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5年,古罗马执政官、叙利亚总督克拉苏率领四万大军远征帕尔提亚(中文名安息,即今伊朗)。
公元前53年夏,克拉苏军被帕尔提亚骑兵诱入美索不达米亚沙漠深处,先头部队六千人在卡尔莱城一带被帕尔提亚主力全歼,其指挥官、克拉苏的小儿子普布利乌斯自杀。
残馀的罗马军队向阿尔明尼亚方向撤退,被帕尔提亚人包围,克拉苏被俘杀害,万馀罗马军人被俘,一个骑兵队突围。
公元前52年,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附汉朝,其兄郅支单于向西域发展,在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修筑郅支城,与汉朝为敌。
公元前36年(汉元帝建昭三年),汉朝西域都护骑都尉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征发西域十五国兵以及汉朝西域屯田吏士总计四万馀人,长途跋涉进攻郅支城。
郅支率军坚守,百馀骑兵在城下奔驰,百馀步兵夹门摆开鱼鳞阵。
汉军箭弩齐发,敌骑、步兵退回城内。
夜晚,汉军火烧郅支重木城,进攻土城。
天明,汉军攻入城中,郅支受伤而死,汉军斩杀阏氏、太子、名王以下1518名,活捉145人,收降一千多人。
汉朝与呼韩邪单于和亲。
《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张掖郡下设有骊靬县。
以上三个孤立的历史事件,近二十年来,成为媒体反复炒作的素材。
1989年9月29日《参考消息》刊登法新社消息，说澳大利亚人戴维·哈里斯，在甘肃永昌发现了公元前36年由古罗马帝国溃败军队定居的一个名为“利坚”的城市。
同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郗永年、孙雷钧的报道，称“中国、澳大利亚、苏联的史学家联合研究，西汉元帝时代设置的骊靬城是用作安置罗马战俘的，这座城市在今甘肃永昌县境内。
这一发现不仅解开了公元前53年，一支六千多人的罗马军队在波斯战败突围溃逃、不知下落的历史之谜，而且对研究中外关系史有重大意义”。
此事引起当地领导的高度重视，立碑、建亭、雕像、圈围残存城墙，将其作为地方旅游资源而大加宣传。
十几年来各地报纸发表了百篇以上的通讯报导，拍摄了多部电视专题片，出版了小说和电影剧本，宣扬骊靬城的“传奇历史”。
在媒体的反复轰炸下，一般读者都信以为真，相信二千多年前确实有古罗马军团东归今甘肃永昌县。
其实，哈里斯等人的说法，不过是拾牛津大学教授德效骞（Homer
H.Dubs）的牙慧而已。
1957年，德效骞发表《古代中国一座罗马人的城市》（ A Roman City In Aneient China ）的文章。
（
屈直敏译本，刊于《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2期
），推测公元前53年古罗马克拉苏兵团在卡尔莱失败后，被俘的一万余军人被迫在安息东境守边，有些人东逃成为匈奴人的雇佣军，参与公元前36年的郅支单于城保卫战，战败后被汉军俘虏，汉朝将他们安置在今甘肃永昌县南，命名为骊靬城。
报道中提到的三国四位史学家至今没有发表过任何关于相关研究论文或专著。
其中陈正义《骊靬绝唱——最后的古罗马人之谜》（ 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
），虽宣称“以可靠的史料写成”，却在关键之处率意敷衍联缀、想象编造，根本不是严肃的历史学论著。
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台湾余英时、杨希枚、邢义田，兰州大学刘光华、汪受宽，湖南师大莫任南，复旦大学葛剑雄，北京师大杨共乐，甘肃省考古所张德芳，《青年参考》黄章晋，清华大学张绪山等学者，都发表过文章，对古罗马军团东归骊靬城的说法提出质疑。
综合德效骞等人古罗马军团东归骊靬说的理由，以下归纳为八条予以评说：
一，卡尔莱战役后，卡拉苏的大儿子普布利乌斯率领的突围逃亡大军流徙中亚，投奔郅支单于 。
从罗马史可知，克拉苏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马古斯（Crassus,Marcus
Licinius）公元前53年随凯撒在高卢作战，带兵焚烧门奈比人的村庄、房舍，掳掠其牲畜和人口，迫使其前来求和（ 凯撒《高卢战记》，商务印书馆
，1982）。
随克拉苏作战的其幼子普布利乌斯（Crassus，Publius
Licinius），在卡尔莱战役一开始就兵败自杀。
逃出的那支骑兵队是由财务官盖乌斯·卡西乌斯·龙吉努斯统率的。
公元前51年，他们还镇压了耶路撒冷犹太人的起义，并渡过幼发拉底河击败安息人的进攻（
卡瓦略夫《古代罗马史》，商务印书馆 ，1957）。
三人都不可能率队逃归郅支单于。
二，作为游牧民族的匈奴人不会筑城，郅支单于的重木城只能是得到了罗马人的技术援助。
《汉书·甘延寿陈汤传》记载郅支筑城过程：“发民作城，日作五百人，二岁乃已。
”没有古罗马军人参与。
匈奴人虽然是游牧民族，却很早就会筑城。
《汉书·匈奴传》称，公元前123年，汉军将领（匈奴人）赵信投降，匈奴筑赵信城居之。
后来卫律投降匈奴后，也建议“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
上世纪40-50年代，前苏联考古工作者在外蒙古和贝加尔湖地区发现了十多座匈奴人城址。
匈奴人有几十年的筑城经验，郅支单于筑城根本不需请罗马军人指导。
《汉书·匈奴传》载郎中侯应说：“至孝武世……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
”显然，汉时的城墙既有泥土夯筑，也有石城、木城、水城。
汉字边塞的塞、城寨的寨，意符为土、为木，也说明古人筑城或以土、或以木。
凡重要的城池或边塞要地，都是城外有郭的所谓重城。
重木城并非仅罗马人有。
三，郅支城战役中，一支百余人的步兵夹门摆成鱼鳞阵，就是古罗马的龟甲针，他们肯定是罗马军人。
“排列鱼鳞形这样的战阵需要高度的训练和纪律，这不是任何游牧部落如匈奴所能做到的。
”
郅支单于城外的鱼鳞阵，犹如《左传》中的鱼丽阵，是指步兵摆成了前后交错有序、便于运动的阵法。
世界军事史称，龟甲阵是古罗马军用盾牌密集护卫战斗队伍的阵法，“能有效的挡住箭矢”。
而《汉书·甘延寿陈汤传》载，摆鱼鳞阵的步兵，一遇汉军射箭便逃进城里，哪里是龟甲阵呢？即使鱼鳞阵真的是龟甲阵，也并非仅罗马人可为，中国古代也有类似阵法。
如《吕氏春秋·贵直》言，“赵简子攻卫附郭，自将兵。
及战，且远立，又居于犀蔽屏橹之下。
”所谓犀蔽屏橹，就是密集排列于军队之前以屏蔽箭矢的牛皮盾牌。
所以，不能以鱼鳞阵作为这些步兵是古罗马军人的证据。
匈奴人与秦汉长期作战，其军队组织严密，战法高超。
例如《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公元前200年白登山之役道：“高帝（刘邦）自将兵往击之……于是冒顿佯败走，诱汉兵。
汉悉兵，多步兵，三十二万北逐之。
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尽到，冒顿纵精兵四十万骑围高帝于白登，七日，汉兵中外不得相救饷。
匈奴骑，其西方尽白马，东方尽青駹马，北方尽乌骊马，南方尽骍马。
”试问，匈奴军队在冒顿单于时就训练有素，怎么到郅支单于时反而缺乏训练和纪律呢？
四，汉军“生掳”的 145
人，与“在郅支单于城外夹门鱼鳞阵的百余人相比，我们可以肯定这是同一支军队”，“这些罗马人可能是自愿选择了跟随甘、陈到中国”。
将汉军活捉的145人说成是开战时在成为摆鱼鳞阵的百余步兵，没有史实根据。
即使这145人真是罗马军人，也没有将他们带回内地。
甘延寿、陈汤战后就将“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
《汉书·甘延寿陈汤传》
）。
甘延寿、陈汤得胜回朝途中，有人告发陈汤贪占缴获的财物，司隶校尉命令沿途官员“系吏士按验之”，陈汤上疏抗议道：“臣与吏士共诛郅支单于……今司隶反逆收系按验，是为郅支报仇也！”（
《汉书·甘延寿陈汤传》 ）清楚的说明随行入塞的是在西域作战立功的吏士，哪里有什么自愿跟随到中国的罗马军人？
五，“到达汉朝的罗马人被安置在一个专门为他们在边境建立的城镇，该城即被冠以罗马之汉名——骊靬”。
“《后汉书·大秦国传》开头写到‘大秦国一名犁鞬’，可见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张掖郡10县共24532户88731人，每县平均8000-9000人。
即使真的有这145名罗马战俘，汉朝怎么可能为他们专门设县筑城呢？最近又有报道称，来骊靬的罗马军人为“数千人”，历史难道是可以没有根据随意乱说的么？20世纪出土汉简多次提到骊靬县，如“骊靬万岁里公乘儿仓，年卅，长七尺二寸，黑色，剑一，已入，牛车一两”（
《居延汉简甲乙编》 334·33）。
“■和宜便里，年卅三岁，姓吴氏，故骊靬苑斗食啬夫，乃神爵二年三月庚寅，以功次迁为■”（ 金关
73EJT4.98）。
纪年简牍说明，公元前60年（神爵二年）以前就有骊靬县，该县绝不是为被俘罗马人建立的。
《后汉书·西域传》说：“安息西界极矣。
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
”说大秦国在安息的西南方。
而《史记·大宛列传》张骞说：“安息……北有奄蔡、黎轩。
”黎轩（“骊靬”异译）在安息北方，与大秦不在一处，本非一国。
清朝学者郭嵩焘在《史记札记》卷5下指出：《后汉书》称“大秦国一名犁鞬”是错误的。
学者研究，张骞所说的黎轩，是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的对音，具体指玛尔吉亚那的亚历山大里亚城。
当时汉朝与罗马没有使节来往，对其情况一无所知，怎么可能以其作为新置县的名称呢？
六，在永昌县者来寨城址曾出土有古代的铜钱、铁锅、铁鼎、铁砸、瓷壶等文物，说明该城与古罗马军人有关。
临近的杏花村挖出一根一丈多长的圆木，可能就是古罗马军人筑重木城用的。
“临近的河滩村则出土了写有‘招安’二字的椭圆形器物，专家认为，这可能是罗马降人军帽上的顶盖”。
武威市出土隋朝骊靬县令成蒙的墓志铭，“对于进一步揭秘古罗马军队定居甘肃河西走廊也有其重要作用。
”
出土的铜钱全都不知去向，无法说明问题。
出土的铁锅等文物，《人民日报》海外版报导指出“均出自元代”。
杏花村的圆木，肯定不是郅支单于重木城的木料。
一则，郅支单于城距永昌近万里，人们有什么必要将其长途运来河西？二则，古代城墙一般高达15米以上，其外的木城不可能只高5-6米（一丈多长）。
“招安”一词五代开始出现，宋、元时大量使用，有什么根据说有“诏安”二字的器物是汉代归降罗马军人用的？至于隋朝骊靬县令的墓志铭，只能作为古代确实有过骊靬县的实物佐证，与古罗马军团问题有什么关系？
七、
“在骊靬城周围的几个村落，至今还有一二十户人具有典型的地中海人的外貌特征：高鼻梁、深眼窝、蓝眼珠，头发自然卷曲，胡须、头发、汗毛均呈金黄色，身体魁伟粗壮，皮肤白皙”。
“他们是失踪的古罗马军团的后裔”
研究表明，我国西部早期的居民，有高鼻深目的塞种人（ Sakā ），河西古居民月氏人和乌孙人也是“青眼、赤须、状类弥猴”（
《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
），汉朝在河西设置的供归附民族居住的属国，其中也不乏欧洲种人。
张骞通西域后，河西走廊成为陆上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自汉至清无数西方使节、商人、僧侣、学子、游客通过走廊到中原皇朝朝贡、贸易、布教、求学、游历。
元朝在永昌一带曾有色目人驻军，其中有些人因事滞留定居，娶妻生子，成为当地居民。
此地某些人群，具有欧洲人种特征不足为怪。
而且，亚平宁半岛的居民是黑头发黑眼睛的南欧人，而黄头发蓝眼睛是北欧人的体征，假使当地居民真是金黄头发，反而证明他们不是古罗马人的后裔。
近年，有学者对永昌所谓古罗马人后裔进行DNA技术测量。
媒体透露，“鉴定结果显示，罗马军团后裔聚居的折来寨村民提交的91份全血血样，全部为中亚和西亚血统”。
古罗马在欧洲亚平宁半岛，与中亚、西亚有什么关系？况且，即使这些人的DNA与今天意大利人的完全相同，能测定他们是两千零四十年前来华的古罗马人后裔么？为什么不能说是唐代、元代或是其他什么时候来的呢？
八，当地人有蒸牛头形馒头祭祀的习俗，“可能是古罗马降人代代传下来的”，当地还有“古罗马人斗牛的遗风”。
祭牛、斗牛，是农耕民族普遍的风俗。
春秋初年，秦文公就建怒特祠，以祀牛神。
宋代有牛王庙（ 宋何蘧《春渚纪闻》卷
3）。
晚近南北各地，颇有祭祀牛的节日。
至今浙江金华以及苗、彝、黎、侗、布依、回族等，都有斗牛活动，多数是以牛与牛相斗。
国外，古代近东地区有始于公元160年的牛祭；有源于爱琴海东部，扩展至印度河流域到欧洲多瑙河地区的公牛崇拜（bull
cult）；有被成为西班牙“国术”的骑士斗牛（bullfighting）；唯独古罗马既没有牛崇拜，也没有斗牛之俗，有的只是人斗兽和人斗人。
专家们如果不是疏忽，就是有意蒙骗舆论。
又有报道说，当地人爱吃的葱油饼，就是罗马比萨饼。
比萨饼通常是在发酵的圆面饼上覆盖番茄酱、奶酪和其他配料由烤炉烤制而成，葱油饼是死面夹层涂抹葱、盐，在锅中油煎而成，二者毫无共同之处。
总之，罗马军团东归骊靬说充满矛盾，毫无历史根据，是彻头彻尾的伪造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