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祥沣（中国著名易经国学大师，中国著名风水大师、中国著名易经风水大师）
王祥沣，字培龚，号三通道人。中国易经国学大师，一学思想创始人，沣易堂掌门人，奇门战法金融培训学校创始人，儒释道国学集大成者。周易世家、国际著名堪舆学家、易经风水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易经理事会常务会长、中国周易文化传承人、众多国内外上市企业风水策划及企业顾问。浙江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班客座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总裁学习班客座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学客座教授。
王祥沣将中国国学的高端内容重新的解析，即智慧文化（周易、佛学、导学）、道德文化（老子智慧）、谋略文化（孙子兵法、三十六计）、生命文化（太极拳、中医、佛道养生、风水养生、一学养生）都有独特的、创新的观点。对周易文化中的梅花易数与六爻预测、奇门遁甲、四柱命理、风水堪舆的深入解读，以及易经风水学中的具体而有针对性的运用为社会创造更为科学合理的环境学。对高端养生的理论与实践的归纳整理、高端提升、现实应用都达到较高水平。
棺椁坍塌造成的塌陷，动物盗洞，比如耗子、蛇虫类盗洞这种情况都是一般的自然塌陷，没有大碍，用土培好就行。如果墓地周边土不够，也可以从外面取干净土来培起坟头，这对墓地风水影响不大，不要大惊小怪。
墓地风水之说实际上就是取势，所谓势是指日月星辰、天地山川、积凸积水、林蔬木石等所构成的气场组合。日月星辰是大势，总纲方位朝向。天地山川构成中势，承接天地乾坤。近山近水构成小势，导入亡灵气场，如此周始循环，让死气化为生气，方可荫及子孙。风水师往往以罗盘勘向，意即取大势，然则星斗转移，气场也会因时而变，故依据入墓时辰不同应有所变化。
那么怎样去选择一块好风水的墓地呢？ 选墓地其实就与选房一样，墓地称为“阴宅”，房屋称为“阳宅”，只不过选房是在城里，而选墓是在野外。 自古以来，人们都很重视墓地的选择，古人选择墓地考虑的因素依次为：一是京城附近，其风水不消说自然是好的；二是故里、采邑或祖籍地，符合叶落归根的传统观念；三是死亡地，如任所、战场等，这往往是格于形势，如交通制约等；四是其他地方，如生前向往之地等。 但无论如何，一般都要选择“前有照，后有靠”的地方，即前有水流穿过，后有山峰为靠，境内层峦叠翠，就是说墓地要枕山面水。当然还有许多其它讲究。
早年的四合院，寺庙，对着大门都有影壁，它们的作用就是避免直通，阻挡正面抵触而来的煞气。好的墓地风水如何寻觅? 风水原理主张“直则冲”、“曲则顺”，旅程要勉强，山水要曲折，就是曲折折曲。曲径通幽不只有风水所讲的实习作用，而且还具有一同的艺术作用，如江南的园林建筑.明堂开阔的原则 古代有人出了名、当了官或许发了财，我们往往会谈论这自个祖坟的风水，称之为：地灵人杰。
以上是易海金鉴根据祖辈言传身教下来的一点公共墓地，选择报恩福地的一些风水小常识，没有过多的专业的风水理论，朋友们一看就懂，这些小的细节肯定对故人和后人都会有一些或大或小的帮助，最低不会给你损害，如要用专业的理论选择一个对你方方面面都比较好的报恩福地，非专业的老师不能为之，希望朋友们多多关心身边的五行变化，多了解一些关于风水命理上的方方面面的问题，易海金鉴相信每一个朋友都会风生水起交好运的！
如何评价国学大师吕思勉“贬低”岳飞？
吕思勉对岳飞的评价为什么值得关注和思考？
因为吕思勉是“大牛”,著名历史学家，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严耕望语）。
岳飞是著名的民族英雄、悲剧人物、正面形象，为什么吕思勉对他评价却不高？
笔者对这段公案的来龙去脉比较了解，和大家分享一下。
1923年，商务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叫《白话本国史》，作者正是大名鼎鼎的吕思勉。这本书对岳飞和秦桧提出了一些与众不同的看法，主要是五个方面。
第一点，岳家军没那么强。南宋建国时，军力较弱，岳飞也好，韩世忠也罢，他们的军队大多非民即盗，都是刚组建的，遇到金军失败较多，只能拿来平定草寇，无法与金人长久对抗。虽有小胜，但于大局无补，改变不了宋弱金强的大格局。
第二点，岳飞也是军阀。南宋诸位大将，把持军区内的财政大权和人事大权，乃是架空中央的军阀。南宋如果继续和金人打下去，就只能容忍他们，如果和谈成功，朝廷才有机会收回兵权。岳飞，实际上也是军阀。
第三点，岳飞的战功被严重夸大注水，不少战事是虚构的。
第四点，为秦桧“平反”。吕思勉认为，秦桧不是金人奸细，主持议和也不是卖国贼：“和议在当时，本是件不能避免的事。然而主持的秦桧，却因此而大负恶名，真冤枉极了。”
第五点，杀岳飞有利于国家稳定。岳飞被杀，韩世忠被明升暗降，其他大将的兵权也陆续被收缴，南宋才得以摆脱军阀割据的可能危局，勉强可以立国。
吕思勉这些观点是对是错？
当时，他的这些看法曾引起巨大争议，但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议，有赞扬他直言不讳的，也有说他哗众取宠的，可都没有上纲上线到爱国卖国的程度。
到了1931年，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突然画风全变。舆论开始指责他，说他贬低岳飞并为秦桧喊冤，是在替主张对日和谈的“民族败类”辩解。
1935年，官方一个大佬出来说话定调——南京市市长石瑛表示：“岳飞忠秦桧奸是“千秋定论”，不容置疑；该书居然诋毁岳飞推崇秦桧，可谓居心叵测。”同时，他下了禁令，严禁学生阅读吕思勉那本书。
南京《朝报》力挺吕思勉，和市长唱反调，不满市长禁令，刊文为吕思勉抱不平。《朝报》的竞争对手《救国日报》则找准这个机会，大骂吕思勉就是汉奸，攻击《朝报》替汉奸讲话。两个报纸天天对骂，将此事炒成了热点，吕思勉万万没想到自己会被炒成“网红”。当然了，是被抨击那种。
媒体说说吵吵也就算了，可组织介入，性质就升级了。4月，国民党党部介入此事，要求吕思勉修改这本书，去掉那些抹黑岳飞抬高秦桧的言论。吕思勉迫于压力，照办了。
然而，《救国日报》并没有放过吕思勉，一纸诉状告上法庭，指控他犯了“外患罪”——贬低岳飞，是削弱国人的抗日意志，是向日本侵略者献媚；为秦桧喊冤，是替“主和派”汉奸们开脱。
法院会怎么判呢？
法院认为：吕思勉这本书写于东北沦陷之前，不可能有向侵略者献媚、为汉奸开脱的用意，只是“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不构成犯罪。这算是从法律上还了吕思勉一个清白和公道，也算了结了这段公案。
当时，吕思勉那些言论有没有人表示赞同和支持呢？
有，而且还不算少。比如，清华历史学家、宋史专家张荫麟就非常支持吕思勉的论点，还在课堂上出了“论岳飞”的考题，让学生们从各个方面论述这位民族英雄。胡适也支持吕思勉对岳飞和秦桧的评论。
笔者一方面不认为吕思勉对岳飞和秦桧的论述完全正确，另一方面同样不认为他是在为卖国贼鸣冤叫屈。实际上，那只是吕思勉个人对历史对岳飞的一种看法，读者们支持的可以支持，反对的也尽管反对，但最好都在学术讨论范围内，没必要上纲上线到卖国不卖国。
抗战期间，吕思勉用实际行动和一篇篇抨击日本侵略者的文章，被作家兼报人范泉称为“孤岛上的斗士”。你说，这样的吕思勉，会为汉奸叫屈吗？
“许述工作室”核心成员查佳峰主答
于丹算是国学大师吗？
题主提出了一个很犀利的问题。如果于丹可以被成为国学大师，那么，各大高校中国古代哲学这个专业就可以取消了。
对于丹的印象是从当年央视的《百家讲坛》栏目开始的。于丹讲论语，彻底火了好久。从客观上讲，在当时国学还没有像今天这么炙手可热的时候，于丹在央视讲述她读《论语》的心得，这无疑是推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大众化、普遍化。
好多不知道《论语》的人、没有读过《论语》的人，因为受到她的影响，开始读《论语》，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于丹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广传播起到了非常有效的积极作用，这是我们不可否认的事实。
于丹的问题不在于她讲《论语》有什么问题。因为读书，每个人读出的感悟、体会都不同，搞文学鉴赏的有一句话“一千个观众就有一千个哈姆雷塔”，每个人的经历、阅历不同，所接受的教育程度、内容也不同，所以，同样一本书，不同的人读到内容是不同的。这是我们的经历和教育背景以及个人思考能力决定的。
《论语》这本书，怎么读都可以。可以作为哲学书来读，也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来读，还可以作为教育书籍来读，这些都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我们这样读出来的内容只是我们自己的“读书心得”或“读书体会”，我们可以拿出来和朋友分享，但是用这种“读书心得”来解读《论语》是万万不能的。
如果是要解读《论语》，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据可循，经典流传下来不易，不能在我们手里、嘴里把经典走了样、变了味。《论语》作为一部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其思想内容远非一锅心灵鸡汤所能解释阐明。作为一名专业学者，如果是要解读原文，首先要尊重原文的原意，只有原原本本把内容弄懂了、吃透了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这是做学问必须的也是基本的原则。
于丹讲《论语》，如果只是在分享“读书心得”的层面上和观众交流，是值得欢迎的，但是，如果把她放在“国学大师”的位置上，是会羞煞人的。尤其是当本人也自以为配得上这一称谓的时候，更是让人汗颜的。
“术业有专攻”，作为一名学者，应该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发奋刻苦，更应该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这是一个学者应有的态度。
如果您也喜欢传统文化，欢迎关注繁星国学，和我们一起走进经典之门！
曾仕强算不算国学大师？
曾仕强算不算国学大师？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很明确：曾仕强教授完全可以称得上国学大师。但是，我们在媒体上一般看到曾仕强被誉为“中国式管理大师”、“中国式管理之父”、“华人管理学家”等。我认为这些称号都是以国学为根基，延伸到企业管理具体应用而来的。
我总结了以下几点，与各位分享：
第一，曾仕强教授的中国式管理课程，是在以西方管理为主导的背景下，针对企业界出现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和问题，一一进行剖析。
因为曾仕强教授曾游学欧美，具备西方文化背景，因此在讲中国式管理的时候，在比较中阐释的更为深刻。那为什么说中国式管理是以“国学”为根基呢？
其实在曾仕强教授讲中国式管理之前，就对易经、儒家、道家等国学经典有很深的造诣。听完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系列，我认为他就是在讲文化、讲人性，在讲不同文化背景下如何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以避免照搬西方的制度管理而带来的种种弊病。
他曾说，文化只能交流，无法整合。我非常赞同这种观点。我们身体里流动的是中华文化的血脉，和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化属性。所以只能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进行交流探讨，谁都无法照搬谁，也没有必要。
再说简单一点，曾仕强教授是从“道”的层面去讲管理，主张“道术合一”和“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
第二，曾仕强教授在国学方面的贡献，主要是在易经的基础上，对儒家、道家学问的解读，以及延伸出来的多个系列课程。
除了上面讲的中国式管理，曾仕强教授对《易经》、《道德经》、《论语》、《大学》等等经典也有专门的解读和发挥。曾仕强教授的课程，通俗易懂，始终与人、家庭、社会紧密结合。用不变的“经”，来解读万变的人与社会，如果没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博而精深的思索总结，不可能讲的通。
曾仕强教授在国学经典的基础上，延伸出的家风、孝道、坤道、家庭教育系列，以及历史人物系列、人生智慧系列等等课程，可以说，万变不离其中，但又不会有重复之感。
这些课程都是在讲国学，都是在讲中华文化，都是在讲人与社会。能够把很深奥、复杂的学问，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为大众普及中华文化做出了积极贡献。
第三，曾仕强教授针对很多人“误读”中华文化进行的纠正，对从小缺乏国学教育的人，是一大福音。
可能以前我们认为是糟粕的东西，其实是出现了理解上的错误，或者是被某些负面的社会现象所误导。我举几个例子：
中国人常常不讲实在话，是不是虚伪？
关于这一点，就本人来说，感触非常深。直截了当，有话就说不好吗？现实告诉我们，这样常常会得罪人，起到的是反效果。不讲实在话是一种尊重，是为了讲的合理、妥当，是为了把事情办好，而不是刻意欺骗。
两点之间直线最短，但往往永远不可能到达。有时候拐一个弯儿，效率反而会很高。
中国人的中庸之道，是不是不求上进？
中庸之道，就是一种为人处世之道。中庸，决不是和稀泥、左右逢源，也不是不极端。中庸，就是合理、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就是说应该说的话，做应该做的事。曾仕强教授常常会以文天祥、史可法为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英勇不屈、慷慨赴死。这件事应该做，死而无憾；不应该做，明哲保身。这就是中庸之道。
做人要圆通但决不能圆滑。
圆通和圆滑其实有本质的不同，但是很多人一直搞不清楚、把握不好。圆通是以“诚”为本，内方外圆，坚持原则但会做合理的变通；而圆滑是以“利”为基础，内圆外也圆，是“墙头草”，刻意逢迎以谋取私利。所以，我们应该注意一个人背后的动机，而不能只看表面，观其言还要察其行。
因果是科学而不是迷信。
曾仕强教授用自然界的现象推及至社会、人生。热胀冷缩、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些自然现象都是因果，人类社会也是如此。那为何社会上有些坏人往往不一定有恶报呢？曾仕强教授的观点是，坏人暂时得逞，是因为他种下的因还不足以导致恶果。但是从长期来看，如果不悬崖勒马必然会遭受天道的惩罚。
也就是说，老天会给每个人机会去行善或者作恶，但是所有的“果”都要自己去承担。天在做，人在看，举头三尺有神明。一切都是自作自受。
曾仕强教授为中华文化正本清源做出了很多努力，篇幅有限只能列举一二。
曾仕强教授至今依然活跃在传播中华文化的舞台。从个人角度来讲，在学习过程中能够受到启发，指导我们的人生道路，总是一种正能量。从社会的角度来讲，曾仕强教授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曾仕强算国学大师吗，为什么？
应该算是吧，因为他一生都在追求《周易》八卦学说。他著书立说，他循循善诱，他为后来人铺路。
国学大师曾仕强和四大才子金庸相比，怎么样？
一、个人成就
1、金庸
1）一流的企业家。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九十年代以10亿港元卖出。1992年，他以12亿港元资产名列香港百富榜第64位。
评注：金庸的朋友著名科幻小说家倪匡曾爆料说，金庸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最有钱的文人。
2）顶级的小说家。从1955年开始在报纸上小说连载，每天必须写完2000字才睡觉，坚持17年，总字数超过1000万。后来，总共出版了15本小说，印量高达3亿本，其中包括盗版在内。
评注：金庸是第一名的小说家，像他的前辈张恨水，像当代的天下唱霸，无法望其项背。他的影响力遍及华人，覆盖十六岁到六十岁，无愧是一代宗师。
3）香港四大才子。这个是肯定的，并且远远超出其他三人。
评注：蔡澜说，“才子是人家给的，我自己反对，而且金庸不应该跟我们三个‘调皮捣蛋’的人在一起。他是一代宗师，我很尊重他。 ”
4）非知名学者。1999年，金庸被聘请为浙江大学文学院院长，竟然遭到质疑，有学生起哄。无奈之下，只好辞职。之后，86岁的金庸远赴剑桥大学镀金，终于拿到博士学位。
评注：如果是我，能成为金庸的弟子，求之不得，干嘛去质疑他的学术功底。
5）一流文学家？需要时间去证明。如果论影响力，肯定达到了。他去世之后，几代人都在纪念他，连国家主席都亲派专人慰问。但是，由于现在武侠小说式微，00后、10后的读者也感兴趣？不知道！当然，在武侠小说的领域，金庸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因为没人继续写武侠小说了。
2、曾仕强
1）顶级演说家。尽管说，曾教授的普通话不是很正宗，带有一点点的方音。但是，他的演讲绝对精彩。他不用大喊大叫，只是坐着讲课。但是，他的气场非常大，讲话的条理性非常好！也非常幽默。放眼当今世界，只有台湾的邱毅教授和厦门的易中天教授，可以与之匹敌。就算是李敖大师，论口才，还是有一段距离。
2）一流的教育家。他一辈子都在教育界，他跟张锦贵、余世维、翟鸿燊完全不一样。
3）一流的学者。他是货真价实的博士、是教授，著作等身。
4）国学大师？这个存疑。理由是：他最擅长把高深的国学知识讲解的通俗易懂。而在原创方面，似乎不是他的强项。
二、相互比较
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都取得非凡的成就，很难比较，如果一定要比较的话，只能这样相比了--
1、影响力
曾仕强跟金庸不是一个级别。
2、学术性
曾仕强比金庸厉害。
当代活着的国学大师还有谁？
其实，这世上原本没有什么国学，更无大师！只有中国文学、美术、音乐和历史等等。所谓国学和大师是现代只知儒、道、阴阳皮毛和假借中医及文学类的不学无术和欺世盗名者相互吹捧，而臆造出来学头名号。还是老老实实做学问和为人师表，不要自欺欺人，诒笑大方。人民和历史自有公论。
民国最牛的国学大师是谁？
现在一提大师就说章太炎、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的太多了，我想提几位我读过感觉最牛的、别人提到较少的大师。
一、钱穆
钱穆是读中国古书的最多的人，没有之一。他把二十四史通读过三遍，几乎涉及中国历史的所有方面都写过专著。他早年以《先秦诸子系年》、《国史大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奠定了学术地位，从一名中学教员而破格被著名大学聘为教授。在这里我推荐一本他最浅显的书，叫《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这是他在台湾的一部专题演讲集，因为他对历史熟悉，我觉得是最为举重若轻的。书里面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做了简要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
从这一本书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什么是大师。
二、钱锺书
不用说，钱锺书先生有“照相机般的记忆力”，他博览群书、过目不忘，让人惊奇的是他家里并不藏书，他的书都记在脑子里了。这个本事在电脑时代不算罕见了，我们可以“外事不懂问百度”，不用自己在辛辛苦苦记忆了。但是，钱锺书的本领并不仅仅是这一点，我觉得他的长处最重要的是能“打通”，打通古今中外，打通文学社科，打通各种语言，这就不仅仅是会百度就能做到的了。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钱锺书先生不仅有学问，还是个非常有趣的人，这从他与被人的谈话和通信中就能看出来，他时常画龙点睛地运用一些典故和野史，使得文章波澜起伏，煞是好看。钱锺书自己写的论文，也从来不用八股调，而是写得生趣盎然，这在今天是越来越少了。
三、金克木
金克木精通英语、法语、德语、世界语、梵语等多种语言，曾在印度钻研佛学多年。金克木晚年的文字，真可谓是出神入化，打通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界限，常有奇思妙想。他的《风·烛·灰》《文化卮言》《文化猎疑》《无文探隐》《旧学新知集》《比较文化论集》，都是我的案头常备之书，思维枯涩之时，常拿来启迪启发。
就以《风烛灰》来说，金克木超越于一般专题研究之上，去追索古今中外的人类历史活动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字里行间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剖析力，那伟大的“发现的快乐”一直伴随着智者的生命历程，值得一读再读。
四、徐梵澄
徐梵澄是鲁迅的学生，他早早去德国留学了，然后又去印度待了27年，直到晚年也叶落归根，那时他已经70岁了。
徐梵澄回国时带来了两部他翻译的大书：印度古代精神文化的典籍《五十奥义书》，印度精神哲学大师室利阿罗频多的《神圣人生论》。这两部书都很有震撼力，代表了印度文化的精髓。
不光是这些，徐梵澄自己对中国文化也有深刻的认识，他写作的《孔学古微》《老子臆解》《陆王学述》《异学杂著》，打通了中国古代精神哲学思想和古代、近代印度与西方哲学家的见解，疏释疑难，寓以新意，阐发隐理，这几本书看似很薄，其实是有深刻内涵的。
有哪些著名的国学大师？
真正的国学大师是国之瑰宝，笔者在此现列举两位曾经任教于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的国学大师：
一、辜鸿铭
辜鸿铭（1857.7.18-1928.4.30），祖籍福建，中西文化皆通，号称“清末怪杰”，精通德、英、法等9种语言，一生共获得13个博士学位，被称为清末精通中西方文化及语言的中国第一人。他曾经将中国儒家经典翻译成英文，积极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以至于西方流传一句话：“到中国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鸿铭。”在1913年，与印度作家泰戈尔共同获得提名诺贝尔文学奖。
辜鸿铭拥护清政府，是有名的保皇派，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仍然留着长长的辫子，在一群倡导西学的教授面前显得很另类，北大的学生因此嘲笑他，他回道：“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是无形的。”。
二、陈寅恪
陈寅恪（1890.7.3—1969.10.7），是历史学家、古典文学家、语言学家、诗人，属于中国国学历史上百年罕见的人物，被评为清华大学百年校史中四大哲人之一，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著名高校。其主要作品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元白诗笺证稿》、《柳如是别传》等。
陈寅恪学贯中西，曾留学英、法、德、日等国，精通几国的语言，在任教清华大学时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称为清华四大国学导师。其祖父为湖南巡抚陈宝箴，由于其家世显赫，学问冠绝，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为“公子之公子，教授之教授”，很多北大和清华的教授都慕名去听他的课。
季羡林是不是国学大师呢？
曾就此话题咨询过季羡林先生的公子季承先生，季承提出几点：
首先，季羡林对自己被封为“国学大师”也感到很吃惊，他说自己就是一个研究东方学的学者，不知道为什么上级要竖他。
其次，季羡林对被竖起来，既有警惕，也有利用。季承先生说：季羡林自己说，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但他自己也没做到。他特别之处，季羡林晚年说了很多“颂圣”的话，他在这么做时是带有玩世不恭的情绪的，比如某领导来，请他吃饭，他去之前就说，又要去“颂圣”了。季羡林有时话说的太肉麻，季承问他，季羡林说就是说说，没必要太当真。
其三，季羡林确实非常用功，在非常岁月中，一度被贬到传达室看门，他依然在翻译《罗摩衍那》，所以局势一变，他立刻便有成熟著作。季承说，父亲的学习精神确实让人佩服，此外季羡林是一个不错的散文家，但说他是国学大师，不仅自己不认同，季羡林本人也不认同。
季羡林先生晚年请自己的弟子蔡德贵先生做口述史，后来起名为《大国学》，在书中，季羡林明确地说：自己不是国学家，更不是国学大师。
然而，季羡林当时的情况，用季承的话说，是已经被“包围”起来了，不少人觊觎季先生的收藏，或想利用他的知名度长期售卖，所以不让季先生与外界接触，每天给他灌迷魂汤。季承因婚姻问题（他的妻子曾是季羡林的保姆，二人年龄差距较大）与季羡林一度不往来，后来想见季羡林，多次被拒，终于见到父亲后，和父亲谈了自己的遭遇，季羡林有所警醒，将一些个人收藏用立字据的方式转给季承，可惜其中一些收藏已经不知何踪。季承通过写书和向媒体披露的方式，公开了一些内幕，让相关机构和人员极为尴尬。
当然，季承说的一些情况可能也有不太准确的地方，所以后来媒体不允许再报道他，也不允许再提他的书了。季承打过官司，好像结果不太如意。
虽然季羡林的学问并非传统国学（他的东方学是西人所立，从方法论到基本理念，均属典型的西学，只是研究的材料来自东方），但三件事还是体现了季先生的风骨。
首先，率先表达对胡适先生的尊敬。在当时，虽大环境有所好转，但胡适仍属禁区，当年批胡适运动中，季羡林并没有很多表现，应该说无愧于胡，但他在上世纪80年代为率先撰文悼念胡适，并对胡适先生表达忏悔之情。以季羡林先生的知名度，有关部门不太好介入，这算是一向听话的季先生难得不听话的一次，这对恢复胡适先生名誉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其次，在学术上有贡献，著作等身，其中许多是在压力之下完成的，季先生在学术上的贡献值得敬仰。
其三，虚怀若谷，提携后进。他晚年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之类话，遭到不少年轻学生的批评，面对批评，季羡林先生承认是违心的，没有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报复别人，这很不容易。
季羡林先生性格有时偏执（可能许多老年人都会如此），因在贫苦中生活较久，有时好钻牛角尖，过度节省，此外确和一些女性有过不当往来，但这些细节不能遮蔽季羡林先生的伟大，他依然是一位值得敬仰的前辈。
如今还有哪些著名的国学大师？
“大师”这个词是谁封的？老百姓！“神医”这个词也是老百姓封的，为什么中国没有了“神医”？那是老百姓不封了。一个个学国学的，你人还没有仙逝就想自称大师，这违不违背中国的谦虚之道？曾仕强是不是国学大师？一定是！何谓“大”？在《易经》中，“大”是一个精神领域的概念，性质为阳，趋势为拓展抽象的理论空间；“小”是一个追求物质领域的概念，性质为阴，趋势为贪图利益、追求眼前的、狭隘的概念。“大师”，精神领域的老师，难道曾教授不是吗？他就是！虽然曾仕强在讲《易经》的过程中，某些理论有争议，有些论据查证时有出入，那又怎么样？知道有多少人因为他的讲课开了窍，开始学习《易经》吗？这就是服务于民的表示，老百姓说他是大师，他就是大师！很有几个学易者一天天评论曾仕强，这不对那是错误的，那好吧，你自己开坛授课好了，可惜你又没有那么本事。《易经》讲“天地人”爻位，一个人没有“元助”你上的去吗？曾仕强能到他那个位置，只有一个解释，“元助”，他是一个负有历史使命的人！许多易学专家，这理论那理论讲的呱呱叫，可惜人民只能望其项背，而他在历史的长河里也就是匆匆过客而已，有意义吗？有本事叫中国的普通老百姓都懂国学，叫中国的小孩子都懂《易经》。不要天天评论曾仕强，“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赶紧用你的国学知识多干点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