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市行政区域内定居或出生并取得上海市户口的人都称为“上海人”。
元朝1292年，中国设上海县，6,340.5平方公里，县衙中心所在地为今天上海市中心的黄浦江西岸，是上海作为一个有行政规模历史的起点。
从元、明、清到民国初年，一直是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上海地区人口最稠密的地区。
如今上海地图的市中心区域，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异类，就是由人民路和中华路所组成的一个环形马路。
过去的环城公共交通11路线以老西门为起点和终点，而车轮碾过的地面，人们穿行的脚下，就是当年的城墙。
环城内就是城里，上海县衙的心脏地带，从这里可以清晰看到上海新旧城区的分界线。
上海的城墙建于1553年（明嘉靖三十二年），主要是为了防御倭寇，因为已经吃了很多苦头。
当时除靠近黄浦江边有宽阔的护城河外，老城厢被高约30英尺城墙所围，厚约10英寸，共有小东门、大东门、小南门、大南门、小西门、老西门、小北门、老北门、新北门等九座城门，其中包括7个供人进出的城门。
这些城门中最大、最雄伟、最重要的是南大门，而最繁忙的出入口则是北门，位于当时法租界主干道天主堂街（今四川南路）的尽头。
城墙在民国1912年开始拆除，于1914年冬天全部完工，由于上海当时已经是租界当道的年代，作为华界的老城厢相比之下显得非常落后，城墙内道路不治、凌乱不堪，丑态毕露，南市诸兴盛马路也随之彻底陨落。
上海开埠后至1920、30年代，逐步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都市”，在此期间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世居于此的原住民。
他们来自于中国各地，但是其中来自江苏、浙江两省者占到80%以上，占据绝对优势，各自约在数十万至百万人以上不等。
另有约3%的安徽籍以及约1%的广东籍。
这部分族群成为当时的“上海人”，他们及其后代构成了当今上海人的主体，是近代以来的老上海人。
今日上海中心城区居住的大都是这些移民后代。
"上海人"的籍贯一般是杭州、嘉兴、宁波、绍兴、余姚、苏州、常州、常熟、慈溪、无锡、现上海郊县等地，苏北则以扬州、盐城祖籍为最多。
随着上海旧城改造全面展开，一些原本居住在中心城区的老移民都被搬迁到了郊区。
自上海开埠以来至1949年的一百多年间上海一共经历了三次庞大的移民浪潮。
从移入方式上看，多属零散、自发、非组织性移民，而不是古代那种以宗族为单位的集团性移民。
按1950年1月的统计，人数最多的是江苏、浙江人，均超过百万。
这么多的外地移民涌入上海，迅速地改变了上海的人口结构，使得客籍即非上海籍人口远远多于上海本地人口，因此在当时，上海籍人口仅占15%。
上海近代第一次大规模的移民最初源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1860年代初太平军大规模进攻苏杭地区，这期间长江中下游地区尤其是江、浙、皖一带的大批占据社会各阶层的难民躲入有外国势力保护的租界，直接造就了租界的繁荣，并为日后源源不断地吸引移民奠定了基础。
从1855年到1865年，上海人口一下子净增90万。
第二次则是日军侵华期间，上海两租界人口增加78万。
第三次是解放战争期间，上海人口增加208万。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海市的人口迁出量甚大，但流入量则大为减少，现代上海人的群体逐渐稳定下来。
这一情况直到1990年前后才被彻底改变。
A——江南浙江移民
近代第一批移民主要来自浙江省和江苏南部的吴语区，其中一般又按照清代府属细分为宁波人、绍兴人、苏州人等，他们构成了上海中心城区居民的主体，其中尤以宁波籍为最多。
清末年间，由于社会的急剧动荡，浙江和苏南一带大量占据社会中上层移民流入上海寻求庇护，同时一些中下层阶级也随之进入上海工作生活，希冀安稳。
当时宁波人利用地缘和语言优势，迅速胜过广东籍买办，成为上海最有影响的商。
上海话中的“阿拉”即是来自于宁波话。
当时有宁波人掌金融，无锡人掌实业之说。
宁波籍的著名人士众多，如严信厚、朱葆三、秦润卿、邵逸夫、董浩云、“阿德哥”虞洽卿、五金大王叶澄衷、钢铁大王余名钰、企业大王刘鸿生、颜料大王周宗良。
宁波商人执当时上海的航运业与钱庄之牛耳，长期控制上海总商会。
宁波商人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人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五金店、南货店、绸布店、火柴厂、染织厂、化学制品厂、印刷厂、灯泡制作厂、日用化工厂、机器染织企业、国药店、钟表店，第一套中山装，中国第一艘轮船，第一条公共汽车线，最早的民营仪表专业厂，甚至最早的保险公司，房地产公司，证券交易所，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中国农业银行。
就连“大世界”游艺场都是在宁波人的手里诞生的。
而无锡实业商帮在上海滩也拥有显赫的地位与势力，尤其以中国首富荣氏家族（荣德生、荣宗敬等）为翘楚，还有上海滩煤铁大王无锡人周舜卿（中国私营银行创始人，雷雨周朴园原型）。
上海其他的几个实业大王也有一些无锡人，如电气大王，呢绒大王，桐油大王，电池大王，洋铁皮大王等。
由于那个时期上海的迅速发展，这一批人也接收了一些先进思想，开阔了眼界，很多都从事商业贸易的活动。
作为祖辈的他们积累了一定的财富，这使得他们的下一代大多都接收过相对较好的教育并继承了苏浙一代人精明的传统。
到了上世纪初，这些第一批移民的后代产生了许多教师、帐房先生、医生、律师、建筑师、工头、银行公司职员、记者、城市小资产业主、商人等等。
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主要居住在上海最早开始发展的黄浦、静安、卢湾、徐汇这几个区，也就是上海人常说的上只角地区。
其中黄浦、静安属上海公共租界，由英美租界于1863年合并而成；而徐汇、卢湾则属法租界。
总体而言，来自吴语区移民经济社会地位、经济实力、生活条件远高于江淮官话区移民（即苏北人或称江北人），传统上优越感较强，而后者则经常感受到歧视。
来自其他各省的移民数量相对较少，其中较为重要族系来自广东省的移民，人数约有数万。
移民的数量远远超过世居于此的本地人，客观上造就了一个当时的新上海。
B——苏北移民
第二批老移民来自江苏北部的江淮官话区，被江南的苏南、浙江人称为江北人，传统上大多聚居于苏州河以北西北部的闸北、普陀；也有不少人住在城市东北部的杨浦、虹口，与来自浙江宁波等地的移民杂居。
老城厢南市等区域也有部分苏北移民迁入。
这些地方大致上就是上海人传统观念中的“下只角”区域。
在大上海，这个城市曾经有一个公开的秘密，也是这个城市的标记：全城歧视苏北人。
即使在当今，这种歧视依旧存在，根深蒂固。
所以在上海，“苏北人”已经不仅仅是一个族群的分类概念，而是一个社会阶层的分类概念了。
这批移民大部分是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至解放时的一段时间里迁入上海，主要以苏北、山东地区为主，其中扬州和盐城是上海苏北人的两大主要来源。
他们这一批人大多是因为战乱、灾荒等作为整个社会底层的难民身份来到上海的，例如1931年苏北发大水，就至少有7万苏北人逃难到上海。
这些人中的大部分基本上都是没多少文化的赤贫农民和城市边缘人物，并伴有方言差异，在上海只能做最简单的劳工和当地人不屑的低等职业。
当时这批移民中的绝大部分男性成为码头工人、黄包车夫、工厂工人、面粉厂搬运工等等繁重底层劳动力的主力军，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黄包车夫十有八九是苏北人。
上海人一度用“三把刀”来形容“伺候人”的苏北人：切菜刀（烧菜的）、修脚刀（澡堂子的）和理发刀（剃头的）。
而苏北女性的状况也相当糟糕，在烟草行业苏北女工集中在工作繁重的烟叶部门，工资却低于江南女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苏北人在就业市场上的分布结构。
总而言之，第一批江南浙江的移民以及后代们在上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受过较为良好的教育，他们当时的地位要远远高于第二批作为苏北难民来到上海的移民。
一般以宁波人和绍兴人的后裔地位为最高，苏北的为最低，这种局面几乎是要持续至上世纪的八十年代。
随着九十年代浦东开发，社会变化的加快，时代的进步发展以及移民城市内各群体之间的不断交流与融合，彼此之间的社会关系正不断趋向缓和，曾经有过的歧视与偏见逐渐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趋于消解，但是在中老一辈之间还是大量存有这种观念。
从1843年开埠至今的漫长岁月中，上海行政区域的划分经过多次更迭，城市区域不断扩张，人口也随之急剧变化与增加。
秦汉时期，上海地区隶属江苏为中心的海盐县，明清时期，上海隶属江苏为中心的松江府，1912年后，上海一度为江苏的沪海道。
“身世复杂”的上海城区和上海郊区相比，郊区人口变动相对较小。
浦东、奉贤、青浦、松江、崇明、金山、嘉定、宝山、松江、闵行等，基本上都保留者固定的本地话，这些方言和上海市区话已有明显的不同，从口音上可以分辨。
因为上海城区话的变化大，市区人难听懂郊区话，而郊区人却可以通过转音变调与市区人简单交流，从中也可看出，上海市区方言的现代巨变。
上海因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埠而发展成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和当时全球的第三大金融中心(另外两个是伦敦和纽约)，也是当时"全球四大名都"之一,堪称"东方巴黎"。
1942年至1945年间，由于孙中山于1922提出的“大上海计划”的实施，使得嘉定、浦东、闵行、奉贤、宝山、崇明和南汇地区（如右图）一度在这段时间又并入了上海的郊区版图。
而在1945年日军投降后，国民政府在接手上海后未能接续计划，因而这些郊区又从上海的版图中撤离。
直到解放后的1958年的行政划分调整中，这些地区才再次并入上海的版图。
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城市，1843年上海开埠是起点之一的。
以租界、华界为主体逐步发展成为远东第一金融中心，城市中的居民以“城里人”（祖上基本来自外地）、“上海人”自称，而原上海县城广大地区及周边农村的居民则被称为“乡下人”以示区别，这就是“上海宁/乡窝宁（“乡下人”上海话发音）”之争最初的起源。
由于郊区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等和大多数中国其它地方的农民并没有什么两样，因而在市区人的眼中，他们不过就是些“乡巴佬”。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的地位甚至还不如第二代苏北移民，所以“本地人”这个词其实是稍带有轻视性质的词眼。
但随着现今郊区经济水平的发展、各个新城的建设、生活水平的提高、老上海移民因拆迁而移居郊区、以及1990年后新老上海移民的矛盾加深后，这类现象正在逐步消失，原本两极化的差异也在慢慢缩小。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代上海开发浦东以来，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新移民纷纷来到上海工作、生活，在这些人中定居下来的自称为“新上海人”。
新移民和外来人员的区别在于是否拥不承认老家是哪里的。
这批新时代的移民当中很大部分是没受过基础教育的低素质人群。
对上海人而言，无论是原住民、老移民还是郊区人，都无疑可以归入本地人的行列。
不过有些老移民认为：只有真正受过上海海派文化熏陶，讲上海话，拥有上海精神的才算是上海人。
与此同时一些老移民也质疑新移民和外来人员中有一些低素质人群不仅破坏上海环境，而且行为举止不文明，还挤占廉价劳动力市场，穿着也肮脏土气不得体，破坏上海的城市形象。
而一些新移民认为部分上海人以偏概全的看法是对他们的歧视，并且对老上海人逐渐形成反感情绪。
新老移民的冲突，基本存在于民间，在网络较为激烈。
这种冲突一般被官方媒体刻意忽视淡化。
上海一些本土论坛时常有网民鼓吹各类老上海人联合起来抵抗“新移民”和外地来沪人员。
而新移民则经常称老上海人为“土著人”，无论是否对方是“原住民”、“本地人”还是“老移民”，并通过贬低他们试图塑造老上海人“小气”、“排外”、“刻薄”的负面形象，同时夸大自己对上海的贡献。
一些外地人有时也会被这些论调欺骗，在不了解上海人，甚至根本没有去过上海的情况下就对上海人产生莫名的反感。
这是文化冲突、人口迁徙、社会转变造成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但在抵触中存在融合，在相斥也有包容。
媒体上公开的冲突事件也有发生，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圆润离开事件”。
2009年12月23日，上海东方广播电台动感101《音乐早餐》的主持人阚晓君用上海方言和另一位主持人聊天，收到一位声称“讨厌上海话和上海人”的听众的短信后，在直播节目中直接做出回应——“请你以一种，团成一个团的姿势，然后，慢慢地比较圆润的方式，离开这座让你讨厌的城市，或者离开你讨厌的人的周围。
”这个委婉说“滚”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争议与关注。
截至2012年6月，上海实有人口已达2433.4万，来沪人口已达到982.3万，比2000年增长了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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