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动因还是从政治上考虑的。
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的“一南一北”，既反映出鲜明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
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
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上，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日程表。
对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
指出: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
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
所以，在国都选择上，决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
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2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城得以完整保存。
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一切正常。
党内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
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
在这一背景下，提出定都北平。
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也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方面考虑的。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
问他: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南京或北平。
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要他谈一下理由。
王稼祥分析说: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
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
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
王稼祥的看法与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不谋而合，完全相同。
这种见解上的一致，正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认识上的。
在当时，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
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
这是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
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中共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中共与苏共领导人也交换过意见。
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
10月16日，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桓、林伯渠等人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
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
后因交通不便，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
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
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
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
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
因而，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
并在会议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便从河北平山西柏坡途经保定、涿州于1949年3月23日迁往北平。
作为一代伟人，高瞻远瞩，集思广益，他定都北平的设想不仅得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而且这一建议还得到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批准同意，使其具有法定效力。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定都问题上与其他政权的根本区别。
扩展资料
1912年孙中山与民国定都之争——武昌、南京还是北京：
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已是迫在眉睫。
由于武昌地处中原腹地，乃九省通衢，是辛亥革命诸次起义中第一个在省会城市取得成功的地方，况且又是孙中山的一贯主张。
因此，将首都设在武昌是顺理成章的事，多数省份都主张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设在武昌，只有贵州军政府提议设在广州。
已独立的各省代表到武昌后，确定在临时政府成立前，由湖北军政府代行中央政府职权，很明显，这事实上是把中央政府定在了武昌。
但其时清朝大军屯兵江北，虎视江南，汉阳已经失守，武昌极度吃紧，湖北军事形势极为严峻。
但就在此时，传来了江浙联军于12月2日攻克东南重镇南京的消息。
于是，各省代表精神为之一振，于4日在武昌立即开会作出决定，将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同时决定各省代表会议也迁至南京召开。
于是,南京就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个首都。
12 月25 日孙中山从国外回来时，首都设在南京已成定局。
1912 年2月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后，首都问题再次成为南北方争论的焦点。
在特定的政治军事背景下，孙中山不再坚持首都设在武昌，而坚定地支持首都设在南京的主张。
其目的在于将袁世凯调出封建专制势力强大的老巢北京，在南京可以将其控制在革命力量的监督和掌握之下。
1912 年2 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但附有三个条件，第一条就是“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这是各省代表会所议定，不能更改”，并强调“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 大总统及国务各员乃行辞职……”
但就在同一天，章太炎则宣布了《致南京参议院论建都书》，提出建都北京的主张。
同盟会的骨干分子宋教仁等人，也附和袁世凯，与孙中山唱起了反调，也主张定都北京。
临时政府的实业总长张謇则在定都问题上与袁世凯暗通声气。
参考资料来源：新中国为何定都北京-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参考资料来源：1912年孙中山与民国定都之争-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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