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腐败。
1.无知守旧，虚骄自大
鸦片战争前，清朝政府对于世界的发展毫无所知，甚至在清人所著《明史·外国传》中竟然不分彼此，将葡萄牙、法兰西、西班牙等国家统统称为“红毛番”。
对于世界一些国家尤其是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都弄不清楚。
对此外国人评价说当时清朝统治者对外国人根本不加区别“一体被中国人看作是夷人，他们那种亚洲式陴睨一切的气概是那样的浓厚，以致不屑再分什么彼此厚薄。”
当时的官员，都信奉“以模凌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取进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
由此道者，无不各得，其所欲而去，衣钵相承，牢结而不可解。”因此，很多参与重大决策的官员都完全不知道自己所做的决定对未来有多少影响。
在嘉庆、道光年间久任要职的军机大臣曹振镛，对讨教官运亨通之道的门生说：“无它，但多瞌头少说话耳！”这正如时人所揭露的“士不知耻,为国大之耻。
历览近代之士,其自敷奏之日,始进之年,而耻已存者寡矣。
官益久则气愈,望愈崇则谄愈固,地益近则媚亦益工。
“
鸦片战争之后，虽然中国被迫接受了西方日益强大的事实，部分官员和封建王室仍因循守旧，不能跟上时代变化的步伐。
1876年6月，英国怡和洋行不顾清廷的劝阻，擅自在上海修筑了一条吴淞铁路，清政府觉得外国人在祖宗留下的土地上修筑铁路，有碍风水和面子，最后决定以28.5万两银子从怡和洋行手里买下吴淞铁路，并派人将铁路拆毁，抛于江海之中。
1881年，手握重权的洋务派领袖李鸿章，为了解决开平煤矿的运煤问题，修建了一条唐山至胥各庄全长只有11公里的铁路。
当铁路首次通车时，顽固派声称机车行驶会震动皇陵，李鸿章被逼得只好一度改用马拉车厢在铁路上行走，成为当时的奇闻。
2.贪污成风，搜刮无限
康熙晚年,奢侈腐败之风已经兴起,后来经过雍正时期的厉行节约和严刑峻法等改革措施而有所控制。
到乾隆时,随着经济繁荣和财力充裕,奢靡腐败之风重新抬头并愈来愈甚。
乾隆六巡江南,游山玩水,沿途接驾送驾、进贡上奉、大兴土木,豪华与排场空前,糜费特甚。
乾隆带了头,其示范效应无与伦比,大小官吏借接驾和其他机会,极尽奢华之能事。
、文武百官、大地主、大商人,无不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尤其是满族亲贵,沾染的奢侈淫靡的习气最严重。
满人阿克当阿任淮关监督十余年,搜刮的民脂民膏不计其数,豪富无敌,人称“阿财神”。
汉族官宦豪族的奢华情形也大同小异。
大小官吏上任之时大多两手空空,离任返乡则车拉船载,浩浩荡荡。
乾隆后期军机大臣和坤就是有名的大贪官，嘉庆时抄没其家，将其全部财产编列为109号，其中26号经估计即值22000万两。
稍后的领班军机大臣穆彰阿,与贪官和坤媲美,揽权卖官,贿赂公行,世人讽剌说:“上和下穆。”1841年大学士琦善被抄家，有黄金10912两，白银1805万两，珠宝11箱。
丑声藉藉。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是当时吏治腐败、几乎无官不贪的生动写照。
到了清朝后期，出现了买官卖官明目张胆的现象。
由于封建社会里官职是被垄断的稀缺资源,因此凭借手中握有的任免、考选、黜陟、迁徙之大权而卖官鬻爵、大肆收受贿赂的官吏大有人在。
发展到清末新政时期,重贿求官、当官捞钱已成为相当普遍、甚至成为当然的现象,“彼时政以贿成,悬价售官,殆已公言不讳。”谙熟官场潜规则的袁世凯就是通过重金贿赂奕劻而高升。
陈璧一次送给奕劻5万金并求为干儿,“于是由道藩一跃而入为侍郎,且邮部尚书矣。”上任之后，袁世凯仍继续大肆搜刮。
向上讨好慈禧。
在慈禧太后奔逃在西去的路途中时，袁世凯就派骑兵急追千里，给她送去10万两银子做路费。
慈禧太后在西安时，袁世凯又源源不断地送去30多万两银子和几百匹贡缎及其它珍贵的物品。
向下以贿赂买通奕、李莲英为其所用,通过大力保荐推举手下的将领武士、僚佐宾客,来培植私人势力,因此,袁世凯的北洋系成为清末权势熏天的集团。
而清末的新政后，入仕之途有科举、荫袭、捐纳、保举以及从新式学堂或外国留学归来人员选拔官员,途径不可谓不多,然而实行起来混乱无章,流品庞杂。
所以清末选官制度的落后、混乱也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军事腐败前期
1.不加操练，纪律废弛
军队疏于操练，纪律废弛，早而有之。
嘉庆皇帝还是皇太子时,曾经随乾隆阅兵,所见到的却是“射箭,箭虚发。
驰马,人堕地”的闹剧。
绿营士兵的饷额甚低,又为官长剥削,所以,只好自谋生计,兼营他业,把当兵作为一种副业而已。
没有纪律、没有操练,以至军心不固,思想松懈,精力分散,技艺生疏。
而八旗因腐败而退化,所以清王朝虽然拥有22万八旗兵和66万绿营兵，但早已腐败不堪，严重失去了战斗力。
鸦片战争前,烟毒流进了军队,官兵吸毒者甚多,更是造成了兵弱的严重危机。
除吸食鸦片,军队里聚场开赌的现象比较普遍。
京城禁旅往往三五成群。
手提雀笼雀架,终日闲游,甚或相聚赌博。
问其名色,则皆为巡城披甲,而实未曾当班,不过雇人顶替,点缀了事。
骑兵往往没有马,水师素不识水。
将帅不管军务,愚昧无知,贪生怕死。
士兵目无军纪,训练无素,恶习深重。
到鸦片战争时,八旗、绿营、乡勇、团练都不中用,数十万清军被万余名英国远征军打败。
军威一蹶不振。
2.军费不足，武器低劣
光绪年间的海军衙门总理大臣奕擐为了讨好慈禧太后，挪用海军经费400万两修建颐和园，致使北洋海军因经费缺乏，武器装备日益落后，战斗力下降。
北洋海陆军的重要将领,及主管人员,多屈身于李莲英的门下称门生。
军饷上“苞苴贿赂品的来源,不外克扣军饷,侵吞公款,于是弄得军事上的设备粗劣不堪。
上行下效,今之统兵官员大抵专以克扣军粮为事,应给五两者或发给二两有半,应给四两者或发给二两。
承平之际,相习成风,固已有玷职守。
今海隅多故，而统兵各员仍蹈故辙。
而士兵们但能养命,不能果腹,人人伤心解体,积怨成仇。”装备上，举例而言，有的大炮因铸造时偷工减料，蜂眼很多，施放时经常炸裂。
曾经刺探沿海炮台军情的德籍传教士郭士立断言：“我确信有些炮对炮手们要比对他们所瞄准的敌方更加危及生命。”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
3.封建迷信
鸦片战争中，道光帝派往广东指挥作战的大臣杨芳竟认为英舰横行无阻，其中必有“邪术”，于是命令收集民间的马桶，破其“邪术”，结果惨遭失败。
时人便讥讽他为“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奥城中”。
道光帝派往浙江迎战的扬威将军奕经视战争为儿戏，因梦英军“弃陆登舟联帆出海”，且派员“侦探，果有运械归船之事”，以为佳兆昭著；向关帝庙祈祷，又得以虎取胜的启示，便制定了从绍兴分兵三路反攻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的作战计划。
可英军获取情报，早作准备，三路清军大败而归。
因以上种种原因，尽管某些官兵英勇抗敌,尽管人民的反侵略斗争取得局部的、个别战役的胜利,但无法扭转整个战争的结局，更无法扭转清政府的结局。
三，文化腐败
1.科举禁锢
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政策。
对广大知识分子一贯采取恩威并施的两手政策。
一方面实行科举制度，用“四书”、“五经”将人们的思想禁锢起来
2.兴文字狱
另一方面，大兴文字狱，对稍有排满思想或宣传“异端异说”的知识分子，进行残酷镇压。
例如沈德潜《咏黑牧丹》中有“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的句子，被认为是讥讽清朝的异族统治，结果被剖棺戳尸。
胡中藻有“一把心肠论浊清”的诗句，乾隆批示“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
胡中藻被凌迟处死。
乾隆一朝类似这样的文字狱，有记载的即达77多起。
这种专制统治必然使整个社会万马齐暗，一片沉寂。
3.后期选制杂乱
而清末的新政后，入仕之途有科举、荫袭、捐纳、保举以及从新式学堂或外国留学归来人员选拔官员,
途径不可谓不多,然而实行起来混乱无章,流品庞杂。
所以清末选官制度的落后、混乱也是导致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经济腐败
1.压制民族资本主义
前期统治者极力维护个体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基础，压制民族资本主义。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着外国资本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摧残，成长极为艰难。
后期虽然放宽了对民族企业的限制，但仅就从税收制度一项看，民族资本主义仍不具与外国资本主义相匹敌的条件。
2.交税
清末的苛捐杂税每每打着“新政经费”的招牌,使冠冕堂皇的改革措施,多半成了贪官污吏们借以敲剥小民的“暴政”。
命令下来,征集印花税和军需开支,不考虑人民的负担能力。
使得民怨四起，哀鸿遍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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