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说：佛在兜率天观降生地时，中国也是选择之一，但最后还是选择降生在古代印度的一个小国——伽罗毗卫国的刹帝利种姓，并作为一名王子。
其实，这都是佛陀
的无上方便智慧和大慈大悲的体现。
我们不妨对当时中印两国各自的社会文化背景做一下简单的分析对比便不难看出其中的奥妙。
其实，不论从那一个方面来说，古代印度的恒河文明，特别是在对生命自身和宇宙世界的究竟真理的探究与思索方面，都远远高于同时代的中国，几乎全社会都崇尚
和尊重为探究真理而修道的人以及他们为此做出的各种尝试和努力的行为，甚至某些行为在普通然看来是极其怪诞和荒谬的，但是从社会总体来说，却是对此显得格
外的宽容和理解，就好比当今世界各国社会对科学技术创新的支持和鼓励一样【在古印度时代，单纯对外在客观自然世界的探究，忽视生命本身存在基础，及其和被
感知的客观现象之间的关系的哲学观点，是一种标准的“心外取法”的外道，佛预言，这种外道在末法时期，将会大行其道】。
这从当时处于印度社会相当森严的种姓制度之首位的，专业司掌祭祀神明职责，并向社会阐述世界观和生命观知识的“婆罗门”种姓阶级的本身就可以看出：社会普
遍敬畏神明，普遍崇尚心灵和思想修道，尊重知识。
即便是处于世俗社会统治地位的君王，也要服从这样的超然于世俗之外的，专业的神权和精神代理阶级，并获得
他们的认可，否则，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而位于种姓制度第二位的帝王统治阶级，也就是“刹帝利”种姓，在那时仅仅相当于一个社会的管理者，这一点在印度
历史和佛经里都有记载。
【当然，这种看法是出于过于迷恋精神世界的笔者自己，对那样社会的一点无明执着和怀念。
各方面也会有其他不同的见解，笔者也都愿意
接受，毕竟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并无常变化的。
】这样的社会固然存在很大的不平等，但从另一方面，却又为那些真正探索生命自身和宇宙世界的终极真理的人，
以及他们的学习和修道生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社会环境。
据佛经记载，当时的印度除了占据正统地位的“婆罗门”教，包括佛教在内，就已达100多种教派之多【有说96种、有说110种】。
从这点上就充分看出，那
时的印度社会对精神和思想方面修养的追求，对道的追求是何等的鼓励与宽容，这些学者、教派对各自的道的主张与其他各派进行大规模的辩论，这样的辩论是空前
壮观的，历史都有记载，佛陀就是通过无上辩才智慧降伏了诸多外道，特别是对占统治地位的婆罗门精神领导阶级的辩论的胜利，最终确立了佛法的地位，得到社会
的认可，温良而且好辩论的印度人有着他们自己独到的民族智慧。
后来中国的玄奘大师也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在印度赢得了上至宗教领袖和国王，下至普通百姓的无
比敬仰和全面认可。
这种人文精神一直延续至今，据研究，印度社会从古至今所崇拜的神灵，大大小小无以计数，有说1万多的，也有说10万多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几乎个人，或
者几个人的小族群团体，就可以创造并崇拜一个神灵，在印度，各式各样的，古灵精怪的神灵和寺庙，神迹，到处都是，恐怕10万种神灵也打不住的，因为没有办
法统计其数量,街头各类苦修的僧侣随处可见，并且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
这样蔚为壮观的神明图腾膜拜文化，足以看得出，这是一个多么崇尚精神境界，崇尚思想
升华和修道的智慧民族。
没有这样的丰饶的社会和人文条件作为悟道土壤和外缘条件和基础，很难孕育出伟大的佛陀和佛陀的教法。
据说，即便是很低的种姓，一旦决定摆脱尘世的劳烦，去深山苦修，一样会得到那时已经相当森严的种姓制度社会的宽容对待。
特别是佛陀在创建他的僧团之后，无
量大慈大悲，抵挡住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巨大压力和阻挠，吸纳了最底层的“不可接触者”【“不可接触者”，又称“贱民”，是处于印度种姓制度中的四个等级之
外的一个阶层，约占20世纪初叶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
最早的“不可接触者”，是第四等级首陀罗中那些从事屠宰、制革、埋葬、清扫等被认为是最不洁净的人，
因此他们也就被视为不洁者，不能与非贱民住在一个村里，不能去公共水井汲水，不能在公共道路上行走，不能仰头正视非贱民。
】，这其中有妓女，掏粪工人，和
即将被处死的罪犯作为教化的对象，使之成为获得大解脱成就的“阿罗汉”。
每当想到这些，就无比感动，在近代圣雄甘地的时期，他为了反抗和废除这种“种姓制度”，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可想而知，佛陀在那样的、人类历史上最严酷的
种姓制度社会的黑暗年代，付出了何等不可思议的超凡努力，承受了何等不可思议的巨大压力。
这一切固然是佛陀的不可思议的广大智慧和慈悲所致。
但也是有当时
的社会崇尚和尊敬修道僧团的某些人文基础，佛的出世也是依“一大事因缘”来此“五浊恶世”的娑婆世界随缘度化众生的。
这同以汉民族为主的中国大不相同，如此大规模、多元化学术思想和理论的公开活动，在以帝王强权和集权统治的中国是很难想象的。
中国历代历朝的统治者和帝
王，都被称为“天子”，也就是说，他们的“超级我执”自认为就是“天”，至少是代表“天”，他们就是“道”，至少约等于“道”，并历来把结党集社视为忤逆
犯上之举，很难容忍。
“结党营私”提出政治主张，对中国人来说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的，甚至要冒生命危险，春秋战国的历代诸侯大王，虽各自有众多的门客、
谋士，有的国君竟然拥有门客上千人之多，但不要忘了，这些知识分子和思想家的另一个称谓被叫做“食客”，这是一个带有十分轻蔑而不平等意思的贬义词汇。
好
像是在豢养着看家狗一般。
可见中国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只不过是统治者的很实用的工具，而这“门客”的“门”字，就大有文章，也就是说，你是站在哪一个队伍里
的，哪一条政治权力路线上的，属于哪一个权力人物门下的。
你的研究和修炼的思想体系，是绝对不可以作为独立精神思想存在于正统集权统治之外的，因为那是帝
王和统治者的事，正如那个渔翁训斥孔子一样——“你太多事，不是自找麻烦么？”【庄子.渔父】。
其实中国对人王权力的崇拜并不是说他们不信神，他们不但信神，而且还是多神信仰，不同的是：如果说印度人是为了求道和探索精神世界而设立种种神明加以膜拜
供奉的话，那么中国人恰恰相反，都是为了满足人们各种现实欲望和现实利益而供奉和膜拜这些按照自己的个性和需要造就出来各类“世俗之神”。
最令人不可思议
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中国民间传统独有的大规模的“财神信仰”，中国春节拜年时，人们彼此之间说的最多的美言问候语就是“恭喜发财”。
每逢婚丧嫁娶，节庆假
日，生辰纪念等等来临之际，人们都相互送收送现金红包，不可不说是现实到极点的人文劣根性。
除各类财神之外，世俗中还有门神、灶神、花神、狐黄蛇仙等等崇拜，据说茅厕都有一个神。
此外，还有打鬼的钟馗、八仙过海、关公、秦琼等等从历史名人和英雄
演变过来的各路神仙，就连一个忠义的关公，也被冠以“武财神”的称号，统统都是应人们对钱财，功名利禄的现实欲望和追求而创造出来的。
一切向“钱”看，一
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以至于观音菩萨都要被中国人特别冠一个新职位“送子观音”。
还比如，用以祭奉圣哲孔子的文庙、孔庙等等这些本来使用以教化民众的
圣殿场所，思想的发散地，多年来每奉中考高考，甚至公务员招考，职称晋级的时候，香火超级旺盛，而平时空空如也，门可罗雀。
假使有一个神要是对中国人说：
这个世界是苦的、空的、无常、幻影等等，那恐怕就没人会来参拜了。
只要你的欲望有多少种，在中国就有多少种相应的神，但在中国，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一个没有
欲望的神。
回顾历史，一次次朝代更替，一次次农民起义，一次次重大社会政治变革，都会有人，以各种诡计，假借神明的意志，欺世盗名，以期实现各自权力和政治利益的最
大化，这样的历史案例举不胜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也难怪各个帝王都惧怕宗教，害怕结党集社等等社会群体活动，中国从古至今都是极为现实和功利的，一切
的一切都要围绕着现实利益这个中心，只要管用，那么任何事物、任何人，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即便你是神明也要听我调遣。
与佛陀时代前后同期的中国，当时正处在诸侯争霸，战火四起的春秋战国时期，各种社会政治力量，此消彼长，自上古时期，沿袭下来的对帝王的神化的崇拜，导致
社会和人们在潜意识里对权力的崇拜和迷恋，中国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像印度“婆罗门”种姓这样的，专业司掌神明，和理论知识的务虚的精神领导阶级，不仅是
中国，即便是世界其他任何国家和民族，像这样以一个整体阶级出现，并不断地世袭传承下去的专业修道的精神贵族阶级，都是一个绝无仅有的社会人文现象。
中国至始至终更愿意相信和膜拜的都是拥有绝对统治权力的王权“圣明”，而不是天道“神明”，这就使得真理和权利之间的界限有时会变的模糊，难以判断，使得
中国人变得超级务实地相信权利地位。
中国人不是不了解真理，而是现实的中国人太缺乏追求真理的勇气和信心。
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思想家、艺术家、工匠、世
外高人、隐士等等，从一开示就处于次要的从属地位，五千年的文明历史中，那些凝固的诗篇——美轮美奂的中华建筑，何处寻觅设计和建造者的英名？思想和知
识、文化和艺术、巫医百工匠人等等，都成了历史的小妾，乃至历史的婊子。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读书的根本目的只是在于考取功名，做官，光宗耀
祖，履行祖宗权威的宗法观念赋予的职能，而做官又只是遵循权力这条利益主线，都是为王权和统治阶级所用而已。
在这似乎被下了魔咒的国度里，知识分子和思想
家，技术专家与生俱来地被使用的同时，也被鞭打着。
人们不会幻想从2009年以后会有改变，这是中国文化基因决定的，当然我们不期望基因突变。
中国历史似乎总是站在王权的一边。
上古一次大战，发生在那时的人王大禹和主管国家百工技术和知识分子的共工之间，以共工的失败而告终，传说他沿着巴山蜀
水，向西逃亡，将大批的能工巧匠带往欧亚大陆的西部，直至北非和地中海，最终在古埃及生根繁衍据说。
[也可能包括印度次大陆，关于佛陀是雅利安人种，还是
黄种人依然有学术研究]。
【根据《山海经》研究奇人，宫玉海教授的研究结果】，另一个就是被黄帝打败的蚩尤，也同样被描绘成一个恶魔，以至于人们很少会想
到有这么个上古人物，就更别提他对人类发展所做的可能的贡献了，而历史的记载者一致把这样的知识分子的领袖描绘成十恶不赦的超级恶魔。
“胜者为王，败者为
寇”的极端务实主义和世俗主义，遮蔽了真理和正义的本来光芒，也自然抹杀了佛陀宣说的“因果律”，佛说：众生若不见前世来生，将会无恶不作。
这就是中国文
化最值得反思的“黑洞”，因为中国人（当然人类都有这样的共性弱点，只是中国人有这样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好象很清楚很现实地知道，失败的代价。
不管你
是流氓恶棍，地痞无赖，还是背信弃义的小人，只要你胜利了，历史就是属于你的，比如刘邦、朱元璋等这些汉族人的王朝的皇帝都是属于这类卑鄙之徒，但是，人
们更多的是在谩骂嘲笑耿直仗义、英勇善战的项羽，原因只有一个：就在于他是个失败者。
这在印度和西方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
在中国，只要你有外在的权力和利
益的成功和胜利，你就会拥有一切，甚至可以幻想成为真理的代言人，你即是一切。
从黄帝、大禹、到秦始皇，乃至，世俗的中国人对这些拥有绝对世俗权力
的人王的崇尚膜拜，远远高于对自然、天道、神明的崇尚和敬畏。
即便在20——21世纪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到，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年代的英雄崇拜，到泛市场经济主义、泛物质主义的今天，精神信仰的丧失，转而用“科学
教”、“拜物教”和“拜金主义”来代替精神信仰的空白，自然会导致大量涌现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人治高于法治的丑恶现象，社会公正，社会信任，
国家正义都很难尽民意。
人们太迷信世俗和现实的人际关系，人际关系的根本就是形形色色的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没有一个判别是非、善恶、美丑的公理标准,你
也许可以说,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也是一个毕经的阶段,可环顾一下我们这三十年的改革之路,特别是某些自称为党的末代的领导人当政期间,贪污盛
行,形式主义,环境破坏,不可持续的发展,社会风气沦丧,更有甚者,那些为了谋利之徒,丧心病狂,丧尽天良地制造直接关乎并危及人们生命假冒伪劣的食品和
药品，到了无不取其及的地步。
教授像一个明星，明星像一个教授，企业家像一个神，神却成了企业家，低俗成了高贵的文化，高贵的文化成了低俗的垃圾无人问津，巨无霸级别企业的大规模的毒
牛奶，假药，苏丹红，假鸡蛋，乃至假官（买官卖官），假文凭，假身份证等等，那就是“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金钱和利益为中心，判断人人成功的标准只
有权钱色，世俗百姓地判断只有，房子和车子，票子和孩子，如果没有良知的底线，那么，这样的极端务实主义，就是毁灭的开始，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恨不能都转移
到这个全民造假的方向，甚至这样的恶行会成为一个习惯，法律和制度还能解决得了么？这都是为什么？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管理问题么？为什么在人迹罕至的遥远
的藏地，甚至一些非洲的落后国家，还有那些伊斯兰国家，那里的人民没有或很少造假，没有这样丧心病狂？因为他们相信有佛菩萨和神明的正义的眼睛无时无刻不
在看着，会惩罚他们的，以至于做一个善良诚实的人也是他们日常习惯。
一个没有精神信仰的唯利是图的社会是可想而知的可怕。
即便是在本质上和佛陀思想如出一辙的“道”家思想的创始人老子，也是不得不以一名小“史官”的身份出
现在世俗社会当中。
而其他各派思想家，除了道家的庄子，偶尔因某种机缘为某些国君大王出谋划策和随机教化之外，其余的都怀有不同程度的功利心，在各诸侯国
君之间寻租和兜售各自的治国理念和政治见地，实现他们各自的辅国左政的世间的“远大理想”与“政治报复”，而最终都会落入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的悲惨结局。
而孔子的儒家思想，也是在孔子过世后近一千年，才被帝王断章取义的有选择地加以推崇和利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麻痹人民思想和精神的一家之说的工
具，使社会对集权统治的王权崇拜达到登峰造极的完美地步，并融入社会，乃至历史文化深层的基因当中，这也许也是一种平衡，也许是一种“道法自然”的结果。
而孔子在世的时候，他的思想主张却受到了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讥讽和排斥，使其受到惶惶如丧家之犬般的屈辱，贫困潦倒。
【笔者相信孔子是一位悟道的伟大圣人，
他只是以这样的角度和风格去普度众生】知识和思想在中国充其量只能为统治者和王权所役使，很难得以普遍尊重，而深奥玄妙的“道”和佛陀的“苦空，无常”
“缘起性空，性空缘起”等真如大道，就更难推行和传播了。
如果佛陀诞生在中国，那么可以想象的最好的结果也比不上儒家的孔子，甚至，佛陀的教法也有可能如
墨家思想和学说一样，慢慢被人遗忘，直至消亡。
而墨家“非攻”的平等思想本身就和佛法极其相似。
乃至21世纪的现在，只要一提到“国学”，就只有“儒
学”，其他的诸子百家的思想有谁还过问题及呢？全社会集体无意识，集体失语，只有一种思想的社会才是“稳定”的，“稳定压倒一切”，而儒学思想的礼教方面
的注重“外相”的形式主义，和对社会次序的人为的规范，和强大的名利思想（都是帝王和一些弄臣我巩固各自的统治篡改的）当然十分有利于统治者，就连佛法也
摆脱不了，宋朝之后，大量的理学和禁欲主义的篡改，使佛法在中国变得僵化（也许是佛陀的方便法，这样适合中国国情吧），全世界恐怕最害怕思想的力量的就是
中国，因为他们清楚地看到，这个东西的威力，而目前最没有思想的大国也许还是中国，谈“思想解放”，“科技创新”，只是叶公好龙，缘木求鱼罢了，这样的土
壤是绝对不适合如此伟大的圣哲及其教法的诞生和初期生长的。
这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所造就出来的社会不是偶然，它绝对不可能会是一个开放式的自由思想型的社会，所有的思想都会被束缚在一种集权模式的思想之下，所不
同的只是随着统治者的利益和意愿出发，从一种思想模式转变成另一种思想模式，永远不会有超然的政治智慧，和思想文明。
所有这一切都注定了中国的思想家很难
企及佛陀的那种全然超越于世俗的出世间的，并具有强大实践和证悟力量的，究竟精神真理的境界。
谈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谢老子和庄子的道家等诸子百家的思想，还有孔子的孜孜以求，去教化中华民众，给这样极端务实的神州大地铺垫了精神与智慧的“底
肥”。
这就为之后“绝世超宗”的，慈悲和方便智慧双运的佛法，在中国社会的根植和持久传播开垦了广袤的，肥沃丰饶的社会和文化土壤。
正如佛陀所说：一佛出
世，千佛护持。
从另一方面看，中国的这种社会人文模式也有他的一种好处，那就是：一旦他们认为的某些事物和思想理论，被某些帝王和统治阶级接受了，就会假以他们的超级权
利影响，迅速而深刻地自上而下地传播开来，也就是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是很好的思想移植地。
而佛法正式传入中国之初，也是由东汉汉明帝“夜梦金人”
自上而下开始的。
由此他派遣文化使节前往当时的天竺国（古印度）取佛经，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9年)，汉明帝从西域请来印度僧人摄摩腾和竺法兰，在京都
洛阳建白马寺；这是中国建佛寺的开端。
这一年，摄摩腾和竺法兰来到五台山，法眼识圣地，立即看中五台山的风水，并奏明汉明帝在这里破土建庙，揭开了五台佛
国历史的第一页，也开始了中印两国的佛教文化交流历史。
之后，三国、两晋和南北朝时期，都有来自帝王阶层的佛教信徒，还有诸多来自印度的高僧大德。
这一时
代最著名的要数梁武帝，和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的印度达摩祖师，直到隋唐时期，自玄奘大师去印度取经之后，先后有许多帝王都出于各自的社会和政治利益等诸多方
面需求而笃信佛法，使佛法在中国的传播弘扬达到鼎盛。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几个王朝，或者王朝的早期，都是和游牧民族有关，统一中国的秦朝、繁荣盛世唐朝、幅员无比辽阔的元朝、还有清朝的康乾
盛世，这其中除秦朝之外，其他几个盛世王朝都是笃信佛法，以佛教作为国教，并以此来教化人民的。
而粗略观察有汉民族统治的几个王朝，都是科技发达，工艺精
湛、商贾盛行为特色，宋朝、明朝都是如此，但这些王朝时期，更多地充满了政治上的尔虞我诈，残酷的权利较量更增添了许多阴险和黑暗，统治人民的手段更加
“富有创意”，技术手法更加精湛。
】
【最有趣并值得一提的是：当代人都知道，就连来自截然不同的西方思想文明体系之下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中国被发扬光大的，并不断地随着现代统治者的意志去
诠释和发扬光大。
这种所谓“辩证唯物主义”，如同当今的“科学教”“拜物教”一样，在佛陀时代的就早已被判定为标准的“断灭外道”，并预言其在2500年
后的末法时期，将会大行其道，拥有广大的“市场”。
】
不难看出，佛法在中国也在某种程度上被某些帝王和统治阶层有选择性地为其政治目的服务，这当然与佛法本身没有任何关系，特别在宋朝时期，“程朱之学”的理
学选择性地曲解和利用佛法，使中国自宋朝以后，佛教被大量地世俗化，多神化，迷信化，远远背离的佛法的胜义真谛。
也许是我佛慈悲，以此智慧方便，来度化东
土苍生。
时至今日，21世纪的市场经济社会，到处为了求取功名利禄，烧香拜佛，旅游景点名胜，更是将佛教的一些文化表象作为载体，大肆敛财，铜臭弥漫神州，又一次
体现了中国文化当中的极端务实主义的劣根性，并给各类“外道邪说”，特别是“断灭外道”提供了有力的成长土壤和发展空间。
在佛陀也对此现象在中国的出现做
了预言【见上述佛经有关记载】这不得不使人对世间的无明愚痴感到悲哀和无奈。
而这一切，和佛陀所宣说的“缘起”，
“苦空”，“无常生灭”，“寂静涅盘”，以及四圣帝、八正道、十二因缘等等“世出世法”没有任何干系。
对比古代中印两国的社会文化环境，印度信“神权”，重视精神层面的修炼；中国信“王权”，重视实际层面的功利。
在印度乃至西方(意大利,西班牙等)你所能
看到的最令人叹为观止的,极其精湛的,美轮美奂的建筑,都是和神明有关的,使人们献给神明的。
比如印度的印度教神庙,菩提伽耶大佛塔,阿育王为佛树立的纪
念神柱,罗马的圣保罗大教堂,佛罗伦萨的的圣母大教堂，巴黎圣母院等等举不胜举。
而在我们中国,闻名世界的大都是和权力政治,以及人王为主要纪念物,如紫
禁城,帝王陵寝,坟墓,长城等等。
印度的人们都将最好的最核心的风水宝地留给神明,而中国人都是将此留给帝王、权贵和死人。
中国人的红白生死仪式，都是无
比的世俗迷信，悲喜交加都是呼天喊地，闹闹哄哄，而西方和印度的都是更加显得生命生死和繁衍都是超然于世间的神圣以至于平凡和安静，你可以看到恒河上飘着
的尸体，还有抛放尸体的“尸陀林”地，各类火葬，天葬和水葬，还有恒河边上，那些行将濒死的老人（也有修行人和僧侣），都是一样昭示着这种庄严和自然，这
是中国人无法，也不可能以文化和群体社会意识与习俗做到的，中国人很难自然从容面对生死和生命的本身，从秦始皇寻找长生不老的仙药，以及道家演化出来的炼
丹术都是在求一种外在的方法去祈得（也有内丹派修炼法），而不是从内在生命智慧的本身去了悟究竟真理。
察看中国的民俗节日都是和生活和世俗需要有关，当然大量地和天地规律分不开，但很少看到和那一位神明有关，除了佛陀，因为它是泊来文化，但也没进入重要法
定节日，和西方季度文明的圣诞节、伊斯兰的开斋节、印度教的达瓦里、胡里节以及泰国等东南亚南传佛教国家的卫塞节无法相比。
最大的春节，其实是和人们的自
己的民俗需要有关，而非和神明有关系，在春节里，神当然有很多，可都是人的佩角。
如果说佛法在印度发生，且带有出世间精神的神圣色彩的话，那么，其发展在中国就有其入世间的平常，也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为何中国的佛教文化被沾染上许多世俗的色彩，这也许是佛陀为度化东土苍生而施设的善巧方便吧。
佛陀选择以这样的方式和这样的地点，降生在此南瞻部洲的五浊恶世，都是为了以最大的方便和限度去度化众生，这样的选择使得印度对佛法产生和成长来说，就好
比是最好的育种基地，之后再移植到中国，这个广阔肥沃的田野，使其更好地成长壮大，最广大限度地度化众生，这也从另一个角度折射出佛陀广大的不可思议的慈
悲与智慧。
倍感佛恩浩荡，难以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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