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林市辖5县（市）两区，境内地形多样，山川河流平原丘陵皆有分布，树木郁郁葱葱，动植物丰富，极适宜人类生存发展，所以新石器时代已经有不少原始人类在此生活繁衍。
这些原始人类在玉林福绵马头岩大岩洞、福绵竹山、兴业龙安石井岭、城北竹山、容县石头镇大神岭和打铁岗等地生产和生活。
他们打磨石器、狩猎、采果，过着简单而无忧的生活。
这些人是与5万年前的桂林甑皮岩人及1万年前的柳江人一脉相承的，是现代壮族祖先的一部分。
就是这些人发展起来的西瓯、骆越族及其后裔，与后来的汉民族一起构成玉林人的主流。
唐代以前，玉林广大区域主要还是少数民族居住，少数定居此地的汉人慢慢也入乡随俗,成为既保留有汉文化特点又吸收了部分原住民文化的人群。
玉林辖区内，从先秦时期至南北朝，一直是古百越族居住之地。
其中主要为西瓯、骆越及其后的乌浒、俚、僚等族群。
现代壮族与他们有着极其密切的渊源关系。
这是现代民族学研究的通识，也是现代社会的共识。
但可以肯定，居民多数为西瓯、骆越及其后的乌浒、俚、僚等。
这从各县市区有史可证，先后出土且分布很广的100多面从汉代至唐代的铜鼓就足以证明这一点。
因为铜鼓是骆越族及其后裔所制造和使用，有铜鼓出土的地方即说明此地过去有少数民族存在。
秦王朝南迁号称50万汉人，实际上只居留于广西桂东北及桂东的一些地方，有无汉人实际到达今玉林境内还是未知数。
目前为止，仅在桂东北的兴安发现秦城、桂东的一些地方发现秦代遗物或遗迹，但今玉林市境内既无秦墓也无其它遗迹，似乎从另一方面说明汉人足迹尚未到达这方土地。
但汉代统一岭南后，汉族人到广西的增多了，影响有所扩大。
特别是东汉时马援南征，所到之处，通渠道，修城廓，其部属有的留居于骆越人中，即是史籍记载的“马留人”。
这时期，玉林境内有汉人的可能性才大大增强。
贵港发现大量汉墓、南流江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通道、玉林出土五铢钱、玉林境内大量与马援有关的传说与遗迹等，都充分说明汉人确实在此留下深刻影响。
但同时，从中也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汉人的居住地和遗迹，都局限在交通要道沿线和治所附近。
西瓯、骆越和乌浒人仍是玉林大地上的主要居民。
他们仍然是玉林的主要开拓者。
但既然同居一地，必然会发生交往交流，包括语言文化婚姻生活习惯等等。
汉人在保留自己特点的同时也吸收了当地的一些文化和字汇，同样，少数民族中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吸收了部分汉文化。
现代粤语系中的古代汉语字汇及语音，应当是这一时期奠定的基础。
南朝及隋、唐时期，史书中对于包括玉林在内的岭南地区民族记载还是俚、僚等族属。
但这一时期，由于东晋、南朝时期战乱频起，大批北方人南迁，有可能进入玉林境内。
同时，由于从南朝至隋唐时期都左右着岭南局势的宁氏家族和冯氏家族（特别是冼太夫人主政时期）主动接受中央政府领导，推行民族团结和睦政策，带头实行和汉族的通婚，积极吸纳汉族先进文化和制度，从而使得原住民族慢慢丧失少数民族特性而向汉族靠拢转化。
据史书不完全记载，现玉林一带唐代户口在7万人以上，其中容州17087人，牢州11756人，郁林州9699人，白州9498人，绣州9773人，禺州17048人。
毫无疑问，其中相当部分是汉化了的少数民族。
这部分汉化了的少数民族及南迁至此的汉人，正是现代玉林人的先驱。
至宋代，玉林原住民族要么已经同化，要么迁移它乡，还保留本民族特性的居民在玉林大地上已经成为少数，而汉族一跃而成为玉林主体民族。
从目前所掌握的史料而言，直接指明玉林古代少数民族的有限记载始于宋代。
宋初的《地理志》有“郁林州夷人，居山谷……”及“废党州古党洞夷人……巢居夜泊”的记载。
这里所指郁林州，州治实际在今兴业境内，而废党州古党洞，也是在今兴业县卖酒、小平山、北市、龙安一带。
所谓“夷人”，根据相关文字推定属于现代壮族前身的一部分。
这说明至宋初，作为现代壮族的前身俚僚僮等族属，已经不再作为主要族群存在于郁林州、南流县等地（即今兴业、玉州、福绵）。
从唐五代至两宋时期，相当数量的汉人到达玉林。
如容县的封、关、张姓等、玉林的陈姓、陶姓、钟姓、庞姓等迁入，还有其它无法考证的众多姓氏也迁居玉林。
事实上，宋朝时，玉林一带已有“主、客”之分。
在户籍记载中的“主”户，应当就是前代已定居此地的汉人及已经汉化了的原住民。
所谓“客”，实际上就是唐宋时期迁至此的汉人，这就是广泛意义上的客家人，也就是从其它地方迁至此的北方人。
数量有多少呢？据史料不完全记载，当时已经有6700多户迁居至今玉林一带。
其中，“容州普宁郡，户，主，一万零二百二十九；客，三千五百四十七”；“郁林州，户，主三千五百四十二；客二千三百”；“白州，户，主三千七百二十七，客八百六十二”。
这是玉林客家人祖先最早的记载。
明清时期，伴随着官府镇压及防范瑶民等少数民族起义的需要，其它地方的瑶、僮、俍、回族被迁至玉林安置，而大量汉族也因种种原因从邻近省份或地区迁移到玉林，汉族与少数民族间的互相融合交流，最终形成了现代玉林人。
瑶族在玉林的聚居，主要是绵延250年的大藤峡瑶民起义的结果。
据相关学者研究认为，瑶族是从唐宋时期才开始南迁广西的。
何时到达玉林大地，目前还无法考究。
但是从相关资料可知，明清时期存在于玉林的瑶族相当部分是政府安置的结果，也有一部分属于自由迁徙而来。
民国版《兴业县志》引用史料有“明洪武二年，瑶人王龙关反，主簿颜珍剿平之”的记载，说明最迟在元朝已有瑶族在兴业县定居。
容县瑶族既有流动不定的过山瑶，也有定居的瑶族支。
主要存在于容县南部地区。
过山瑶这一支，性好迁徙，实行火葬。
博白和北流瑶族都属于政府安置而来。
明朝绵延250年的大藤峡瑶民起义，使得朝廷头痛不已。
所以天顺、成化年间压制下瑶民起义后，就把瑶民安置到各地，设瑶目管制。
在这种情况下，博白瑶，“自明成化年间平大藤峡起义后来县治。
”北流瑶则是天顺年间被安置在县治南部。
史书另有陆川山子、博白山子之记载，实际上也都属于瑶族之一支。
容县僮族及北流僮族皆与瑶杂居，分布在容县及北流南部地区。
北流回族则是清康熙年间从柳州迁置而来，居住于县城。
玉林“狼人”自明代始入境内。
所谓“狼人”，实际上是土官统治下的居民，“狼兵”即土官统治下兵丁。
“狼人”具有兵民合一身份。
古代玉林少数民族最值得一提的是“俍人”。
俍人，从明清时代一直至民国，都被称为带有侮辱性质的“狼人”。
其实，俍这一名称，乃来源于壮语，所谓“俍”就是土官，“俍人”或“俍民”，就是土官统治下的居民，“俍兵”就是土官统治下的“兵丁”, “俍目”就是替土官办事的头目，“俍田”就是属于土官所占有的山地。
本居住于左右江流域，明代因兵寇不断，募充戌兵而分散到各地。
直隶郁林州俍，居住于“州东北四十里抵大容山”的范围，明正德年间被募充戌兵，其后授田编户，谓之熟俍。
博白俍人，是明代成化年间朝廷平大藤峡起义后，从贵县三江独木村调到博白守石梯、界牌诸隘。
陆川俍人，则是明初来自宾州。
兴业俍人，明成化年间入县境。
这些俍人，具有兵民合一身份，授田耕守，别置俍籍，设俍目管之。
明清两代，大量汉族人出于各种原因（如因任职至仕而留下来、因经商而定居、因战乱而流落、因军屯而世居等）从江西福建广东湖南等地迁入玉林境内,广泛分布于辖区内各个角落.，如玉林苏姓始祖明洪武年间从广东顺德迁居州佩、玉林晏姓周姓黎姓来自江西吉安、玉林大部分李姓的始祖来自湖南长沙府、玉林州佩蒋姓来自湖南、北流新丰李姓始祖则来自福建、玉林州佩张姓自广东来玉林经商而定居、玉林高山牟姓始祖因宦而定居玉林、福绵唐姓因军而居玉林、玉林南门陈自陈应定居兴业龙安后至明代时子孙扩散到各地、定居兴业大平山阳护的陶姓至明代时子孙扩展至陆川县，容县潘姓自河南、卢姓自江西、陆姓等自广东迁入。
还有一些不太出名的姓氏也都在这一时期从各地迁入玉林居住。
明清时期玉林较稳定的环境及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汉民族人丁兴旺，定居地不断扩散，从而使得不同民族杂处相间，为玉林最终的民族融合创造了必要和充分的条件。
先进文化的吸引、融化及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歧视，且伴随着与汉族的交流融合，语言、文化、风俗、服饰等日益接近、同化，慢慢的也就失去了少数民族习性。
久而久之，原来是壮族或瑶族聚居地的居民，也说不清自己祖宗是壮族或汉族，而想当然为汉族了。
应当说，由于玉林从古至今都处于一种相对稳定的状态，没有发生大的战乱，居民也没有像其它地方一样发生根本性变化，使得来自不同地方的人群间融合过程是渐进式的，保留了更多古代地方传统特色，在语言方面表现尤为明显，受外来影响少，就保留了更多古代的语音语调，这也就是为什么玉林话流行范围小的主要原因。
可以这么说，操玉林话的人群，其根基都建立在玉林数百年至一千多年的地方语言基础上，操其它方言的人群要么定居玉林的时间相对少，要么是保持客家人语言累世不变。
注：本文有关资料引用自下列地方志：《容县志》、《博白县志》、《北流县志》、《兴业县志》、《陆川县志》，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出版、光绪版《玉林州志》、民族学家黄现璠《壮族通史》、《玉林市地名志》、清嘉庆版《广西通志》。
恕不一一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