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禅其实当时并不在场，所以感情的色彩实际上并不那么浓厚，至少没有了去抱诸葛亮脖子的角色；而刘备在托孤现场的言行就完全是针对诸葛亮和李严赵云等人的，充满了政治上的诡诈。且看这一段：先主泣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短短几句，直接给所有在场之人提出并且确定了诸葛亮日后的政治地位问题。用意煞费苦心 刘备托孤时用意很深，虽然仅仅几句“我儿可辅则辅，若不可辅君当自立为王。”但是刘备又请诸葛亮坐在旁边，叫刘永、刘理到面前吩咐：“你们要记住，我死了以后，你们弟兄三个，都要把丞相当作自己父亲一样，不能怠慢。”说完，叫两个儿子拜在诸葛亮跟前，接着又对众将官说：“我已把国家大事托拜给丞相，要我儿子待他像父亲一样，诸位也不可怠。”用意极其深刻，当时刘备清楚，举国上下，除了刘备就是对诸葛亮最敬重了，若刘禅真的是个昏庸无能的人，那么，诸葛亮势必会取代刘禅，夺走他的天下，可以说刘备并不信任诸葛亮。这个其实在刘备入川的时候就能发现，刘备入川时带的是庞统，而把诸葛亮安置在老家里，就是为了限制诸葛亮，避免其功劳太大而居功自傲。诸葛亮在加入刘备军团的初期也没有太大的权力，入蜀后，诸葛亮的地位甚至没有糜竺，孙乾等人高。在刘备伐吴失败后，他马上想到的是现在国力衰败，势必会有人乘虚而入，夺取王位，而诸葛亮就是个最危险的人物，因为他在蜀国的威信太高了，怕有人怂恿他篡位。
而后来的事实其实也证明了这个担心，在刘禅即位后，诸葛亮任丞相，又让刘禅尊称为父，国家里的大事小情全部由他自己处理，几乎不会过问刘禅。而六出祁山也是诸葛亮自己的想法，几乎也没怎么和刘禅商量。所以，可以说刘备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咱们姑且不论刘禅是否昏庸，但就诸葛亮的行为来看，确实是把自己凌驾在了刘禅之上。 孙权继位时年约十九，而刘禅是十七岁登基，两人的年纪大体相仿。但孙策死的时候，正值各路军阀混战、孙策势力东征西讨乘机扩张之时，其势力并未得到巩固，显然比不得早已扎稳根基的蜀汉政权，所以张昭受孙策临终嘱托后，其“上表汉室，下移属城，中外将校，各令奉职。权悲感未视事，昭……乃身自扶权上马，陈兵而出，然后众心知有所归”等一系列的举动，比之刘备托孤后诸葛亮的作用，要重要的多。而论地位，张昭之于东吴不逊于诸葛之于蜀汉，再论发生年代也是孙、张在前，后世人等独推昭烈、孔明而漏桓王、子布，显然并非是记性不好忘记了此事，这掠人之美的举动，其用意只怕就是要让孔明专美于前。因此认真说起来，此事并无什么值得大肆褒扬的地方，真要说也应该先说孙策和张昭才对。
另外刘备在白帝托孤之时，并非只找了一个诸葛亮，还有一个李严在侧。刘备能把远在成都的诸葛亮召来托孤，说明他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和处理这个问题，因此托孤于诸葛亮、李严二人，并非是仅仅因为李严在身边方便之故，而是应该有其很成熟的考虑的，甚至可以说是煞费苦心的。
势力组成 我们知道，蜀汉政权的根基主要是由三个势力集团组成：占主导地位的刘备嫡系荆楚集团，前益州刺史刘璋时期的东州集团，本地人为主的益州集团。益州集团从刘璋时期开始就没能在政治上占据大的舞台，一直处于一个陪衬的地位，所虑不大，这一点，我们从《三国志》的传记就可以知道，蜀汉就是除去王室成员，列传中本地人士才也十九人，大约只占了三分之一强，而且无一是高层官吏，均为下级官吏和侍郎一类的闲官。因此需要考虑的乃是荆楚、东州集团之间的问题。
政权问题 此前战略要地荆州的丢失，关、张败亡以及夷陵之战，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荆楚集团遭到了重大创伤。而在这个时候刘备又一病不起，当然会想到自己身没以后，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蜀汉政权的巩固问题，同时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他对诸葛亮并不是完全信任和没有顾虑的。
欲擒故纵 “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刘备既然以这样的方式将这话明白地说了出来，那诸葛亮也只有以“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这样的态度，来明确地表示他惟有尽忠而死也不会取而代之一途了。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年代里，他是不可能爽快地答应一声“好”的。但是如此一来，倘若日后刘禅昏庸而诸葛亮真的想要取而代之，那他就要先背上个辅佐不力，背主食言的骂名，在政治、舆论以及民心上都将会面对“不臣不忠不义”的罪名，并因此导致师出无名而居于劣势。所以刘备这话与其说是信任与托孤，不如说是一种先发制人的威胁策略，亦或者是无奈之下欲擒故纵的一种权谋。
明智决定 而另一位重要人物李严，在刘璋时期就是东州集团中的佼佼者。自刘备入主成都以后，他在任上又屡次以少数兵力平定大规模的叛乱，充分表现了他的出色军事和政治能力。相比较而言，诸葛亮此前在政治和外交上展示了他的出众能力，但在军事上并没有什么建树的机会，因此刘备很明智地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