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六年（1621年） 三月二十一日上午，辽阳城鼓乐齐鸣，努尔哈赤作为胜利者，在诸贝勒大臣的护拥下，进入大明统治了两个半世纪的古城辽阳，原辽东经略的官署成了后金汗的大衙门。
进城不久，努尔哈赤就决定迁都辽阳，所以，在夺取辽阳以后不到一个月，努尔哈赤和诸贝勒、大臣就把妻子从萨尔浒接到了辽阳城。
到了八月，努尔哈赤又决定在太子河北岸五里修建新都城，名曰东京。
关于为什么要建新都城，努尔哈赤曾向诸贝勒大臣做过解释，他说：辽阳城城大，且年久失修，已颓废不堪，不好防守。
东边的朝鲜，北边的蒙古，对我们都不驯服，如放下他们去进攻西边的大明国，难免有后顾之忧。
必须另筑坚固的城郭，派兵坚守，不为后方担忧，才可放心大胆地出征。
东京城于天命六年（1621年） 八月动工兴建，第二年四月宫殿、官署基本建成。
东京城建于一面临河、两面依山的丘陵地上，城墙用砖石合筑，平面呈方形，东西长896米，南北宽886米，墙高10米。
四面各设两门，东门左“抚近”，右“内治”；西门左“怀远”，右“外攘”；北门左“福胜”，右“地载”；南门左“德盛”，右“天佑”。
门额内外对称，外书老满文，内书汉文。
宫殿建于城内偏西处，当年努尔哈赤的八角殿，建在土冈高处。
东京城的遗址至今犹存，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当年，在东京城宫室基本竣工而民房尚未建好的情况下，努尔哈赤就搬了进去。
天命九年（1624年） 四月，又下令将赫图阿拉的景祖、显祖、孝慈皇后，暨皇伯父礼敦、皇弟舒尔哈齐、穆尔哈齐等的陵墓，迁到在东京城东北四里阳鲁山上新建的祖陵。
可是，天命十年（1625年） 三月，努尔哈赤却突然提出要迁都沈阳。
努尔哈赤为什么要迁都？民间有一个传说，说在修建东京城的时候，风水先生告诉努尔哈赤，必须在东京城的西南角盖一座娘娘庙，在东门内盖一座弥陀寺，在龙凤岭盖一座千佛寺，才能压住龙脉。
但这样只压住了龙头、龙爪和龙尾，中间的龙脊没有压住，所以，龙一拱腰，飞上天空，一直飞到浑河北岸。
努尔哈赤就在龙潜伏的地方重新建都，并认为龙是奉上天的旨意，于是就改沈阳为“奉天”。
这种传说当然不可置信。
关于这次迁都，《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这样记载的：
三月，帝聚诸王臣议欲迁都沈阳，诸王臣谏曰：“东京城新筑，宫廨方成，民之居室未备，今欲迁移，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矣。”帝不允。
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改为“沈阳形胜之地”），西征大明，从都尔鼻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
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源头处伐木，顺流而下，材木不可胜用。
出游打猎，山近兽多。
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
吾筹虑已定，故欲迁都，汝等何故不从？”乃于初三日出东京，宿虎皮驿，初四日至沈阳。
从这段记载来看，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好像很匆忙，其实也是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虑，恐怕不是几天之间的事。
《满文老档》天命十年二月初一记载，一批投降后金的辽东汉官，听到“金国汗欲弃辽东之地移向其本土”后，致书毛文龙，表明“岂能弃其生身之地及父祖之骸骨而去耶？故我等众官商议，致书毛老爷乞一生路”。
另外，毛文龙天命十年（1625年） 正月二十六日的塘报报称：义州参将从逃回的辽民得知，努尔哈赤已下令，要在今年正月初六日起，将东京城关外房屋全部拆掉，搬到沈阳盖房。
说明关于迁都之事，至迟在1624年年底之前已经决定下来。
而努尔哈赤酝酿筹划此事可能更早一些，但最早不会早到天命九年（1624年） 四月，因为本月刚刚将赫图阿拉的祖陵迁到东京陵，可见此时努尔哈赤尚无迁都的想法。
新建的东京城使用了不到三年，半年之内由酝酿到实施，已经是很匆忙了。
至于迁都原因，可能也不像努尔哈赤讲的那样简单，仅仅是因为沈阳地理位置优越，物产丰富。
对上述努尔哈赤关于迁都理由的一段讲话，早有人提出过质疑：辽、沈之西，以辽河为大川，此外再没有大川阻隔，清初西征，从辽阳或从沈阳出发距离相等。
另外，前代设都司于此，并没有听说不方便，难道独有清代就不同了吗？所以，“太祖之新建东京固多劳费，而定都沈阳谓为控制形胜之利，亦未敢以为然也”（《辽阳县志》）。
近年又有人提出，经都尔鼻渡辽河，西征大明和北征蒙古，以及南征朝鲜等战事，都发生在皇太极即位之后，当时努尔哈赤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
所以，这段讲话显然是皇太极在撰修《清太祖实录》时，做了润色和修改，而对迁都的真正原因有意作了回避。
清代的辽阳东京城
实际上，努尔哈赤迁都的原因更多的是由当时政治及军事形势决定的。
辽阳是明代东北地区的统治中心，明朝在此经营了二百多年，影响根深蒂固。
努尔哈赤迁都辽阳后，大量八旗军民也移居辽东地区，并强迫汉人与女真人实行“房要合住，粮要合吃，田要合耕”的政策，使广大汉人沦为女真人的奴隶。
而且，努尔哈赤怀疑汉人图谋不轨，动辄杀戮，引起汉人的强烈不满，纷纷采取逃亡、暴力、投毒等各种斗争方式进行反抗。
后金占领辽阳不久，就发现汉人向努尔哈赤的水井中投毒。
六月，努尔哈赤到海州，又有人向井里投毒，企图将其毒死。
以后又陆续发现有人向盐里投毒，用毒药养猪出售。
在城镇，一些商人也参加了投毒斗争，以致八旗官兵购买食品多有被毒死的。
为此，努尔哈赤不得不下令，禁止吃当地宰杀的猪肉，饮水和食盐要仔细察看，以防中毒；同时严禁行商的存在，对于坐商，也要求在店前立牌刻名；购置食物的八旗官兵，要记住店主的姓名，以便发生中毒问题时能够进行追查。
但是投毒斗争仍然持续了很久。
而从当时形势来看，后金的东方有朝鲜，北方有蒙古，它们对后金均未臣服，甚至还帮助明朝攻打后金。
明朝方面，则在后金占领辽东以后，派东阁大学士孙承宗取代保守的王在晋经略辽东。
孙承宗一到辽东，即命祖大寿筑宁远城，并派总兵马世龙等率水陆马步兵一万二千人东巡广宁，由水路至三岔河，做出欲兴师大举之势。
而此时辽南的毛文龙也极为活跃，频频袭击牛庄、耀州等地。
这些都对努尔哈赤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为了摆脱困境，努尔哈赤不得不重新考虑，将首都设在什么地方，既有利于进攻，又有利于退却。
从战略地位来考虑，沈阳优于辽阳。
沈阳处于各方面的中心位置，而且距离女真的老家赫图阿拉不远，进可攻，退可守。
所以说，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实际上是一次战略退却，只是历史学家为尊者讳，避而不书罢了。
孙承宗像
历史证明，努尔哈赤迁都沈阳的决定是英明的，是一次明智的历史选择。
对于满族及其后金政权的发展，这次迁都都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努尔哈赤迁都沈阳，在沈阳的建城史上也是一件大事。
因为，在努尔哈赤迁都前的近两千年的时间里，东北的中心一直在辽阳，沈阳不过是辽阳北部的一座区域性军事重镇，努尔哈赤迁都后，沈阳就取代了辽阳，成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中心。
因此，对于沈阳来说，1625年4月10日（农历三月初四） 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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