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能不让人怀疑，“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也许只是“有此一说”而已。
其实，我们反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是因为有人以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来选择性别实施人工终止怀孕。而对“非法鉴定胎儿性别”者进行打击和处理，各地可谓想尽办法。有一个省甚至对举报者开出5000～20000元的奖金，其规格为该省系列计生举报有奖项目的最高，而实际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监管不力造成的后果，当然是极其可怕的。现实中，某些地方出生人口性别比的严重失衡，说明通过胎儿性别鉴定选择生儿育女者大有人在，而且其蔓延势头值得认真对待。
最近，针对预防和治理人为选择胎儿性别问题，湖南省政府酝酿了《禁止非医学需要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草案)》。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个规定今年底有望正式出台。然而，让人始终担忧的是，这类地方性法规的约束力到底能有多大？事实上，我国的《母婴保护法》、《人口计划生育法》和《执业医师法》都明确规定“严禁进行胎儿性别诊断”。同时，对于禁止非医学需要进行胎儿性别鉴定，从国家有关部门到地方政府，都出台过不少规章制度。但多年以来，鲜见有处罚“犯禁”者的报道。
胎儿的性别是检查胎儿发育状况必然带出来的结果，根据相关法律和规章，孕妇及其家属除非医学的需要，不能享有对这一结果的知情权，而知情的医生则不能有透露消息的“话语权”。但是，这种知情权和“话语权”碍于人情或红包的诱惑，是很容易在隐秘状态下成交并使双方均能得到满足的。原来，胎儿性别始终在跟相关的管理者“捉迷藏”。政府有关方面管理的难度，正在于其无法被监控的隐蔽性。同时，可以预见的是，这种隐蔽性也很难会随着立法而在某一个区域立刻消失。
治理“非法鉴定胎儿性别”，当以治理“选择性别实施人工终止怀孕”为根本目的。而我们现行的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似乎有“眉毛胡子一把抓”的趋势。当行政性的措施尚未厘清治理的对象，尤其是一些行政手段尚未用尽之时，仅仅依靠立法是不能够解决问题的。如果相关法律法规起不到令行禁止的效果，反而可能损坏法治的严肃性。帮助某些名人鉴定胎儿性别者似乎已经“逃过此劫”，这在某种程度上凸显了相关政策法规的无奈和尴尬。对于湖南等地立法“严禁鉴定胎儿性别”，我们当乐观其成。但是，在我们强调立法质量的今天，此类立法在进行全面、谨慎、充分的考虑之后，也许还需要耐心地等待真正的立法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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