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林选址是造园的首要工作，也就是“相地”，进行造园前的园林环境选择。
中国传统园林的选址理论无疑受风水理论的支配和影响，深得其精要。
北宋时著名皇家园林“艮岳”的选址就是按风水理论来进行的。
南宋张淏《艮岳记》记载宋徽宗刚登上皇位时，没有皇子，于是询问擅长风水的堪舆家，言“京城东北隅，地协堪舆，但形势稍下，倘少增高之，则皇嗣繁衍矣。”[1]八卦中东北方为“艮”，据《易经》，“艮”与子孙宗族的兴旺相关。
由低变高，唯一的办法是筑山，一座以堆山为主的皇家园林开始兴筑，精于绘画的宋徽宗亲自规划，园成题名“艮岳”，并引开封城中的景龙江水入园，使之成为一座具有诗情画意的山水园林。
从明代造园理论巨著《园冶》书中关于园林选址（相地）的理论，可以看出风水思想的影响，书中写道：“园基不拘方向，地势自有高低；涉门成趣，得景随形，或傍山林，欲通河沼。
探奇近郭，远往来之通衢；选胜落村，藉参差之深树。
村庄眺野，城市便家。
新筑易乎开基，袛可载杨移竹；旧园妙于翻造，自然古木繁花。
如方如园，似扁似曲；如长弯而环壁，似扁阔以铺云。
高方欲就亭台，低凹可开池沼；卜筑贵从水面，立基先就源头，疏源之去由，察水之来历。
……架桥通隔水，别馆堪图；聚石垒围墙，居山可拟。
……相地合宜，构园得体。”[2]从这些文字可知，园林选址是因地制宜，依地势高低曲直布置园内景致；依山带水，以山水为基本结构，山因水活，水随山转；遵从风水理论厌宅“卜筑”的原则，选择一种“天时、地利、人和”的理想环境，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
《园冶》在“相地”过程中把造园地分为山林地、城市地、村庄地、郊野地、傍宅地、江湖地六种类型，尤以山林地、村庄地、郊野地受风水思想影响最深，最能体现风水理论的环境景观要求。
如山林地：“园地惟山林最胜。
有高有凹，有曲有深，有峻而悬，有平而坦，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
入奥疏源，就低凿水，搜土开其穴麓，培山接以房廊。
……槛逗几番花信，门弯一带溪流，竹里通幽，松寮隐僻，……千峦环翠，万壑流青。”村庄地：“古之乐田园者，居于田亩之中；今耽丘壑者，选村庄之胜，团团篱落，处处桑麻；凿水为濠，挑堤种柳；门楼知稼，廊庑连芸。
约十亩之基，须开池者三，曲折有情，疏源正可；余七分之地，为垒者四，包卑无论，载竹相宜。”郊野地：“郊野择地，致乎平冈曲坞，叠陇乔林，水浚通源，桥横跨水，去城不数里，而往来可以任意，若为快也。
谅地势之崎岖，得基局之大小，围之版筑，构拟习池。
开荒欲引长流，摘景全留杂树。
……月阴清微，屋绕梅余种竹；似多幽趣，更入深情。
两三间曲尽春藏，一二处堪为暑避。”[3]可见，这三种园林地的选址都讲究利用天然环境，山环水绕，幽曲有情，能体现“自成天然之趣，不烦人事之工”的园林景观的特点，这正同中国风水思想所极力追求的理想环境相一致。
《园冶》书“相地”的许多方法源自于风水理论的“相地”方法，如“卜筑”、“千峦环翠，万壑流青”、“开池垒山”以及“依乎平冈曲坞”（近似于风水地中的马蹄形凹地）等。
中国古代造园家们在进行园林选址（相地）时都以风水思想为指导。
清乾隆时曾在圆明园内作画的法国传教士韩国英（P·PierreMartial）记载了当时一位造园哲匠刘舟关于园林选址意象的叙述：“他们首先追求的是空气新鲜，朝向良好，土地肥沃；浅冈长阜，平板深壑，澄湖急湍，都要搭配得好；他们希望北面有一座山可以挡风，夏季招来凉意，有泉脉下注，天际远景有个悦目的收束，一年四季都可以返照第一道和末一道光线。”[4]则清晰地显示了风水的美学思想。
清代档案记载，世代供职于皇家建筑规划设计事务的建筑世家样式雷，每有宫苑、陵寝等设计规划，都要与钦派风水官员同赴实地相度风水，还要绘制专门的风水地势画样。
[5]清代北京著名的香山静宜园、玉泉山静明园、万寿山清漪园（今颐和园）、畅春园和圆明园等大型皇家园林，显然是以风水思想作为选址（相地）机理的。
类似例子在私家园林的建造中不胜枚举，因为私家园林大都是园、宅一体，私家园林选址受风水思想的支配实属当然。
由上所见，中国传统园林的选址都受风水思想的影响和指导。
过去人们对中国传统园林理论的评价和研究，多是从诗画的角度，借用古代画论、文论的诸多论说；而很少取风水理论的，以致于不能全面解释传统园林的造园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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