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礼仪
礼仪即礼节与仪式。
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
民俗界认为礼仪包括生、冠、婚、丧四种人生礼仪。
实际上礼仪可分为政治与生活两大部类。
政治类包括祭天、祭地、宗庙之祭，祭先师先圣、尊师乡饮酒礼、相见礼、军礼等。
生活类礼仪的起源，按荀子的说法有“三本”即“天地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
在礼仪中，丧礼的产生最早。
丧礼于死者是安抚其鬼魂，于生者则成为分长幼尊卑、尽孝正人伦的礼仪。
在礼仪的建立与实施过程中，孕育出了中国的宗法制(见中国宗法）礼仪的本质是治人之道，是鬼神信仰的派生物。
人们认为一切事物都有看不见的鬼神在操纵，履行礼仪即是向鬼神讨好求福。
因此，礼仪起源于鬼神信仰，也是鬼神信仰的一种特殊体现形式。
“三礼”(《仪礼》、《礼记》、《周礼》）的出现标志着礼仪发展的成熟阶段。
宋代时，礼仪与封建伦理道德说教相融合，即礼仪与礼教相杂，成为实施礼教的得力工具之一。
行礼为劝德服务，繁文缛节极尽其能。
到现代，礼仪才得到真正的改革，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的礼仪还是人民生活礼仪都改变成无鬼神论的新内容，从而成为现代文明礼仪。
古代政治礼仪
①祭天。
始于周代的祭天也叫郊祭，冬至之日在国都南郊圜丘举行。
古人首先重视的是实体崇拜，对天的崇拜还体现在对月亮的崇拜及对星星的崇拜。
所有这些具体崇拜，在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才抽象为对天的崇拜。
周代人崇拜天，是从殷代出现“帝”崇拜发展而来的，最高统治者为天子，君权神授，祭天是为最高统治者服务的，因此，祭天盛行到清代才宣告结束。
②祭地。
夏至是祭地之日，礼仪与祭天大致相同。
汉代称地神为地母，说她是赐福人类的女神，也叫社神。
最早祭地是以血祭祀。
汉代以后，不宜动土的风水信仰盛行。
祭地礼仪还有祭山川、祭土神、谷神、社稷等。
③宗庙之祭。
宗庙制度是祖先崇拜的产物。
人们在阳间为亡灵建立的寄居所即宗庙。
帝王的宗庙制是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
庶人不准设庙。
宗庙的位置，天子、诸侯设于门中左侧，大夫则庙左而右寝。
庶民则是寝室中灶堂旁设祖宗神位。
祭祀时还要卜筮选尸。
尸一般由孙辈小儿充当。
庙中的神主是木制的长方体，祭祀时才摆放，祭品不能直呼其名。
祭祀时行九拜礼:“稽首”、“顿首”、“空首”、“振动”、“吉拜”、“凶拜”、“奇拜”、“褒拜”、“肃拜”。
宗庙祭祀还有对先代帝王的祭祀，据《礼记·曲礼》记述，凡于民有功的先帝如帝喾、尧、舜、禹、黄帝、文王、武王等都要祭祀。
自汉代起始修陵园立祠祭祀先代帝王。
明太祖则始创在京都总立历代帝王庙。
嘉靖时在北京阜成门内建立历代帝王庙，祭祀先王三十六帝。
④对先师先圣的祭祀。
汉魏以后，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唐代尊孔子为先圣，颜回为先师。
唐宋以后一直沿用“释奠”礼(设荐俎馔酌而祭，有音乐没有尸)，作为学礼，也作为祭孔礼。
南北朝时，每年春秋两次行释奠礼，各地郡学也设孔、颜之庙。
明代称孔子为“至圣先师”。
清代，盛京(辽宁沈阳)设有孔庙，定都北京后，以京师国子监为太学，立文庙，孔子称“大成至圣文宣先师”。
曲阜的庙制、祭器、乐器及礼仪以北京太学为准式。
乡饮酒礼是祭祀先师先圣的产物。
⑤相见礼。
下级向上级拜见时要行拜见礼，官员之间行揖拜礼，公、侯、驸马相见行两拜礼，下级居西先行拜礼，上级居东答拜。
平民相见，依长幼行礼，幼者施礼。
外别行四拜礼，近别行揖礼。
⑥军礼。
包括征伐、征税、狩猎、营建等。
古代生活礼仪
①诞生礼。
从妇女未孕时的求子到婴儿周岁，一切礼仪都围绕着长命的主题。
高禖之祭即是乞子礼仪。
此时，设坛于南郊，后妃九嫔都参加。
汉魏时皆有高禖之祭，唐宋时制定了高禖之祀的礼仪，金代高禖祭青帝，在皇城东永安门北建木制方台，台下设高禖神位。
清代无高禖之祭，却有与之意义相同的“换索”仪式。
诞生礼自古就有重男轻女的倾向。
诞生礼还包括“三朝”、“满月”、“百日”、“周岁”等。
“三朝”是婴儿降生三日时接受各方面的贺礼。
“满月”在婴儿满一个月时剃胎发。
“百日”时行认舅礼，命名礼。
“周岁”时行抓周礼，以预测小儿一生命运、事业吉凶。
②成年礼，也叫冠礼，是跨入成年人行列的男子加冠礼仪。
冠礼从氏族社会盛行的男女青年发育成熟时参加的成丁礼演变而来。
汉代沿袭周代冠礼制度。
魏晋时，加冠开始用音乐伴奏。
唐宋元明都实行冠礼，清代废止。
中国少数民族不少地区至今还保留着古老的成年礼，如拔牙、染牙、穿裙、穿裤、盘发髻等仪式。
③飨燕饮食礼仪。
飨在太庙举行，烹太牢以饮宾客，重点在礼仪往来而不在饮食，燕即宴，燕礼在寝宫举行，主宾可以开怀畅饮。
燕礼对中国饮食文化形成有深远的影响。
节日设宴在中国民间食俗上形成节日饮食礼仪。
正月十五吃元宵，清明节吃冷饭寒食，五月端阳的粽子和雄黄酒，中秋月饼，腊八粥，辞岁饺子等都是节日仪礼的饮食。
在特定的节日吃特定的食物，这也是一种饮食礼仪。
宴席上的座次，上菜的顺序，劝酒、敬酒的礼节，也都有社会往来习俗中男女、尊卑、长幼关系和祈福避讳上的要求。
④宾礼。
主要是对客人的接待之礼。
与客人往来的馈赠礼仪有等级差别。
士相见，宾见主人要以雉为贽;下大夫相见，以雁为贽;上大夫相见，以羔为贽。
⑤五祀。
指祭门、户、井、灶、中(中室)。
周代是春祀户，夏祀灶，六月祀中溜，秋祀门，冬祭井。
汉魏时按季节行五祀，孟冬三月“腊五祀”，总祭一次。
唐、宋、元时采用“天子七祀”之说，祀司命(宫中小神)、中、国门、国行、泰厉(野鬼)、户、灶。
明清两代仍祭五祀，清康熙之后，罢去门、户、中、井的专祀，只在十二月二十三日祭灶，与民间传说的灶王爷腊月二十四朝天言事的故事相合，国家祀典采用了民间形式。
⑥傩仪。
滥觞于史前，盛行于商周。
周代的傩仪是四季驱邪逐疫。
周人认为自然的运转与人事的吉凶息息相通。
四季转换，寒暑变异，瘟疫流行，鬼魂乘势作祟，所以必须适时行傩以逐邪恶。
傩仪中的主神是方相氏。
两汉，傩仪中出现了与方相氏相配的十二兽。
魏晋南北朝隋唐沿袭汉制，傩仪中加入了娱乐成份，方相氏和十二神兽角色，由乐人扮演。
至今仍有遗存的贵州土家族傩堂仪最为完整典型。
汉民族15个主要节日：
春节、上元节（元宵节）、花朝节（花神节）、上巳节（女儿节）、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七夕节、中元节（鬼节）、中秋节、重阳节、冬至节、腊八节、祭灶日（小年）、除夕
中国古代服饰
西周时，等级制度逐步确立，周王朝设“司服”、“内司服”官职，掌管王室服饰。
根据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分析，中国冠服制度，初步建立于夏商时期，到周代已完整完善，春秋战国之交被纳入礼治。
王室公卿为表示尊贵威严，在不同礼仪场合，顶冠既要冕弁有序，穿衣着裳也须采用不同形式、颜色和图案。
最著名的为《尚书·益稷》所载十二章服:“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作服。”十二章纹遂成为历代帝王上衣下裳的服章制度，一直延用到清帝逊位、袁世凯复辟称帝。
从周代出土的人形文物看，服饰装饰虽繁简不同，但上衣下裳已分明，奠定了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
春秋战国服饰(公元前770～前221)春秋战国时期织绣工艺的巨大进步，使服饰材料日益精细，品种名目日见繁多。
河南襄邑的花锦，山东齐鲁的冰纨、绮、缟、文绣，风行全国。
工艺的传播，使多样、精美的衣着服饰脱颖而出。
春秋战国时期，不仅王侯本人一身华服，从臣客卿也是足饰珠玑，腰金佩玉，衣裘冠履，均求贵重。
古人佩玉，尊卑有度，并赋以人格象征。
影响所及，上层人士不论男女，都须佩带几件或成组列的美丽雕玉。
剑，是当时的新兵器，贵族为示勇武兼用自卫，又必佩带一把镶金嵌玉的宝剑。
腰间革带还流行各种带钩，彼此争巧。
男女的帽，更引人注目，精致的用薄如蝉翼的轻纱，贵重的用黄金珠玉;形状有的如覆杯上耸。
鞋，多用小鹿皮制作，或用丝缕、细草编成;冬天皮衣极重白狐裘，价值千金。
女子爱用毛皮镶在袖口衣缘作出锋，还有半截式露指的薄质锦绣手套，无不异常美观。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着，上层人物的宽博、下层社会的窄小，已趋迥然。
深衣有将身体深藏之意，是士大夫阶层居家的便服，又是庶人百姓的礼服，男女通用，可能形成于春秋战国之交。
深衣把以前各自独立的上衣、下裳合二为一，却又保持一分为二的界线，上下不通缝、不通幅。
最智巧的设计，是在两腋下腰缝与袖缝交界处各嵌入一片矩形面料，其作用能使平面剪裁立体化，可以完美地表现人的体形，两袖也获得更大的展转运肘功能。
据记载，深衣有4种不同名称:深衣、长衣、麻衣、中衣。
从出土广物看，春秋战国时衣裳连属的服装较多，用处也广，有些可以看作深衣的变式。
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颁胡服令，推行胡服骑射。
胡服指当时“胡人”的服饰，与中原地区宽衣博带的服装有较大差异，特征是衣长齐膝，腰束郭洛带，用带钩，穿靴，便于骑射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的衣服款式空前丰富多样，不仅表现于深衣和胡服。
乐人有戴风兜帽的，舞人有长及数尺的袖子，有人还常戴鸱角或鹊尾冠，穿小袖长裙衣和斜露臂褶的下裳。
这些都与多采的社会生活相关。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
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
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
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
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
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
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
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中国服饰持深衣的基本形制。
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
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
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
足下为歧头履。
腰间束带。
秦代服制，服色尚黑。
汉代有了舆服制度。
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
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
主要表现在:①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②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魏晋南北朝服饰(220～589）魏晋和南北朝时期，等级服饰有所变革，民族服饰大为交融。
冠帽已多用文人沿用的幅巾代替，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
魏初，文帝曹丕制定九品官位制度，“以紫绯绿三色为九品之别”。
这一制度此后历代相沿杂而用之，直到元明。
晋代的首服除幅巾为社会沿用之外，有官职的男子还戴小冠子，而冠上再加纱帽的称漆纱笼冠，本是两汉武士之制，传之又传，不仅用于男官员，并流传民间且男女通用。
南北朝时，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人民错居杂处，政治、经济、文化风习相互渗透，形成大融合局面，服饰也因而改易发展。
北方民族短衣打扮的袴褶渐成主流，不分贵贱、男女都可穿用。
女子衣着“上俭下丰”。
东晋末至齐、梁间，衣着为襦裙套装，原始于汉代，晋代时具有了上衣短小、下裙宽大的特色。
足穿笏头履、高齿履(一种漆画木屐)，流行一时。
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服饰受汉朝典章礼仪影响，穿起了汉族服装。
鲜卑族北魏朝于太和十八年(494)迁都洛阳后，魏孝文帝推行华化政策，改拓跋姓氏，率“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原来鲜卑族穿着夹领小袖衣服，这次改革旧俗，史称“孝文改制”，使秦汉以来冠服旧制得以赓续，推动了中华服饰文化的发展。
隋唐服饰（581～907）隋唐时期，中国由分裂而统一，由战乱而稳定，经济文化繁荣，服饰的发展无论衣料还是衣式，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灿烂的景象。
彩锦，是五色俱备织成种种花纹的丝绸，常用作半臂和衣领边缘服饰。
特种宫锦，花纹有对雉、斗羊、翔凤、游鳞之状，章彩华丽。
刺绣，有五色彩绣和金银线绣等。
印染花纹，分多色套染和单色染。
隋唐时期男子冠服特点主要是上层人物穿长袍，官员戴幞头、百姓着短衫。
直到五代，变化不大。
天子、百官的官服用颜色来区分等级，用花纹表示官阶。
隋唐女装富有时装性，往往由争奇的宫廷妇女服装发展到民间，被纷纷仿效，又往往受西北民族影响而别具一格。
隋唐时期最时兴的女子衣着是襦裙，即短上衣加长裙，裙腰以绸带高系，几乎及腋下。
隋唐女子好打扮。
从宫廷传开的“半臂”，有对襟、套头、翻领或无领式样，袖长齐肘，身长及腰，以小带子当胸结住。
因领口宽大，穿时袒露上胸。
半臂历久不衰，后来男子也有穿着的。
当时还流行长巾子，系用银花或金银粉绘花的薄纱罗制作，一端固定在半臂的胸带上，再披搭肩上，旋绕于手臂间，名曰披帛。
唐代妇女的发饰多种多样，各有专名。
女鞋一般是花鞋，多用锦绣织物、彩帛、皮革做成。
唐人善于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来文化，唐贞观至开元年间十分流行胡服新装。
宋辽夏金元服饰（947～1368）宋代基本保留了汉民族服饰的风格，辽、西夏、金及元代的服饰则分别具有契丹、党项、女真及蒙古民族的特点。
各民族服饰再度交流与融合。
宋代服饰大致有官服、便服、遗老服等三式。
宋代官服面料以罗为主，政府因五代旧制，每年要赠送亲贵大臣锦缎袍料，分七等不同花色。
官服服色沿袭唐制，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朱，七品以上服绿，九品以上服青。
官服服式大致近于晚唐的大袖长袍，但首服(冠帽等)已是平翅乌纱帽，名直脚幞头，君臣通服，成为定制。
宋代官服又沿袭唐代章服的佩鱼制度，有资格穿紫、绯色公服的官员都须在腰间佩挂“鱼袋”，袋内装有金、银、铜制成的鱼，以区别官品。
“方心曲领”也是朝服的特征，即朝服项间套上圆下方的饰物。
宋代官员公服、制服之外的日常便服，主要是小袖圆领衫和帽带下垂的软翅幞头，依然唐式，脚下却改着更便于平时起居的便鞋。
宋代遗老的代表性服饰为合领(交领)大袖的宽身袍衫、东坡巾。
袍用深色材料缘边，以存古风。
东坡巾为方筒状高巾子，相传为大文学家苏东坡创制，实为古代幅巾的复兴，明代的老年士绅还常戴用。
宋代民间首服也有种种流行。
男子流行幞头、幅巾，女子则流行花冠和盖头。
妇女发式和花冠，是当时对美追求的重点，最能表现宋代装束的变化。
唐及五代的女子花冠已日趋危巧，宋代花冠再加发展变化，通常以花鸟状簪钗梳篦插于发髻之上，无奇不有。
辽、西夏、金分别为中国古代契丹、党项、女真民族建立的政权，其服饰反映了在与汉民族进行长期文化交流中，各自发扬民族传统的发展轨迹。
党项族妇女多着翻领胡服，领间刺绣精美。
契丹、女真族一般穿窄袖圆领齐膝外衣，足下着长统靴，宜于马上作战射猎;妇女穿窄袖交领袍衫，长齐足背，都是左衽，正与汉人相反，所习惯穿用的钓墩传到内地曾广为流行。
辽金政权考虑到与汉族杂处共存的现实，都曾设“南官”制度，以汉族治境内汉人，对汉族官员采用唐宋官服旧制。
辽代以丝绸官服上山水鸟兽刺绣纹样区分官品，影响到明清官服的等级标识，金代则以官服上花朵纹样大小定尊卑，品级最低的用无纹或小菱纹的芝麻罗。
契丹、女真男服因便于行动，也为汉人采用。
元代于延佑元年(1314)参酌古今蒙汉服制，对上下官民服色等作了统一规定。
汉官服式仍多为唐式圆领衣和幞头;蒙古族官员则穿合领衣，戴四方瓦楞帽;中下层为便于马上驰骋，最时兴腰间多褶的辫线袄子(圆领紧袖袍，宽下摆、折褶、有辫线围腰)，戴笠子帽。
元代纺织物有纳石矢金锦、浑金搭子、金段子、兜罗锦、三棱罗、大绫、小绫、南绢、北绢、木锦布、番锦布……种种名目。
元代每年举行10余次大朝会，届时万千官员穿同一颜色、式样并加饰纳石矢金锦珠宝的高级礼服，称作质孙服，糜费为历朝少有。
这种服式到明代却被用作差役服装。
明清服饰（1368～1911）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大流。
而两代上下层社会的服饰均有明显等级。
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自唐宋以降，龙袍和黄色就为王室所专用。
百官公服自南北朝以来紫色为贵。
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又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
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
补子是一块约40～50厘米见方的绸料，织绣上不同纹样，再缝缀到官服上，胸背各一。
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
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
明代官员的主要首服沿袭宋元幞头而稍有不同。
皇帝戴乌纱折上巾，帽翅自后部向上竖起。
官员朝服戴展翅漆纱幞头，常服戴乌纱帽。
受到诰封的官员妻、母，也有以纹、饰区别等级的红色大袖礼服和各式霞披。
此外，上层妇女中已着用高跟鞋，并有里高底、外高底之分。
明代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且品种十分丰富。
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
一般人的帽，除唐宋以来旧样依然流行外，朱元璋又亲自制订两种，颁行全国，士庶通用。
一种是方桶状黑漆纱帽，称四方平定巾;一种是由六片合成的半球形小帽，称六合一统帽，取意四海升平、天下归一。
后者留传下来，俗称瓜皮帽，系用黑色绒、缎等制成。
清王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
顺治九年（1652），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
明代男子一律蓄发挽髻，着宽松衣，穿长统袜、浅面鞋;清时则剃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
但官民服饰依律泾渭分明。
清代官服主要品种为长袍马褂。
马褂为加于袍的外褂，因起源于骑马短衣而得名，特点是前后开衩、当胸钉石青补子一方(亲王、郡王用圆补)。
补子的鸟兽纹样和等级顺序与明朝大同小异。
清代官帽与前朝绝然不同，凡军士、差役以上军政人员都戴似斗笠而小的纬帽，按冬夏季节有暖帽、凉帽之分，还视品级高低安上不同颜色、质料的“顶子”，帽后拖一束孔雀翎。
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羽毛上的圆斑)，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眼多者为贵，只有亲王或功勋卓著的大臣才被赏戴。
皇帝有时还赏穿黄马褂，以示特别恩宠。
影响所及，其他颜色的马褂遂在官员士绅中逐渐流行，成为一般的礼服。
四、五品以上官员还项挂朝珠，用各种贵重珠宝、香木制成，构成清代官服的又一特点。
丝纺绣染及各种手工专业的进步，为清代服饰品种的丰富创造了条件。
清代女装，汉、满族发展情况不一。
汉族妇女在康熙、雍正时期还保留明代款式，时兴小袖衣和长裙;乾隆以后，衣服渐肥渐短，袖口日宽，再加云肩，花样翻新无可底止;到晚清时都市妇女已去裙着裤，衣上镶花边、滚牙子，一衣之贵大都花在这上面。
满族妇女着“旗装”，梳旗髻(俗称两把头)，穿“花盆底”旗鞋。
至于后世流传的所谓旗袍，长期主要用于宫廷和王室。
清代后期，旗袍也为汉族中的贵妇所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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