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君宇与石评梅
高君宇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山西党团组织的创建人之一。
石评梅是本世纪20年代著名的进步作家，素有“以生花之笔，写哀时之痛”之誉。
高君宇于1896年出生于山西省静乐县峰岭底村(今属娄烦县)。
1915年当他在太原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时，曾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拦，与爱国师生一道走上街头，投入到反袁斗争的洪流中。
他在反袁斗争中的言行，曾在太原的学生中广为流传。
高君宇于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在李大钊的帮肋下，终于找到了拯救中华的伟大真理——马克思主义。
他和邓中夏等爱国学生一起，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组织了震惊中外的“五四”大游行。
1920年3月，他和邓仲夏等19名北大学生参与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石评梅于1902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乳名心珠，学名汝壁，因爱梅花的高洁，后来就选择常用名为“评梅”。
她从少年时代就热爱文学也喜爱歌舞、体育。
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她从山西来到北京投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国文系，可正好赶上那年国文系不招生，于是她就报考了体育系。
但她没有放弃文学。
在当时进步思潮的影响下，她勤于读书写作，并已初步展露了她的文学才华。
高君宇在山西反袁斗争中的言行以及在北京所从事的革命活动，都深深地打动了石评梅的心。
当时，北京有个山西同乡会，是旅居北京的山西人节假日聚会的场所，高君宇常在这里演讲。
假日的一天，石评梅走进山西同乡会大厅，大厅里黑压压地坐满了人群，只见英俊的青年正在向大家演讲，她赶紧找了个凳子坐下，向身边的人打听，知道他就是高君宇。
高君宇关于科学、民主、自由问题的演讲，句句说到了石评梅的心坎里，她确认自己遇到了真正的知音。
她觉得高君宇虽然精神焕发，但脸色有点苍白，似有病症，她向身边的人打听，得到的回答是：高君宇在“五四”运动中奔波甚苦，积劳成疾，两次吐血，至今还未痊愈。
知音、贴近、疼爱像一条无形的绳线，牵引着她在散会后走到了高君宇身旁，结识了这位她十分仰慕的青年。
他俩诚挚地交谈着，由过去谈到现在，又谈到了未来。
分别时，高君宇握着石评梅的手，说：“朋友!过去的确是过去了，我正在疲倦的路上，努力去创造未来吧!”此后，石评梅经常找高君宇谈时局，谈救国救民之道。
高君宇在《京报》等报刊上也常看到石评梅发表的诗歌、散文，认为她很有文学才华，而且在她笔端流露出来的哀痛，蕴含着一种抗议人世不公平的勇气。
高君宇对她也十分敬慕。
石评梅赴京求学的时候，父亲曾给她找了一个保护人，这就是他的学生吴念秋。
当时吴在北大上学，与高君宇同年级。
吴念秋关心她的生活，与她一同读诗、写诗、评诗，赢得了她对他的爱。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她突然发现，吴念秋已是一个有妻室儿子的人。
这对她的打击太大了。
她决定与他一刀两断，永不见面。
在与吴念秋分手后，她决定一生独身的心志。
1920年北京的冬天。
这时候高君宇已在北大毕业，留校当教师，加入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不久改为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又被选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当他得知石评梅因爱情受到挫折而陷入深沉的痛苦之中的时候，便找石评梅谈心，并带着她去和工人朋友接触，开阔她的胸怀，振奋她的精神。
在高君宇的帮助下，石评梅振作起来了，她写作发表了散文和诗歌，抒发对进步思想的执著而热烈的追求精神。
高君宇在北京从事革命斗争的同时，还多次返回山西秘密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山西共产主义运动的开拓者。
1921年5月，高君宇受北京党组织的指派，从北京返回山西，组建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协助他们开展革命活动。
1922年1月，高君宇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
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高君宇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
会后，根据党的决定，高君宇协助蔡和森一起筹备出版了党中央机关刊物《向导》。
敌人对高君宇的革命活动又恨又怕，在报纸上刊登通辑高君宇的消息。
石评梅暗暗为高君宇安危担忧，四处打听高君宇的下落，然而，几个月过去了，仍然是杳无音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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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君宇虽然暂时不能抛头露面，但仍在从事革命活动，他在北京西山的悬崖峭壁上摘取了一片红叶，然后在红叶上写了两行字：“满山秋色关不住，一片红叶寄相思”，以“天辛”的化名寄给了石评梅。
但是石评梅在经过了和吴念秋的爱情挫折后，便决心怀抱独身主义，于是，石评梅在红叶的反面写了这样一句话：“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鲜红的叶儿”，寄还给高君宇。
高君宇他接到石评梅退给他的红叶题诗后，他虽然心中有些黯然，但并未失去对她的希望和执著追求。
他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她，约她参加一些活动，结交一些工人朋友。
石评梅很感激高君宇，但并不抛弃自己的独身主义。
为了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1924年高君宇受党的派遣，回山西组建共产党。
太原建党任务完成以后，高君宇又立即经上海奔赴广州，去投入新的革命斗争。
1924年10月10日，广州商团突然发动武装叛乱，袭击游行队伍，惨杀游行的革命人士。
高君宇遵照孙中山的讨伐令，率领工团军与滇、桂、湘、豫、粤部分各军，仅用几个小时就把商团的叛乱活动全部镇压下去。
胜利后复市的这一天，他特意选购了一对洁白如玉的象牙戒指，一只留给自己，一只寄给石评梅；并给她写了长信，告诉她，他将不久北上。
没几天高君宇随孙中山北上，抵达北京，可是高君宇劳累过度，又患上了咯血症，入德国医院治疗。
石评梅戴着象牙戒指去医院探视高君宇。
得到了石评梅对他的爱的承认，高君宇的心情自然愉快，加上李大钊等党的领导人的关心，高君宇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一天天好转起来了。
高君宇走出病房的第一件事就是到陶然亭去散步。
陶然亭是他多次进行革命活动的地方，自然对这里有了感情，而且在他眼里，北京这地方，全被军阀权贵糟蹋得肮脏不堪，只有陶然亭这片荒僻之地还算干净，他不仅生要常来这地方，而且死也要埋葬在这里。
高君宇和石评梅一连数天来到陶然亭散步，他们边走边谈。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高君宇抱病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期间，高君宇与周恩来“欢谈甚深”。
会后，高君宇受周恩来之托，在天津会见了邓颖超，为这一对久别的战友传递了书信。
返京后，高君宇立即参加了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筹务工作。
1925的3月1日，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高君宇作为大会代表参加了会议。
但是大会开始三天，高君宇就因劳累过度，旧病复发，又患了急性盲肠炎。
可他还坚持参加会议，以致延误治疗，病情加剧，直到人们发现才立即送他住进了协和医院。
石评梅听到此讯立即坐车赶往协和医院，她找医生问明病情，医生只是叹息道：“太晚了，太晚了。
不过我们正尽力抢救。”也就在这天夜里，1925年3月5日深夜2点40分，高君宇与世长辞。
党组织征求石评梅的意见，石评梅依高君宇生前的愿望，将墓地选定在陶然亭葫芦小岛北部锦秋墩的北坡下。
石评梅为高君宇的墓碑书写了碑文：(这是高君宇生前自题像片的几句话)“我是宝剑，我是火花，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石评梅在下面又写道：“君宇!我无力挽住迅忽如慧星之生命，我只有所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
1925年3月29日，高君宇的追悼大会在北京大学旧址学院的礼堂举行，高君宇生前的战友、同学、老师、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馆的以及其它外国友人，都参加了追悼大会。
追悼会由中共北方区委员会负责人之一，主管职工和宣传工作的赵世炎主持。
李大钊、邓中夏、王若飞等都送了挽联和花圈。
邓颖超也去参加了追悼会，她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和迫切的愿望，希望能见到石评梅一面。
但是，很出乎她的意料，那天石评梅因为悲痛过度而未能参加追悼会。
石评梅写下了大量痛思高君宇的诗文。
石评梅关切更广阔的社会生活的笔墨更多了，革命的要求更强烈了，作品的社会意识也更大了，她的理想和高君宇的理想越来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了。
在《血尸》里，她就真实地介绍了“三·一八”惨案的真相。
她太悲伤了，也太劳累了，她不仅担任着师大附中女子部主任，还带国文课，体育课，晚上又要熬夜写文章，每个星期天又必去陶然亭……她娇弱的身体终于抵挡不住疾病的侵袭。
她患了急性脑膜炎，被送进协和医院抢救。
1928年9月30日，年仅26岁的石评梅因脑病医治无效离开人世。
遵照石评梅生前的愿望，她的朋友们把她安葬在陶然亭高君宇的墓旁，墓碑上刻着“春风青冢”四字。
后人称之为“高石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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