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相对稳定繁荣的封建大帝国，为强化封建统治，统治者借助经济基础和宗法意识形态，掀起厚葬之风，使汉代的葬制、葬礼、墓园、墓室及随葬品都超出历朝历代。
辽南汉墓深受内陆影响，但因地方性的诸多因素，又出现极为突出的特点。
辽南汉代墓葬有两个极为突出的特点，一个是用贝壳作墓室材料而形成的贝墓，仅在辽南集中出现(接近辽南的山东长山岛少量存在)。
二是反映氏族宗法制度的“族坟墓’，亦为内陆所少见。
贝墓存在于辽南的沿海地区，已发掘的有100余座。
贝墓是以海蛎、海螺、蛤蜊、鲍鱼壳、海帽等为主要材料建成的墓室。
做法是先掘好土圹，在墓底铺一层贝壳，四周竖立木板为椁，入墓后盖上木板，空隙处塞实贝类，然后封土。
据文献记载，最早的贝墓出现于春秋时期，《左传》记载：“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这里说的“蜃”，便是贝类，《辞海》解读是大蛤。
郑玄解释：“蚌蛤之蜃，犹塞也，将井椁塞下以蜃，御湿也。”所以用贝壳筑墓，是因为贝壳坚硬不朽，又防御潮湿，保护尸体不易腐坏（《周礼·地官》）。
辽南贝墓最早由日本人于1931年发掘数座。
新中国成立至今，辽宁考古工作者于1954年发掘大连市营城子41座；1957年发掘旅顺口李家沟26座；1975年至1978年发掘普兰店市花儿山乡30余座。
此外，还在瓦房店市、金州区、旅顺口区，大连湾等沿海地区分别发掘数十座。
辽南贝墓绝大多数出现在西汉时期，东汉初期仅有少部分。
其墓葬形制与内陆一致。
西汉前期多为单室墓，中期多为夫妻分室合葬墓，后期多为夫妻同室合葬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墓(即以贝壳与卵石或石椁合筑)和贝砖墓(以贝壳与长方形素砖合筑)为主。
辽南的贝墓之多、之集中，为我国各地区的墓葬所仅见。
其原因是辽南地区近海，人们养成喜爱贝类的食俗，因长期经验，发现贝壳坚硬而又隔绝潮湿，所以取来作为墓葬的材料。
再是辽南沿海的贝类丰富，30多年前，海水落潮时潮出的贝类蛤蜊遍布、锥螺成堆，汉代自当更为丰富。
从发掘的贝墓分析，许多贝类，尤其是锥螺内脏完好，说明是在筑墓时现从海水中取来的。
但是，随着砖石结构的墓葬产生与发展，贝墓逐渐消失。
因为贝壳筑墓毕竟没有砖石使用方便，砖石可以砌出宽大整齐的墓室，贝壳零散，作为墓葬材料，要借助木板。
当人们的生活居室的主要建筑材料以砖和石为主后，墓室自然也就要改用砖石。
所以，西汉后期以前为贝墓，后期至东汉初期为贝石，贝砖配合使用，到东汉中期已不再有贝墓。
贝墓起源并集中在辽南，山东长海县受辽南的影响也出现少量贝墓，而内陆地区不见贝墓， 内陆省的沿海也少有发现。
第二个特点是“族坟墓”异常突出，是先秦“同族相葬”制度的延续。
宗族是以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构成的社会关系形态，是上古氏族公社的基本社会结构。
进入阶级社会后，奴隶主进一步强化宗族、宗法，以此统治人民。
与当时的土地国有制相适应，与严密的宗法制度相配合，死者也按宗法制度“同族相葬”，这就是历史典籍中说的“族坟墓”。
这种墓葬制度，在西周和战国时期极为盛行。
然而，战国末年各国变法导致土地私有制逐渐合法化。
西汉时土地自由买卖，使墓地也逐步成为一家一户所有的私有财产，“族坟墓”制度遂被破坏。
代之而起的是家族墓地，不同的家族根据其地位选择墓地，强宗豪族的墓地连绵多代，但一般家族世代族人增多，各房各支，各家都可以自择墓地，这就造成了”族坟墓”的瓦解。
然而西汉王朝建立后，为强化集团统治，仍以种种方法使奴隶社会的宗族关系继续存在下去。
其中一法是让每个宗族成员固定在一个地缘土地上，世代聚族而居，同时以丧葬形式强化这种血缘与地缘关系。
使每个成员都视祖茔神圣不可动摇，生是亲属，死必同茔，即使远离故乡而生活，死后也要“叶落归根”，葬入祖茔。
东汉的郑玄为之诠解说：“族，犹类也，同宗者生相近，死相迫。”一宗一祖“生相亲爱，死相哀痛”。
由于汉代统治者的提倡、宣传，使同地而居，同族而葬的观念代代相传，影响深远。
这种影响在辽南地区格外突出，每每发掘汉代墓葬，皆是排列整齐有序，密集相接的墓群，分散或孤立的汉墓甚少。
1953年春，在鞍山市沙河东的窑场建设工程中，一次清理400多座密集相连的汉墓。
同年，在海城大屯清理一个80余座墓葬的汉墓群。
1954年，在辽阳太子河筑堤清理200多座墓室的汉墓群，1955年又在辽阳三道壕清理数群东汉墓，其中一个童棺墓地，一次掘出368个排列十分密集的儿童瓦棺墓。
大连地区的汉墓更是成群发掘出现，例如：1954年在营城子一次清理40多座西汉贝墓、十几座砖室墓，共计52座汉墓同属一族。
旅顺铁山地区、江西区、北海区、大连湾、金州董家沟、普兰店花儿山乡及庄河、瓦房店等地区皆发掘几十座密集相接的汉墓群。
例如大连市营城子汉墓，一个墓地数百座汉墓，有贝墓、贝石墓、贝砖墓、砖室墓、石板墓。
这个墓群跨越年代达四五百年之久，属于同类型墓葬集中在一起，越是外围时代越晚。
由此可知，这些墓主都是按宗族内各直系宗亲的血缘关系及世系辈份，依次埋入墓地的。
这就是贾谊所说的：“六亲有次，不可相逾，相逾则宗族扰乱，不能相亲。”(贾谊：《新书》)。
1953 年发掘的鞍山沙河东的一个汉墓群400多座。
而据调查估计这个墓地原有汉墓在千座以上(孙守道：《论辽南汉魏晋墓葬制之发展演变》、《辽海文物学刊》1989年第1期)。
根据发掘的400多座墓葬，其排列方位、形制、随葬特点、墓葬材料、墓室结构，都说明这个墓群是一个宗族墓地，而因入墓时代不同，排列有序，并体现了绵延相接的特点。
辽南地区的汉墓群正是先秦“族坟墓”的延续，说明宗法关系在墓葬制度中体现强烈。
这一情况在内陆地区虽有反映，但没有辽南地区反映集中。
从汉代的这种突出的墓葬制度，又反映了汉代时期，辽南地区的社会宗法制度、宗法关系、宗法观念较内陆强烈、稳固。
从而为我们研究辽南的历史文化、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提供了重要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