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民风民俗
衣食住行是一个地区主要的民俗形式，亦是形成地方生活习惯和人 性特征的重要因素。
其中衣饰和行旅的变异性较大，而饮食则不同，比如，晋 东南人连吃三日白面，就想吃小米饭，而吃惯白馍的晋南人，恐怕连一顿高粱 面也吃不惯。
晋中人爱吃面食，醋总是离不开的桌上佳品。
再比如民居，山西 民居的特色就非常明显。
现在拣极有典型性衣食住行风俗作一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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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代，立春时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去东郊迎春，祈 求丰收。
回来之后，要赏赐群臣，布德和令以施惠兆民。
这种活动必然影响到 庶民，使之成为后来世世代代的全民的迎春活动。
古时的迎春活动，开始时在 6
东郊，因为迎春活动中祭拜的句芒神是东方之神。
后来，迎春活动的地点就不 止是在东郊了，宫廷内、府衙门前等地都有迎春的活动，活动的内容也越来越 丰富。
在宋代，"立春日，宰臣以下，入朝称贺"（宋吴自牧《梦粱录》，这种 ） 立春的贺节，也是一种迎春活动。
在清代，还有所谓"拜春"的习俗："立春日为 春朝，士庶交相庆贺，谓之"拜春"。
粉为丸，祀神供先，其仪亚于岁朝，埒于 冬至"（清顾禄《清嘉录》"拜春"） 。
这种"拜春"的活动，与元旦的"拜年"相似， 也是迎春活动的一种。
迎春仪式，又称行春。
春帖子 又称春帖、春端帖、春端帖子。
这是一种在"立春"日剪帖在宫中门帐上的书有 诗句的帖子。
诗体近于宫词，多为绝句，文字工丽，内容大都是歌功颂德的， 或者寓规谏之意。
"立春"日贴春帖、作春帖词，在宋代很盛行。
春牛 立春日劝农春耕的象征性的牛。
泥捏纸粘而成，也叫“土牛”。
立春日天子率 群臣东郊迎春，鞭春牛以示劝农耕，士民都出城围观。
咬春 立春日吃春饼称为“咬春”。
民间在立春这一天要吃一些春天的新鲜蔬菜，既 为防病，又有迎接新春的意味。
唐《四时宝镜》记载："立春，食芦、春饼、生 菜，号"菜盘"。
"可见唐代人已经开始试春盘、吃春饼了。
所谓春饼，又叫荷叶 饼，其实是一种烫面薄饼--用两小块水面，中间抹油，擀成薄饼，烙熟后可揭 成两张。
春饼是用来卷菜吃的，菜包括熟菜和炒菜。
昔日，吃春饼时讲究到盒 子铺去叫“苏盘”(又称盒子菜)。
盒子铺就是酱肉铺，店家派人送菜到家。
盒 子里分格码放熏大肚、松仁小肚、炉肉(一种挂炉烤猪肉)、清酱肉、熏肘子、 酱肘子、酱口条、熏鸡、酱鸭等，吃时需改刀切成细丝，另配几种家常炒菜(通 7
常为肉丝炒韭芽、肉丝炒菠菜、醋烹绿豆芽、素炒粉丝，摊鸡蛋等，若有刚上 市的“野鸡脖韭菜”炒瘦肉丝，再配以摊鸡蛋，更是鲜香爽口)，一起卷进春饼 里吃。
中国传统民俗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在中华民族特有的自然环 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等因素的制约下孕育、发生并传承的，因 而中国传统民俗既有人类民俗的共性，又有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独特个性。
分析和揭示中国传统民俗的基本特点是民俗文化研究的应有之举，其与各类具 体事象的描述应是深入研究中国民俗相辅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
遗憾的 是，近年来综合性的论述一直比较沉寂。
本文意在引起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重 视。
综合考察中国民俗的传承、演变过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点表现得十分 明显。
一、原始信仰长期留存 原始信仰习俗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长期传承和流行，是中国传统民俗的一大 特点。
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祖先崇拜以及巫术、占卜、祈禳、 祭祀、禁忌等习俗不但在人们的信仰活动中集中地表现出来，而且贯穿于人们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们不必花费笔墨去叙述形形色色、纷繁复 杂的巫术、祭祀仪式，只要看看人们日常生活中渗透的信仰习俗，就足以说明 这个问题。
如在物质生产活动中，春祈、秋报、求雨、禳灾、用占卜来预测气 候和年成，以及围绕农事而形成一系列的禁忌等，长期以来一直是农业生产的 传统习俗。
《左传》记载：“社稷二祀，……自夏以上祀之。”[1] 《汉书·郊 祀志》也记载：“郊祀社稷，所从来尚矣。”[2]可见， 对土地神和谷神的祭 祀，早在不可确知的上古时代就很流行了。
其后，农业生产的整个过程，始终 伴随着一系列的信仰习俗，据《礼记·月令》的记载，一年中除十一、十二月 8
外，十个月都有“祈谷”、“命民社”、“祈来年”等固定的祭祀农业诸神的 活动，实际上，许多农事节日就是由此形成的。
此类农事信仰习俗在后世堪称 长盛不衰，时至今日也远没有绝迹。
就猎、牧、渔、林、交通、运输、贸易等 行业及各项手工业而言，举行某些巫术性仪式，祭祀有关的神灵，恪守 一定的禁忌等，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
在衣食住行中，原始信仰习俗也常有反映。
如造房建坟便与堪舆术紧紧连在一 起，请阴阳先生看风水选宅地，是动工前的第一步。
从破土开工到建成进宅， 每个重要环节都要选择吉日良辰，整个过程有着一系列的巫术、祭祀、禁忌活 动。
其中，上梁仪式尤为隆重，梁上要贴“上梁大吉”、“姜太公在此”等红 纸条幅；工匠登高时要唱《上梁文》 ，然后在梁上将馒头、散钱等抛下，以驱煞、 镇鬼；有时还要在正檐下挂一面铜镜，用来照射妖邪。
凡此种种，不一而述。
我们从殷墟甲骨文中的“卜居”记载， 《尚书》中《召诰》《洛诰》两篇所述周 、 成王选都洛邑时的龟卜过程，敦煌文书中保留的《建宅文》[3]、 《镇宅文》 ，[4 ] 以及后世层出不穷的风水图书中可以看出， 营造活动中的原始信仰是源远流 长，绵绵不断的。
中国的传统服饰，按礼制的规定，必须与一定的信仰活动相适应，故有所谓的 “祭服”。
此外，民间还流行许许多多用以避邪的衣服和饰品，如五毒背心、 五香布袋、辟邪鞋饰、玉佩、护身符等。
饮食生活中，船家食鱼忌翻身，不称 “箸”而称“筷”；河南人做饭忌说“少”、“没”、“光”、“烂”、“完 了”、“不够”等词语；东北人包饺子忌不捏褶，因为捏光边象“和尚头”， 不吉利，而且包成的饺子忌摆成圈，必须摆得横竖成行，才能财路通达，这些 禁忌习俗都是我们常闻常见的。
事实上，饮食中的原始信仰很早就盛行了，如 汉代便有“俗说：雷鸣不得作酱，雷已发声作酱，令人腹内雷鸣。”“俗说： 9
腊正旦食得菟髌者，名之日幸，赏以寒酒。
幸者，善样，令人吉利也。”之类 的记载[5]。
又据《山海经》的记载：“招摇之山……有木焉， 其状如谷而黑 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①gǔ，佩之不迷。
有兽焉，其状如禺而白耳，伏行 人走，其名曰＠②＠②（猩猩） ，食之善走。”“扭阳之山……有兽焉，其状如 马而白首， 其文如虎而赤尾， 其音如谣， 其名曰鹿蜀， 佩之宜子孙。
”“柢山…… 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③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 ④，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6]这种食用、 佩戴某种东西 就可以取得某种实际效用的观念正是模拟巫术的观念，而后世盛行的吃什么补 什么的说法，如以“吃了熊心豹子胆”来形容别人胆大妄为，显然与之一脉相 承。
至于喝了中药，将药渣倒在大路上的习俗，很明显与接触巫术有关。
在民间社会生活中，祭祀祖先和村社保护神一直是家族、村落的重大事务，而 社交往来时，以某种信仰仪式或赌咒发誓来互相约束、取信，也是人们经常采 用的方式。
在人生仪礼中，原始信仰渗透得尤深。
如围绕生育，就有五花八门 的生殖崇拜、祈求子息的习俗和产妇、产房禁忌，以及一系列为婴儿祈福的仪 式。
结婚迎亲时， 也有许多巫术活动， 撒谷豆攘三煞至少在西汉时就已流行[11]， 以弓箭镇邪，悬铜镜驱崇等，早在唐宋文献中已有记载[12]。
丧葬因与鬼魂观 念和祖先崇拜联系在一起，信仰活动更是形式繁复，名目众多。
从山顶洞人在 尸骨上撒赤铁矿粉到《仪礼·士丧礼》中的有关记载，各种丧葬信仰习俗不断 地发展演变，长期延续。
再从中国的传统节日看，也大多源于上古祭祀，尽管不少节日在后世的演变中， 或融合成多重内容的综合节日，或发生了性质上的变化，但祭祀的内容仍或多 或少地保留着，如立春、立夏、立秋、立冬，除各种岁时农事节俗外，还要分 别祭祀青帝句芒、赤帝祝融、白帝蓐收、黑帝玄冥；中元节、冬至、除夕，都 10
有祭祀祖先的仪式。
原始信仰习俗在传承中始终表现出浓重的神秘性，人们觉得这些习俗是不可捉 摸和无法解释的，在神秘莫测的气氛中产生的恐惧、敬畏心理便导致了盲目信 从的民俗行为。
这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民俗深受宗教影响的状况， 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二、宗法观念影响深远 诚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建立在农业经济基础上的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宗法制度 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依托的社会结构。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社会虽发生过 种种变迁，但以血缘纽带维系着的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
这 种以宗法为特征的社会结构定势，对民间风俗产生了长期的、重大的影响。
从传统的社会心理看，人们对血缘关系的高度重视，明显地反映出宗法观念的 影响。
研究民俗的学者都注意到，中国的亲属称谓系统十分繁复精细，它不仅 与其他国家和民族一样，纵向地区分上下辈分，而且在父母系、嫡庶出、年长 幼等同辈横向方面，也有极其严格细微的规定。
如本人上一辈的男性长辈就有 伯父、叔父、舅父、姑父、姨父等，女性长辈就有伯母、婶母、舅母、姑母、 姨母等。
这种不厌其烦的称谓方式，实际上是由着意强调血缘亲疏和系别的宗 法社会派生的。
在社会生活中，家庭成员的权利和义务、相互之间的关系、财 产的继承和分配等，正是由称谓表示出来的血缘关系以及由此确立的尊卑、男 女、长幼的不同地位而排定的。
孔子强调“正名”，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立意也就在此。
从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活看，亲属集团乃至村落社区的多种民俗活动大多是围绕 血缘关系这一轴心展开的。
这一方面人们已谈得很多了，我们不妨从另一方面 来看看。
唐宋以降，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随着社会文化条件的诸多变化和 11
社交活动的不断扩大，一些人突破了家族和村落的范围，根据自己的信仰、专 长、志趣和特殊需要，相互交往，重新组合，形成了一些新的活动群体。
如宋 代文献中对此类家族、村落之外的民间结社、结会就有颇多记载[13]。
应该说， 这些游离于家族之外的社会交往和民间组织反映了一种新的人际关系，但是人 们还是笃信血缘的力量。
异姓朋友常常通过“结义”的方式结成“义兄弟”， 宋代的洪迈曾谈到这一现象：“自外入而非正者曰义，义父、义儿、义兄弟、 义服之类是也。”[14]元、明时的戏剧、小说多有朋友“结义”的描写，如《单 刀会》《三国演义》就根据刘备、关羽、张飞的史事敷衍出一段“桃园三结义” 、 的故事，并在后世成为“异姓兄弟”的楷模。
旧时，浙江一带即有男子结拜组 成的“十兄弟”，广州地区则有女子结拜组成的“金兰会”。
明、清时的民间 会党也常常模拟家族形式，以结盟方式入会，师徒间以父子相称，众徒间以兄 弟相称。
上述现象表明，人们始终认为，通过某种仪式使非血缘 的关系转化为象征性的血缘关系，就能够产生强大的约束力和凝聚力。
民间对 血缘关系的重视，于此可见一斑。
宗法观念影响下的社会心理的另一重大表现是，数千年来，“孝亲”情感一直 在社会观念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
民间时时重复做的一件大事是对去世先 祖的隆重祭奠和顶礼膜拜，以此祈求祖先保佑后人人丁兴旺，家族昌盛。
人们 认为其他神灵都不如祖先神尊贵，因而各地都建有祠堂、家庙，各家都奉祀祖 先牌位，而定期举行祭祖仪式则是民间最重要的信仰活动。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 一个人如果不祭祖先，那是没有容足之地的。
“孝亲”的另一表现是对在世长 辈的绝对顺从和孝敬。
在人们心目中，“孝”是一切道德规范的核心和母体， 正如《孝经》中说的，“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 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15]，因此，“百善孝为先”成为社会公认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