阳两大类， 认为一切事物的形成发展与变化， 全在于阴阳两气的运动与转换， 不断发展和引申， 进一步广泛解释自然界与社会界所有现象。
阴与阳的每一个侧面都以另一个侧面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 即没有阴， 阳不能存在没有阳， 阴也不存在。
事物或现象中对立着的两个方面， 具有互相依存， 互相为用的特点， 处在一个统一体内。
在阴阳论中， 向日为阳， 背日为阴山为阳， 水为阴左为阳， 右为阴男为阳， 女为阴。
故宫的主体建筑在北京城南北的中轴线上， 宫殿在前， 寝宫在后，前朝殿大于后宫。
其次序为“‘ 太和殿” 、“ 中和殿” 、“ 保和殿” 、“ 乾清宫”和“ 坤宁宫” 。
“ 太和殿” 为阳中之阳， 皇帝的宝座位于紫禁城的中轴线上， “ 保和殿” 为阴中之阳， “ 坤宁宫” 为阴中之阴， 为皇后居住的地方。
在“ 阴阳论”中， 阿拉伯数字中奇数为阳， 偶数为阴。
因此， “ 太和殿” 的开间设计为11间， 阶梯宽设计为60.1米， 均为阳。
“ 太和殿”和“ 保和殿” 的御道分别有9条龙和9只兽作为装饰， 门上设有横九排， 竖九排， 九九八十一个门钉作为装饰。
整个皇宫共有房间间半。
“ 九”数字为阳数之最， 象征至高无上， 天长地久。
用现代的科学眼光来审视风水理论， 它蕴含有大自然的美学原理， 有人类对环境科学的思维和认识，其间隐藏着古代文化与艺术的精华。
因此对于我们应该继承祖先留给我们的风水文化中可取的部分， 吸取其对现代文化与生活有益的部分， 同时应该认清风水学中迷信和不科学的成分，去其糟粕， 取其精华。
4. 中国古代建筑中的礼制文化
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以“礼”为基本框架的。
这种理念在古代房屋建筑中的反映即“自相似”现象，。
儒家学说把“礼”看作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最高指导思想， 礼制秩序不仅对君臣、臣民的尊卑关系有着严格的规定，而且对具有血缘关系的父子、兄弟、夫妇、男女、长幼的人伦秩序也有明确的规定，因此根据礼制秩序所制定的规划、营建制度对宅第、民居也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
4.1尊卑等级制度
宅第中“前堂后室”的布局、四合院“北屋为尊， 两厢次之， 倒座为宾” 的位置序列，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尊卑等级制度。
在中国古代建筑群体中， 单体建筑之间的相互关系，不仅是由视觉要求决定，而且是由等级这个社会现实决定。
在一个家庭中， 以家长为核心按照亲疏关系构成一个平面展开的人际关系网络; 在一个建筑群体内部， 建筑也因其服务对象不同而按照这个人际关系网络层层推进，其相应的大小、方位和装饰各不相同，这使得建筑群体成为理想的政治秩序和伦理规范的具体表现。
在整个组合中， 主从区别特别明确，单个建筑只有在主体建筑的参照中才会体现它的地位。
在建筑中通过附加相应的等级制度限定如开间的数量、斗拱的配置、色彩的范围来区别不同级别的建筑，这在古代便有了可遵循的标准。
很多文献记载了建筑等级的事例。
如《礼记·礼器》关于宗庙制度:“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太祖之庙而三; 士一庙; 庶人祭于寝” 关于堂阶制度:“ 天子之堂级九尺， 诸侯七尺， 大夫五尺， 士三尺”等。
礼更有以“中”为尊者:“中正无邪，礼之厚也”(《乐记·乐论》)， “中正无邪”、“均衡对称”的建筑单体和群体布局，显示出尊卑的差别与和谐的秩序，而位于轴线上的主要构图因素不偏不颇， 创造了尊贵的气势。
这些都是以“贵贱有等”的方式表达了建筑的礼制精神， 这就是礼——理性的制约。
4.2营城制度
中国古都的规划建设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中体现，它的选址、营造、形制都反映了中国古人的观念意识，并受当时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制约。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礼制始于周，从格局来看，都多少体现了《考工记·匠人》中“ 匠人营国， 方九里， 旁三门， 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 面朝后市， 市朝一夫”的思想， 虽然后人建造的城镇并不是严格按照这个制度行事，但其布局其本没有超越这个制度的规定模式。
古代的营国制度，便是营城制度。
由于其思考模式源于礼制思想，所以它能在朝代不断的更替中仍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古代都城建设。
以宫为中心的都城规划结构一直沿袭到明清。
元大都的兴建， 奠定北京城的规划结构，“左祖右社、前朝后市”，中国古都几千年来一直因袭这种格局。
宫城坐北面南，形成一条纵贯几里的南北中轴线，这便是全城规划结构的主轴线，作为都城的基调，其他一切设施按规矩对应布置，一切道路体系以南北轴为准绳，经纬分明，无论道路主次，都是东西向和南北向，方正规矩，见不到放射线的道路。
这组方正的大街小巷构成整个城市环境，人的一切活动被禁锢在内向院落， 中国旧城市的街头巷尾很难找到扩大的城市广场， 与欧洲城市多广场的布局绝然不同，这并非功能所决定，而千年来礼教意志所给予的影响，涵蓄内向的意志与墙的围合空间不谋而合， 这是中国人向千年来的审美价值观。
中国古代都城的环境因受制于礼， 街道横平竖直，整齐划一，城市里的环境空间缺乏变化，色彩也受到礼制限制，除了皇室的房屋，百姓是不允许用色去装饰房屋的。
整个城市街区巷道全是一片灰暗的色调，烘托出宫城的红墙黄顶。
城市的生活空间除了集中的几处“市”而外，老百姓只能在自家院内活动，另无他处公共活动场所。
难得找到街区的广场， 这正是中国礼制所造成的结果。
中国古代城市从整体环境到建筑群的规划都是由相互隔而不绝的单元组成， 这些主从单元串联起来，形成连续有节奏的合院群， 以中轴为序列串联起来。
每一院落相对独立， 但远观又可见其整体性。
其中每一院落及其建筑形式、数量、方位，代表使用者在家族中的身份地位，建筑群是不同院落的有序组合。
然后， 基于相同的原则，不同的建筑群有序组合而为城市。
古代建筑既然以体现人文礼制传统为要，所以“ 明分使群”，既是人际关系的组织原则，也是建筑关系的组织原则，“ 家国同构”，既是人际关系的结构特征，也是建筑关系的结构特征。
中国人经历长期封建社会，而习惯于以沿袭旧制作为正统的象征， 因此缺乏对传统的开拓精神和科学探讨精神。
其实传统文化对现代中国建筑师来说， 应该说是一个基础，而不是一种束缚，要以现代中国人的特有观察方式和思维方式创造中国的建筑，表达对建筑空间的中国式的感受和理解。
当代建筑师研究传统， 是为了发掘传统中的精华，登上这一级台阶，然后迈向更高的境界。
就找到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